法国文学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日前逝世，享年77岁。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期，托多洛夫被视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叙事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
1939年，托多洛夫出生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童年时代的他喜爱童话故事，并对《悲惨世界》《雾都孤儿》《塔拉斯贡的达尔达兰》和一些苏联小说的缩写故事感兴趣。成长过程中，托多洛夫开始接触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透过这些作品中传达出的意识和趣味，他逐渐感到当时处在保共统治下的祖国并非乐园，而是“充满谎言”的囚笼。
几年后，托多洛夫进入索菲亚大学，意识形态的森严使得他向往自由的天性难以排遣，于是文学成为托多洛夫关注的对象，他逐渐滑入对文艺理论的思考，并以此为研究方向。1963年，托多洛夫移居法国，师从著名符号学家、哲学家罗兰·巴特，并在5年后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成为研究员。
在罗兰巴特的指导下，托多洛夫在196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文学与意义》，后来这篇论文被视为托多洛夫理论的逻辑起点。同一年，他翻译出版了俄国学者的论文合集《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集》，在当时受俄国文学批评影响较大的法国文学批评界，托多洛夫逐渐受到注意。1967年，《诗学》问世，这部作品与两年后的《<十日谈>的语法》以及《幻想作品导论》被认为是托多洛夫在结构主义诗学与叙事学建构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托多洛夫的结构主义理论已经成熟。
从1970年代开始，托多洛夫以其结构主义理论剖析西方美学发展史，并从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获得启发，提出“对话批评”的构想，这一构想对20世纪的主流文学批评提出反思，在托多洛夫重要的作品《批评的批评》中，他将“对话批评”的关注点放在了文学批评的倾向性、真实性以及社会价值方面。从此以后，关注批评对象“究竟说了什么”开始超越单纯的对作品做出道德与正负判断。与此同时，“新批评运动”正在法国愈演愈烈，20世纪上半叶，实证主义批评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它也被叫“文学史批评” ，建立在博学和考证的基础上，只研究作者，不去思考文学本质，把文学当成自然而然的现象。朗松与他的“朗松主义”是实证主义批评的集大成者。而其反对方罗兰·巴特则提出阐释和批评都是意识形态，否定其自然属性。托多洛夫自然与罗兰·巴特站在同一阵营，并与钱拉·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等人一起被视为“新批评运动”的代表人物。
晚年的托多洛夫思想仍在发生变化，2006年，托多洛夫出版新作《文学的危殆》，几乎全盘否定了自19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批评运动”，他强调纯技术性的文学批评已经对法国文坛形成了严重的负面作用——作家们专注于技巧与结构的精美，而越发脱离世情。托多洛夫将原因归咎于结构主义的泛滥与“新批评”在文化界的独大局面，而就在40年前，正是他和他的老师一起讲这一理论送上神坛。
托多洛夫一定记得老师罗兰·巴特在《批评与真理》中写下的句子：“如果阅读是渴望作品，那么从阅读转向批评，就是改变愿望，不再渴望作品，而是渴望(批评者)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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