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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本是高山》正在全国上映。影片根据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张桂梅如何排除万难，建起女高，带领学习基础很差的第一届学生参加高考并取得理想成绩的故事。
虽然《我本是高山》是否尊重人物原型的问题在正式上映前就引发了争议，但就电影本身而言，这是一部标准的有着“好老师改变学生命运”叙事的故事片，电影史上这一题材的电影有很多，比如《死亡诗社》（1989）、《放牛班的春天》（2004）、《热血教师》（2006）、《舞动天地》（2006）等。此类影片具有一个共通的叙事结构：一位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老师接手了一群问题学生，通过不同方式证明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好的引导可以让每个孩子变得优秀。
“逆天改命”是《我本是高山》的宣传语，概括了全片的核心主旨。这是一个有着微妙多层含义的词语，它既有励志昂扬的一面，又有着某种悲壮的底色，而正是这一层底色让《我本是高山》不同于上述其他电影，让片中对好老师、好学生和正确的教学方式的定义具有某种中国特色，也让观众在看到“好结局”时依然心生怅惘。
“逆天改命”的悲壮感
“好老师改变学生命运”主题的故事片通常都有一个标志着学生开悟，全心全意接受老师的关键转折点：《死亡诗社》里，基汀先生打破传统名校死板的教学方式，鼓励男生们做各种“离经叛道”之事，比如站在课桌上换个角度看世界、违反门禁成立死亡诗社，来启发他们挣脱升学考试的压力，学会自主思考人生意义；《热血教师》里，公立小学老师罗恩·克拉克面对一班别的老师避之唯恐不及的捣蛋学生，努力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成功唤起了他们为集体荣誉感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意识；《放牛班的春天》和《舞动天地》中的两位老师都通过音乐（合唱和舞蹈）打开问题少年封闭的心灵，把他们从自暴自弃中解放出来。
《我本是高山》的故事背景则是，张桂梅（海清 饰）以学杂费全免的条件招收了一批原本没条件接受高中教育的女生，她们当中不少人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拿到。女孩们一开始并不理解上学的意义，而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偷懒玩耍的机会，不愿遵守张校长严格的校规。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这所女高因教学成绩未有起色和办校资金短缺而濒临解散之时，张桂梅用一番激将式发言激发出女生们对自身前途的恐惧：“如果你们现在回家，一辈子在山里面出不来了！下辈子也出不来！”
山月（赵瑞婷 饰）山英（美朵达瓦 饰）两姐妹是片中的重要角色，她们的命运反转既成为了推动剧情的主要动力，也向观众具象化了女高学生的集体生存困境。两姐妹来自一个贫寒的大山家庭，姐姐山月成绩优异，一心盼望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妹妹山英不擅学习，原本只想早早地开始打工赚钱支持姐姐的学业。母亲去世后，两姐妹的父兄反悔，强行把她们带回家并立即让山月出嫁，给哥哥娶妻换得彩礼钱。婚后山月迅速生子，却惨死于丈夫的家庭暴力。片中，山月之死化作女生们努力学习的动力，张桂梅语气严厉地对她们说，你们回家后一无所有，房子和土地都属于父亲兄弟。一个个都给我争点气，去当兵、当医生、当律师、当护士。
“我本是高山”出自山月的自我期许。张桂梅翻越崇山峻岭寻回山英，看到了山月用粉笔在家中房梁上写下的这句话。片中山月的这个未尽心愿被女生们继承，成为女高的奋斗战歌：“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女生们在出发前往高考考场的大巴上反复吟诵这句话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片最具有热血青春片气质的片段。
不读书就要囚于婚姻和贫穷之中——高考蕴含的强烈“背水一战”意味让张桂梅和华坪女高学生的故事洋溢着悲壮感，也赋予了张桂梅的教育方式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我本是高山》与《热血教师》形成了强烈对比。《热血教师》根据美国知名教师罗恩·克拉克（Ron Clark）的真实事迹改编，片中的克拉克（马修·派瑞 饰）向校长发誓，要让一班全校“吊车尾”的学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他用玩游戏的方式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比如把42位美国总统的名字编成一段说唱，让学生得以记住枯燥的历史课知识；他还注重因材施教，为班上的一位男生独创打牌教学法。《热血教师》中的学生们虽然也因家庭背景而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但一位好老师不会以压制孩子的爱玩天性和独特个性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成绩。
《我本是高山》其实没有展现任何具体的教学场景，我们并不清楚老师们到底是如何教这些底子差的女高学生的，但我们能从一些细节侧面看出某种中国式教育的影子：要求学生统统剪掉长发，禁止女老师们穿裙子，杜绝学生们分心的可能；课桌上越垒越高的教材与试卷；学生们争分夺秒地背诵知识点；当地教育局长（杨皓宇 饰）劝说张桂梅遵守教育部门的规定停止补课，张桂梅以为学生前途着想为由强硬拒绝……
这种禁欲主义的、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模式我们都不陌生，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之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好方法。然而在华坪女高的语境内，让女孩们通过高考“逆天改命”是如此重要，应试教育被视作“弯道超车”的唯一捷径。“不成功便成仁”的紧迫感甚至让部分观众不满于电影对华坪女高学生的呈现，拒绝相信她们除了是刻苦的好学生以外，其实也是爱美贪玩、知慕少艾的花季少女。
在受教育、阶层流动性甚至是身体自主权高度不平等的环境中，女生们的刻苦学习和遵守纪律被投射了太多、太沉重的意义。于是，“好老师改变学生命运”的中国故事相较于欧美同题故事重点出现了偏移，观众被唤起感动的原因不是好老师看到了“问题学生”的标签下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个体，引领他们走向独一无二的人生道路；而是好老师成功地将一盘散沙般的差生拧成一股训练有素的力量，一齐冲向远方大学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生而为女的结构性困境
“命运从来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有本事自己去改变它。”片中张桂梅告诉学生们，唯有考出去，才能对早早嫁人生子的命运有说不的权利，将成为高山的机会牢牢握在手里。但到底是什么在拖累、阻止她们成为高山？
电影中山月山英的家人代表了这股力量。高考前夕，全家人出动来到学校试图再次带走山英，父亲嘟囔着“养的猪还能卖两千块”；哥哥见耍横不成，试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妹妹嫁人帮衬哥哥；围观的一位男性长辈也说女孩读太多书没用，早点嫁人算了。对笃信“知识就是力量”是不证自明真理的我们而言，阻止女孩接受教育是不可理解的封建愚昧，用妹妹的彩礼帮扶哥哥更是无异于卖女儿的野蛮之举（正如片中张桂梅破口大骂这对父兄为“畜生”）。在这一“现代VS传统”的观念交锋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当女性步入社会，参加有偿就业，压迫女性的趋势才能得到纠正。
封建愚昧不能完全解释女高学生身处的结构性困境。诚然，“父子一体”的传统中国父权制家庭秩序是造成这一结构性困境的重要原因：父权制家庭以男性的代代传承为根基，女性家庭成员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次等存在。在美国历史学家任思梅（Johanna S. Ransmeier）看来，儒家等级结构让中国家庭具有交易色彩，“同样作为家庭中的弱势成员，妇女与儿童共享某种轻贱、流动的状态，在卖家眼里无足轻重的女人与孩子，在买家眼里则是弥足珍贵的劳动力。”
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提醒我们注意，社会性别体系的弹性之强，可以迅速适应和吸收新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绝让女儿接受教育、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就不仅是一种不识时务或封建愚昧。德国社会学家玛利亚·米斯（Maria Mies）认为，我们不能用“经济理性人”的思维去理解女性所面对的父权制的压迫、剥削和暴力，她们被掠夺的处境——无论是受教育的权利、工作机会还是身体自主权——恰恰是“现代化和发展”真正的前提条件。
米斯在《父权制与资本积累》一书中提出，自欧洲启蒙时代的猎杀女巫开始，“女性在男性之下的暴力从属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具体表现为，女性的身体是其最初和最后的“生产资料”，家庭和社会皆从掠夺女性的“生产资料”中榨取剩余价值：在家庭中，女性劳动（包括从事家务、生儿育女和参加雇佣劳动）是男性获得“持续性原始资本积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让姐妹出嫁可被视作财富的来源，彩礼让家庭中的男性有机会掌握并非他们赚到的钱，在以金钱为运作基础的现代社会获得生存资源。在整个社会的层面，维持父权制的劳动性别分工（即强化她们的养育者身份）“不仅能够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最廉价的手段，也可以降低市场中消费商品的生产成本。”米斯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得女性的劳动得不到公平的定价——她们的社会再生产劳动被认为不具有经济价值，雇佣劳动则因为她们不是“全心全意的劳动者”而价值偏低——这产生了一个反直觉的效果，即是女性而非男性“成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最佳劳动力”。
[德]玛丽亚·米斯 著 李昕一 徐明强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8
米斯也在书中分析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处境。她指出，由于传统的父系制度和父系家庭结构得到了保留，妇女在结婚后往往被纳入丈夫的家族和所在的村庄，失去她在父母村庄的基础。即使在土地集体化之后，村里的女性也全部都是外来者。在这种制度下，女性是娘家的“赔钱货”，父母没有动力在她们的教育和培训上做过多投入。“通过将女性定义为家庭主妇和养育者，可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她们作为无报酬的家庭工人和低报酬的生产工人，正在补贴现代化进程。”
尾声
《我本是高山》以山英考上大学为结尾，但金榜题名之后，山英就能如张校长所说的那样，获得选择命运的自由了吗？
电影中的女高老师付春盈（刘雅瑟 饰）或许预示着一个可能的未来。付春盈是张桂梅教出来，成功考上大学在城里落下脚跟的学生，她为了报答张老师的恩情，也是为了帮助更多像她这样的女孩，选择来到华坪女高任教。尽管付春盈一开始向张桂梅保证她的夫家非常尊重她的意愿，让她得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但在意外怀孕生子后，她依然需要承担起照顾幼儿的责任，为此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学校里来，并最终决定辞职，等孩子大一点了再重返职场。
只要私人领域中的“无形劳动”依然被认为是女性从事的免费劳动，成为高山的道路上就依然遍布荆棘。在这一点上，大山女孩与城市中产女孩的命运并无不同，支配电影中女生命运的结构性力量是如此强大，同样也在支配银幕前的女性观众。这也意味着，华坪女高的故事很难是有大快人心结局的“爽片”——女性的自强光有无私奉献的好老师不够，光有赞颂女孩拼搏精神的电影也不够，我们仍需要推动全社会的观念进步，让每一个女孩都能相信“我本是高山”。
（本文图片均来自于豆瓣）
参考资料：
【德】玛利亚·米斯.《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
《是“必要之恶”还是沉疴未除？回看中国历史上的妇女与儿童贩卖》，界面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