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绝大多数的音乐人都无法靠音乐吃饭。“死磕其实挺困难的，”刘立新坦言，“因为摇滚乐养活不了音乐人，他们必须有一份别的工作。”这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成员很难协调彼此的空闲时间，更严重的是，一些人的音乐梦想很可能就此消失殆尽。
今年已经是13CLUB创办的第12年。老板刘立新是个内蒙古人，1998年正式来到北京发展。和当时许多在北京死磕摇滚乐的青年一样，来京之初，他生活虽然窘迫，却也充实。之后，他做过酒吧驻场乐手，当过Livehouse经理，开过乐队排练室……直到2004年13CLUB开业，“那个时候乐队没那么多演出机会，没机会就给自己创造机会嘛。”
文丨李禾子
校对丨李日晴
编辑丨安西西
13CLUB隐藏在北大东门附近的一排餐馆中间。推开棕褐色大门，左拐一条狭窄的通道径直通向一座木质吧台，酒杯和酒瓶反射着昏黄暗哑的灯光，对面，距离吧台不到两米的墙上布满了各式涂鸦和乐队签名，两只西施犬温顺地伏在一旁，不作声响，盯着来人。吧台最右边，是演出场地的入口。
初次见面，晚上8点，刚好赶上一支乐队排练，在舞台一旁隔音效果较好且明亮的休息室里，穿着皮衣、扎着脏辫的刘立新正坐在记者面前的沙发上，他一面认真回答着问题，一面不时喝几口手边的咖啡，显出几分局促和腼腆。
第二次见面，没有了嘈杂的乐队，采访直接安排在了昏暗的演出大厅，他没有像上次那样将脏辫扎起，放松不少，还向记者展示起最近的英语学习成果。刚一落座，店里的一只白猫慢悠悠地走来，他将猫抱起，继续着之前的话题。“我一直挺遗憾自己英语不好，”刘立新说，“能不能听懂英文歌词，对音乐的理解会完全不一样，看不懂歌词的时候，听的真就是形式。”
今年已经是13CLUB创办的第12年。老板刘立新是个内蒙古人，1998年正式来到北京发展。和当时许多在北京死磕摇滚乐的青年一样，来京之初，他生活虽然窘迫，却也充实。之后，他做过酒吧驻场乐手，当过Livehouse经理，开过乐队排练室……直到2004年13CLUB开业，“那个时候乐队没那么多演出机会，没机会就给自己创造机会嘛。”
就该来北京玩摇滚
刘立新口中的乐队就是他所在的军械所乐队，早在1994年便已经在老家通辽成立。当时还没有酒吧和Livehouse的概念，乐队每天在夜总会驻唱。那时他每天最多能挣4、500块，最少也不下100块，这在那个时代已经算很高的收入。本可以靠着这笔薪水在老家过活，但刘立新并不满足于天天在夜总会翻唱别人的作品，“家里那种环境，至多是做跟自己喜好有点关系的工作，但毕竟不能唱自己的歌，更不用说发唱片。”
于是，同样在1994年，刘立新只身一人，第一次来到北京。
“那时候喜欢唐朝、黑豹，来北京还不是为了玩乐队，就是想学习，也有点来膜拜偶像的意思。”他刚到北京就直奔迷笛学校，上了一节试听课，感觉不太对，“吉他老师很一般，就是很传统地按着教材讲。那个时候认名气，觉得这老师也不是很有名，没出过唱片，又不是摇滚明星，还不如找一个私人老师。”
后来他通过朋友找到了呼吸乐队的吉他手做老师，开始在老师家里约私课，一节课要150块，不便宜。大概学了3个月，没钱了，这时刚好赶上了北京入冬的天气，他觉得太苦，回了老家。
第二年，刘立新在老家开了一家唱片店，卖一部分自己喜欢的摇滚乐唱片，但更多还是流行乐。“说心里话还有点惭愧，那时候卖的好多都是盗版唱片，从批发市场进货，利润能翻两倍以上，”说着刘立新话锋一转，“但摇滚乐唱片都是正版，虽然它利润少，可自己就是爱好这个。”
唱片店开了将近两年，有一天，刘立新突然接到了乐队鼓手的电话。当时的鼓手从老家艺校毕业考到了内蒙古歌舞团，正琢磨着继续做乐队的事，第一个想到了身为队长的刘立新。“要不你看看来呼和浩特？”鼓手问。刘立新一想，呼和浩特毕竟比家大，怎么说都是从三四线城市跨进了二线城市，说不定能更好地发展摇滚乐呢？刚好他在家待得有点无聊了，于是卖掉唱片店，来到了呼市。
也许是94年的那趟北京之行给他印象太过深刻，又在呼和浩特生活了两年，刘立新觉得这里的音乐环境和北京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演出机会太少了，跟在老家赚钱没什么区别。”在那个资讯匮乏、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北京聚集了全国90%以上的摇滚乐队。刘立新心一横，揣着800块钱，再次来到北京。
“总之家里人、身边的同行都不太理解，他们觉得在家的话毕竟还有钱赚，到北京你只有花钱的份，”回忆起来，他依旧愤愤，“我当时就想，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自己就废了，音乐梦想永远都实现不了。”
死磕不易
刘立新对海淀的情结就始发于刚来北京那阵子。98年刚到北京，他在海淀公园附近的芙蓉里花400块租了一间房，他说自己非常喜欢在大学附近的感觉，消费不高，环境草根，接地气。包括后来开排练室和13CLUB，他几乎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海淀，“总觉得海淀更有摇滚的气质。”
1999年，刘立新重组了军械所乐队，开始正式在北京各演出场所亮相，同时也开始了陆陆续续的找人、换人过程。“中国成立十几年的摇滚乐队，可能有80%多，换2、30个乐手都是很正常的事。”他说。
在中国，绝大多数的音乐人都无法靠音乐吃饭。“死磕其实挺困难的，”刘立新坦言，“因为摇滚乐养活不了音乐人，他们必须有一份别的工作，有了别的工作他们又会面临生活跟音乐的协调问题。”问题比如有成员成员很难协调彼此的空闲时间，更严重的是，一些人的音乐梦想很可能就此消失殆尽。
军械所曾经的一名贝斯手曾向刘立新袒露他的困惑：成家之后，自己总会面临来自家人的种种压力，他们总在谈论别人买了多好的车、买了多大的房子，虽然不明说，总觉得是针对自己。“我就跟他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只是不是物质方面的，两者没有办法比较。”刘立新试图开导他，但最终失败了，“他可能觉得，摇滚乐还是不能给他带来满足，拼命地赚钱才能。”有了小孩之后，这名贝斯手彻底放弃了摇滚乐。
说到这，刘立新语气中多了几分无奈，“所以你会发现，乐队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一个团队，需要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沟通，非常艰难。”他也庆幸自己一直坚持了下来，做的事一直和摇滚乐相关，不仅如此，还能给其他乐队提供便利。
虽然乐队成员彼此间的价值观相异，但刘立新始终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军械所的前主唱曾因个人问题进过监狱，判了两年，刘立新和乐队就等了他两年，再没有找新主唱。“乐队从那之后就不排练了，一直等他，纯等着他，”刘立新说，“出来以后，他之前的女朋友早就有了新男友，但是乐队没抛弃他。”
2011年，军械所获得了第三届中国摇滚迷笛奖的最佳年度硬摇滚乐队奖，刘立新上台领奖时说，“今天非常遗憾，跟我奋斗了十年的我们的主唱不在现场，我非常希望能跟他一起分享这个荣誉。”
做对的事
2004年平安夜，13CLUB举办了开业演出，参加的乐队包括了病蛹、挂在盒子上等，一共五支。“那个时候没想那么多。”刘立新说，他用“没有退路”形容起当时的心情。
“那个时候肯定13CLUB能一直开到现在吗？”
“不知道，我只是决定了一件事就想一直做下去。”刘立新的回答也并不让人意外，“确实也挺艰苦的，但这是你的爱好，苦也就不觉得苦了。总之不挣钱也没赔钱，对我来说挺开心、挺值得的，在中国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太难了，对不对？”
一家店怎么经营、经营成什么样子，总能反映出店主的趣味和脾性。13CLUB没有进行过刻意装饰，或者也可以说是到店客人共同装饰的结果，“还是随意一点好，不要太华丽。”在刘立新的理解中，表面的装饰物无论如何也带不走，他把重心全部放在了舞台上，力求给观众更好的灯光音响体验，“而且这些舞台设备都是移动的，投资之后相对来说还能保一部分值。”
13CLUB也是北京的Livehouse中最早禁烟的，甚至早于政府颁布“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相关条例的时间。这倒不是因为刘立新本人不抽烟，而是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对一场演出的评价，“看到一半就被烟熏到无法忍受，回家之后还满身都是烟味。”当时北京还没有任何一家Livehouse实行禁烟，“全北京没有，不代表我们就不可以这样做了，”他意志坚决，“可能虽然不多，只要有不抽烟的人，我就得替他们考虑。”这个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烟民观众的反感，但他依旧坚持。当然，这仅限于有演出人多的时候。
刘立新同样不爱喝酒，尤其是在乐队排练和演出时，他也希望乐队成员不要喝酒。“起码保证演出的状态能对得起观众，我觉得这是一种职业精神，”他说，“为什么呢？喝酒肯定出错嘛。”采访间隙，吧台处传来动静，他敏锐地察觉到是有客人酒醉闹事，立马起身把他们请了出去。
2008年，13CLUB在天津开了分店，开店理由和北京店几乎一致。“2005年我们去天津巡演，那么大一个城市居然找不到合适的演出场地。”刘立新觉得摇滚乐发展不能没有根据地，没有现成的，他就决定自己去造，托朋友找了房子。从选址到开业，总共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音乐节和消夏音乐会差不多，观众都是来遛弯的，在经济方面能给乐队一些补给，但真正的歌迷都在这种Livehouse里。”刘立新补充道。
在被问及是否想过把13CLUB开到更多的城市时，他回答，“我考虑过很多城市，但慢慢发现很难实现了。”横亘在他面前的，很大一部分是资金问题。“找投资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特别弱的一点就是不会吹。我就告诉你我这个东西不挣钱，能打平已经是万幸了，人家说你不挣钱我给你投资干嘛？”
“其实如果把13CLUB公司化运作，你就可能不玩音乐了。”
面对记者的假设，他赞同地点了点头，“万幸的是我还有音乐梦想，还在坚持着音乐。物质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能做点贡献就做点，做不了太多也没关系，能坚持梦想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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