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3年的“稳”切换为2024年的“进”：“稳中求进”是中央在部署经济工作时一贯坚持的总基调，只不过在具体落地时会因为每年的经济形势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而在“稳”和“进”的侧重上有所区别。2024年显然再次作出了调整，没有了过去两年置于“稳中求进”之前的“稳字当头”，新增了“以进促稳”，明确要求“积极进取”。
从会后通稿看，2024年的“进”可以说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经济运行，着眼于短期，中央要求“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另一层是结构调整和方式转换，着眼于中长期，中央要求“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这两层都是2024年施策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后者，更是作为重中之重，主要任务大多围绕这一层，以期达到“以进促稳”的效果。
对于“进”，本次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了要“先立后破”，这明显是因为部分领域“先破后立”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结合官方的解读，“先立后破”意味着不能未立先破，不能搞运动式，也不能踩急刹车，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急于求成，要立足国情、逐步实现。
宏观调控在“加力”和“适度”间寻求平衡：就财政政策而言，从上年的“加力提效”变为“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从具体安排看，后者才是重点。财政空间是“用好”、支出结构要“优化”、减税降费是“落实”、一般性支出要“严控”、专项债是“合理扩大用作资本金范围”。财政支持的重点主要有两个——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2024年基层政府财政压力仍然不小，财政可持续性是中央关注重点，转移支付的力度预计将低于此前市场预期，此次会议不仅没有像上年那样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反而明确表示严格转移支付的资金监管，对“基层”三保仅仅表示要兜牢底线（上年是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
就货币政策而言，也从“精准有力”调整为“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中央明确要求“盘活存量、提升效能”，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12月4日公开发表文章中指出，盘活存量贷款、提升存量贷款使用效率、优化新增贷款投向，这三个方面对支撑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副局长陆磊12月13日也指出，每年我国全部贷款中约有80%需要回收再投放。
尽管如此，“降准”、“降息”仍然可期。除了要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外，时隔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融资成本问题，要求“稳中有降”，尽管力度没有2019年“降低”更有力，但仍需要在资金供应和价格上作出保障。与此同时，中央对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速度的要求和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需要“降准”的配合。
新增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的约束力：此前中央要求社融和货币供应量仅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2024年则增加了与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的新要求。
这就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多高的价格预期目标才是合适的？过去，我国的CPI目标值除了2001年-2003年设定为1%，其他都不低于3%，特别是2015年以来基本锁定在3%（仅疫情冲击最严重的2020年为3.5%）。过去20年，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压力，央行货币政策较少关注物价，2023年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通缩”阴影下，三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明确表示要“促进物价低位回升，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考虑到我国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切换到中速增长阶段，3%的目标值可能已经不再适合，我们是效仿其他国家将目标值锁定在2%左右，还是会在2%与3%之间折中，有待2024年3月“两会“揭晓答案。
更加强调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合度：一方面，中央明确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项评估目前已是政策出台前的一道程序，意在提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系统性，既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要防止“合成谬误”，还要防止“分解谬误”。所谓“合成谬误”，是指不同政策相互掣肘，局部合理的政策叠加起来会造成负面效应，“分解谬误”则是指整体任务简单分解，甚至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
另一方面，上述评估体系从经济性的评估转变为全面性评估。本次会议明确要求，除了要求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外，还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上述评估体系中。
对预期管理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中央明确指出，“社会预期偏弱”是当前面临的困难之一，需要“改善社会预期”，“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并要求多出一些兼具“稳预期”效果的政策。
预期的管理和引导本身作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已经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此前，有关部门在这方面采取了较多行动，定期召开发布会、政策出台有时会举行吹风会，遇到热点问题，有关部委会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进行回应。最近，受到较大关注的有财政部回应穆迪下调展望、央行行长潘功胜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此同时，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等主要部委领导接受央视访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主要部委领导人即出席论坛进一步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平衡强调消费和投资的双轮驱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此前，无论是二十大报告还是今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强调的还都是消费在经济发展和拉动增长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2023年开年，经济学界就爆发了一场我国经济是否应该向消费拉动型转换的讨论，此后类似讨论几乎贯穿全年。虽然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数年份高于资本形成总额，但是，在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中，一直以来都是以投资为主导的，除了考虑投资会带来收入增长进而拉动消费之外，还因为投资能直接形成生产能力，不仅能有助于实现短期增长目标，也有利于长期发展。
虽然有关讨论持续多年，但今年更甚，投资主导型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诸如优质项目缺乏、产能过剩、资金浪费、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企业风险等因素叠加，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建议应该转向消费拉动。在这场讨论中，也有学者从我国发展阶段出发而取法其中，认为投资和消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仅投资能拉动消费，消费也能增加生产和投资。
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中，有关消费的篇幅显著增加，甚至在扩内需中超过了投资。考虑到2024年要激发 “有潜能的消费”，再加上财政压力较大，预计难有类似“大撒币”的政策出台，但是，仍会在新型消费、传统消费和大宗消费方面推出一定支持政策。投资方面则明显更加注重“效益”，对政府投资的期待从上年的“带动全社会投资”转换为发挥好”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对象从上年的重大工程及补短板项目转换为新型基建、核心技术攻关、节能减排降碳等新型领域。
以统筹方式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4年需要化解的重点领域风险明确锁定在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并将以“统筹“方式化解。房地产行业一头连着地方政府，一头连着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若能得到满足，房地产市场若能走稳，在化解房地产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化解。
“三农”回归兼顾粮食安全和拉动消费：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4年之后首次将“三农”整体列作来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也是对二十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落实。农村是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相比，跛脚走路的问题比较突出，现在正处于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关口，2024年有关“三农“的几项工作，延续的正是二十大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划定的框架。“三农”的问题，不仅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也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相对来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高，增收后比城市居民更有助于拉动消费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