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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虽然目前尚未公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草案，但该法保障民营经济权益的具体内容，引发各界热切关注。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提交《关于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提案》，建议为民营企业专门立法，以法治保障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当时还有不少企业家代表、委员提交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法建议。2024年2月21日，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同组织召开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座谈会，首次明确民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已经启动。
在新形势下，社会各界对这部法律各有期待。劳动法律被认为在保护劳动者和限制企业解雇权方面不够平衡，导致劳资关系紧张。这不仅增加了企业处理劳动纠纷的成本，也限制了企业的用工意愿，进而提高了劳资关系之间的摩擦成本和企业负担。在疫情期间企业遇到经营困难时，这一问题更为凸显。那么，民营经济促进法能否成为改善劳资关系的契机？
微观治库创始人、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指出，中国的劳动法律，特别是劳动合同法，作为一般民事关系的一种补充，旨在保护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法律在解雇保护方面做得过于极端，导致劳资关系异常紧张。这不仅增加了企业处理劳动关系的成本，也抑制了企业的用工意愿。
2022年，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在《<劳动合同法>的十大失衡问题》一文中指出，《劳动合同法》实际上将“劳强资弱”的概念改变为“资恶劳善”的观念，并将“劳资冲突极其对立”作为立法时的逻辑假设，过度强化管制、限制自治，由此产生十大系统性失衡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的三大失衡问题、“企业用工成本比较高”的三大失衡问题，以及“立法过度倾斜”的四大失衡问题。
董宝华教授的团队比较了OECD（国际经合组织）的劳动法律，发现“我国解雇保护水平（3.01）远高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就辞职自由而言，过度宽松的辞职制度，使用人单位丧失了对技术工人培养的积极性。”
董保华指出，企业与劳动者只有互利才能共赢，建议修法时首先回到《劳动法》的平衡点。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进行分类，建立劳动法适用的豁免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分层，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的排除制度。检视劳动关系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劳动关系调整更为平衡。
唐大杰说，劳动法出台至今30年，劳动合同法出台至今16年，这些问题的暴露已经非常充分，尽管这一问题在学术和媒体舆论中讨论得并不充分，但疫情为社会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契机。
疫情期间，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员工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回到了起点，“企业经营遇到困难，老板可以把企业关掉，甚至债务也可以推卸了，但是员工怎么办？”唐大杰说，如果继续按照现行的劳动法律执行，企业不能降薪、裁员，将无法生存下去，最直接受损失的就是员工。
国家有关部门也注意到这一严峻现实，并迅速出台建议，允许企业和员工进行协商处理工作方式和工资报酬，以渡过难关。虽然政策上为灵活用工开了口子，但法律层面并未松动。
同时，疫情也助长了灵活用工模式。灵活用工不仅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也为失业者提供了收入来源。然而，现有的劳动合同法并不完全支持这种平台用工模式。
唐大杰指出，灵活用工获得广泛认同，这对劳动法律提出了“终极追问”——限制企业权利能不能换来员工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
“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努力，尽管我们反对恶化劳资关系的法律制定，但整个法制进程并未如我们所愿。”唐大杰说，疫情触发全社会对劳资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是，现行劳动法律面对新经济形势、新型就业形态时深刻的、原则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社会也看到了灵活用工模式对社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可能为劳动法律的修改提供契机。
但唐大杰指出，各类“促进法”的共同点是，它更多是对行政权力的一种要求和约束，而不能“超越”现行法律。这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一个尴尬之处。“它不能硬性要求国有企业做什么，因为这可能违反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它更不能修正或超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或税法等法律的要求。因此，促进法更类似于一种行政法律的补充和操作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