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如何滋生和解脱：从《坠落的审判》谈起

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你无法直面你的抱负，还因此怨恨我，但不是我把你变成现在这样的。”在近期引发热议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中，女主人公桑德拉这样对丈夫说。桑德拉是一位成就颇丰的小说家，在电影的开始，她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访问，楼上的丈夫却打开了音乐，大声播放，吵得采访无法继续下去。在这段婚姻中，丈夫希望能够在事业上更进一步却总是不见成效，而妻子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出版。毫无疑问，丈夫嫉妒着妻子的成就。

嫉妒无处不在。恋爱综艺的多位嘉宾围绕一位异性争风吃醋，电视剧中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观众热爱这样的情节。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嫉妒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反而会默默啃噬人们的心灵——“别人家的孩子”让一些父母辗转难眠，“我老公的工资和年终奖”可能招来眼红甚至仇恨。《坠落的审判》告诉我们，就连夫妻之间也会掀起嫉妒的巨浪。

“嫉妒是社会存在的核心问题，一旦两个高等生物能进行相互比较，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美因茨大学社会学、哲学研究所教席教授赫尔穆特·舍克（Helmut Schoeck）在《嫉妒与社会》一书中写到。嫉妒是一种消极的现象——嫉妒某人，意味着因他人的财产或成就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状态，是一种希望他人失去这些财产或成就的恶意愿望。在《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张慧则区分了羡慕和嫉妒：羡慕更多指代的是“我希望拥有你所拥有的”，而嫉妒不一定是想要别人所拥有的，而是把那些东西从拥有者手中拿掉就好了。因此，羡慕更多地被认为是抽离了敌意的，嫉妒则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一种带有敌意的消极体验，常常与攻击行为、恶性犯罪联系起来。

01 感知的不平等比真实的不平等更重要

在《坠落的审判》中，丈夫也曾拥有精彩的人生，他是大学教师和作家，但一切在儿子出意外之后发生了变化。在该由他负责接送的时间，由于没有及时赶到，儿子发生意外致盲，医治让家庭蒙受财务危机，丈夫深陷愧疚之中，也承担了更多照料儿子的工作，而妻子则继续着自己的写作生涯。

嫉妒是如何滋生起来的呢？张慧看到，嫉妒的痛苦涉及“他人的好运”和“自己的不可得”这两个缺一不可的因素。嫉妒包含着对他人好运的渴望而不得，以及嫉妒者想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无能为力。这一方面取决于被嫉妒方“不应得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自身得不到的无力感有多强——“可得”的希望会减轻甚至阻断嫉妒尤其是嫉妒产生的恶果的可能。对方的“不应得程度”和自己的“不可得”虽然受到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嫉妒双方的不平等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平等，更应被称为“感知的不平等”。

在《嫉妒与社会》中，舍克注意到，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爱德华·鲍姆加滕（Eduard Baumgarten）提出过“皇家嫉妒”现象，他以动物界为例，地位较高的动物哪怕自己已经吃不动了，或在性方面已得到满足，还是倾向于拒绝让地位较低的动物得到进食或交配的机会。人类社会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地位较高的人不希望下属拥有相同的特权，在供应方面表现吝啬、实行配给，以免下属过于舒适。

弗朗西斯·培根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当新人崛起时，贵族出身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嫉妒。因为距离已经改变了，这就像是眼睛的欺骗，当其他人上来时，他们认为自己要退下去。”这种嫉妒是从上而下发挥作用的，当其他人试图模仿他的奢华的财富，位于顶层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但顶层者的感受并非如此。

“不应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张慧举例说明，当不平等是潜在嫉妒的来源时，对嫉妒激发行为的惩罚的缺失，某种程度上会强制社会平等的实现。相反，在一个有着悠久和牢固等级秩序的社会，嫉妒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加强现有的不平等。一项针对科威特的哈德拉米（Hadhrami）移民的嫉妒的研究表明，作为仆人的哈德拉米人和他（她）们在科威特的雇主都广泛接受一套等级秩序，所以嫉妒没有能够帮助维持平等和公正，反而变成了个体为排挤和打压与自己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人的机制。仆人们不嫉妒雇主，而嫉妒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他们认为雇主的地位财富是“应得”的，与自己类似却拥有好运的人是“不应得”却“得到”了，而自己却始终“得不到”。《坠落的审判》中丈夫关心的不是其他作家如何在逆境中取得成功，而认定妻子的成功“不应得”，大概也是同理。

社会接近性对于嫉妒心理而言相当重要。舍克发现，一般来说，嫉妒只会影响到那些实际上可能存在竞争的人。比如说《坠落的审判》的丈夫更可能和同为作家且同居一室的妻子比较，而不会拿自己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者也需要在照顾孩子的间隙寻找时间写作）的处境进行比较。当然，这种接近性也可能被记忆和想象取代。这意味着嫉妒也可能存在于想象中的竞争，这种心理在社交媒体上相当广泛。

对方的“不应得”是嫉妒心理来源的一个方面，重点还在于嫉妒者的“感到缺乏”。张慧看到，嫉妒方感受到的弱势和被嫉妒方的优势虽然和实际的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更多时候，在嫉妒发生这件事上，被感知的不平等、比较出来的不平等甚至想象出来的不平等，都可能比实际上的不平等作用更大。嫉妒者无力感的强弱进而导致的“可得”的希望大小，是“感知的不平等”的重要内容。所以说，并不是差异本身导致了嫉妒的发生，根源在于无法获得的状态。舍克说，嫉妒之人甚至深信，“被嫉妒者的繁荣、成功、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嫉妒者自己贫困和匮乏的原因。”

02 被嫉妒者的自我贬低无法使嫉妒者解脱

嫉妒不一定是想要别人拥有的，而可能只是希望对方失去这些事物。看起来，嫉妒是一种纯然消极的情感。嫉妒的一方和被嫉妒的一方必然存在某种不平等，那么嫉妒是否可以促进社会的平等呢？

有人认为可以，例如托克维尔就认为，嫉妒具备消除不平等的动力。舍克却不这么看。“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相等的财产，或者财产由国家分配，那并不是一个没有嫉妒的田园。”哪怕是强烈地消除了财富不平等的社群中，人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因为他人的成就、爱好、技能甚至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财产而滋生嫉妒。

比如说，由于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基于年龄的等级制度，所以哪怕年龄成为了唯一的区别，不同年龄的人们也会对他们之间的差异产生极大困扰，代际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怨恨依然会存在。又比如，人们的精神财富也会成为嫉妒的来源。舍克敏锐地发现，反智主义也来源于嫉妒。任何一个专注于个人智力活动并具有这方面能力和天赋的人、任何一个看起来有能力进行深度思考的人，都可能遭到嫉妒。

在《坠落的审判》中，夫妻二人原本处于类似处境，但眼看着妻子事业有成，自己的计划一个也没有完成，丈夫的心态发生了剧烈变化。他对心理医生说，感觉自己像被阉割了一样。心理医生也认为，桑德拉给丈夫造成了强大的心理负担，仿佛在指责是桑德拉逼死了他。

面对丈夫的处境，桑德拉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丈夫恢复平和呢？要求她不再追求自己事业的成功，显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自我贬低、在丈夫面前保持谦逊会有用吗？

舍克在《嫉妒与社会》一书中指出，面对嫉妒时，自我贬低是无效的。弗朗西斯·培根说，用坦率公开的方式展现自己伟大的人，反而会吸引更少的嫉妒；而试图笨拙地掩饰或者贬低自己运气、声誉等的人，就仿佛在说，自己并不是真心相信命运对待自己比自己应得的要好，“这样的人，给人一种自觉不值得和缺乏应得之物的印象，从而真正激起了他人的嫉妒。”因此，自我贬低的说法，只会让被嫉妒者的“不应得的程度”增加，从而增加嫉妒。

由此看来，既然嫉妒者难以改变“他人的好运”，只有增强自己“可得”的希望，才有机会逃离嫉妒的牢笼。舍克给出的建议是，摆脱嫉妒的方法并不在于禁欲主义、炫耀般的节制、修道院或者孤独，唯一能从嫉妒中解脱出来的活动，是那些“让我们充满新的、不同的冲动、情感和思想的活动”，这些活动“必须是有价值的、充满活力的和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对很多人来说，克服嫉妒的欲望也可能成为实现积极成就的真正动力，由此带来对成就感的满足。

孩子失明、换工作、回老家……生活中的种种难题让《坠落的审判》中的丈夫感到窒息。他认为自己变成了受害者，妻子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面对妻子的“好运”，他对幸福生活的“不可得”便显得更加悲惨。丈夫陷入抱怨，桑德拉这样理解丈夫的问题：“你选择不去投身于写作，是因为你害怕……现在你想要找个替罪羊去怪罪。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被你自己那些该死的标准和对失败的恐惧吓坏了。”

作家嫉妒同行，这并不罕见。在《作家的祈祷》一文中，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用很长的篇幅写出了与其他作家比较时自己的嫉妒之情，他说“每次与其他作家比较，都会给自己招来无尽的烦恼，每次都会自怨自艾”。看到别人上了脱口秀节目、作品被翻拍成电视剧、广受读者好评，他就感到非常难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

“主啊，请让我记住，不要与其他作家攀比。其他作家是成功还是失败，跟我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写他们的故事，我写我的。他们有他们的写作手法，我有我的。他们有他们的职业生涯，我有我的。我越注重与他们攀比，就越不能集中精力做好自己，写好自己的作品，其结果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自尝苦果，毁掉自己……主啊，请帮助我，写自己的作品。在开始时，我会花一定的时间，笨拙地模仿别人。这是因为，我需要学习，才能发现我自己的故事，并学会如何把它们挖掘出来。我确信它们是存在的，确信我最终能找到它们。”

按照前述的嫉妒公式来说，布洛克的这种做法是虽然无法改变“他人的好运”，却可以改变“自己的不可得”状态，从而减轻和消除嫉妒。

可是，消除嫉妒难道仅仅只能依靠个人的奋斗吗？舍克可能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认为，越平等，人们越会相互嫉妒，“嫉妒在这个世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原因是有人拥有某种性质的东西，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会让其他人感到缺乏。”但是，关键不就在于，为什么事物的性质有高低优劣之分吗？《坠落的审判》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对传统家庭中的性别分工进行了倒转。妻子享受着外部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丈夫变成了为家庭牺牲的人。

对照料家庭和工作赚钱的评价如此不同，正是因为照料家庭是无薪的、不被认可的劳动。如果我们能够消除结构上的不平等，就可以让“好运”的程度降低、使“可得”的程度提高，被社会认可的“主外”工作就不是某个家庭成员拥有的好运和特权，照料家庭的人也不会感到深深的“得不到”的无力与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