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伍洋宇
编辑 | 文姝琪
“听说巅峰的时候每天都有投决会，一周投一个项目，大部分都在五千万左右。”赵跃此时提及公司的“传说”，语气中仍掺杂着激动的情绪，但他很清楚，这都与他无关了。
在这家私募机构做投资经理的一年，因为投不出项目，赵跃没有什么获得感。继续呆下去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他想要离开了。
从2018年8月开始，一直以微弱态势增长的私募基金从业人数开始不增反减，以每月一千人上下的速度流失。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群叫做“投资经理”的人所经历的变故。
“投资经理”曾是个光鲜的角色。
他们入行时间不算太长，但在外界看来，他们关注行业的最前沿，接触最顶尖的人才，出入城市的高档场所，谈吐之间是成千万上亿的交易。不仅如此，他们还过着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拥有丰富的兴趣爱好，登山、划船、高尔夫……总之，这群人一度描绘出了许多人理想中的奋斗状态。
现实却不尽那样美好。
2018年资管新规正式实施后，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到来。募资寒潮下，一大批中小型人民币基金关停，尚存的非头部机构在找寻资金和谨慎出手之间徘徊，投资经理们不得不再次审视自己的处境。
从被吸引到出走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在1998年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国内风险投资受到推动，机构开始纷纷建立。
此后十年之间，PE、VC领域仍主要掌握在美元基金和少数本土机构手中，前者有如IDG、英特尔投资、霸菱投资，后者则以深创投、联想投资为代表，行业还未正式迎来爆发期。
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在深交所上线，首批28家公司集体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达106%，一级市场的退出通道终于被大限度地打开。往日的PE/VC机构开始尝到甜头，仅深创投一家就有4家被投公司在创业板上线首日IPO。
国内由此掀起一股强劲的私募股权基金热潮，这股热潮在2015年前后的“双创”势态和O2O风口中变得更加炽烈，单就2015年一整年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就增加了近三十万人，是之前基数的两倍有余。
在人员精干的PE、VC基金之中，涌入最多的群体也是自嘲为“金融民工”的投资经理。他们大多是名校理工科出身，或有海外留学背景，或有过三到五年实业经历，普遍年龄在二十八九至三十岁上下。
赵跃是2018年最新一批加入这个行业的成员之一，他没有想到自己刚来就会遭遇一个重大周期。
受资管新规影响，整个2018年人民币基金募资总额同比下降近七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年。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早期投资机构新募集13支基金，披露募集金额为13.66亿元，募集基金数量同比下降65.8%，募资金额同比下降78.1%。
在资管新规刚刚下发时，已经毕业工作三年多的赵跃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跳槽到现在的私募机构，成为一名PE投资经理。
他在美国完成会计学硕士的学业，学生期间就听说过不少硅谷创业传奇。有过在资管公司的经历后，他越发产生一种股权投资才是未来的认知。“市值上亿的大公司的成长空间和增速都是有限的，国家要昌盛不能只靠‘钱滚钱’，背后的驱动力还是创新型公司。”
来到现在这家机构后他才发现期望与现实相差太远。一年到头，公司募不到钱，赵跃也没有投出任何项目。“以为逃过了一个‘坑’，没想到来到了另外一个。”
这一年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小米上市的项目。当时团队好不容易从基石投资者手中争取到为数不多的份额，却因为资金池“缺水”与其失之交臂。即便投资团队自发募资，也没能在期限内找足资金。
类似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很多项目都卡在最后阶段没投出去，主要原因是没钱，其次有条款上的原因，估值砍得太凶。”赵跃告诉记者，“但有钱的话，有时候条款松一点也就过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消磨他对投资的热情，但他渐渐习以为常，并且努力默许动辄两个月的行研、几十页的报告、围绕条款细节不断展开的拉锯战，最后都成为沉没成本。
对于这样一个不满三十岁、人生还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年轻人，赵跃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规划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
问题并非完全出在他的身上，只是他恰好遇到每个金融行业的人都会遇到的下行周期。
事实上，这个行业在很早的时候就经历过比现在更为严寒的周期。2002年万众期待的创业板未能如期上线，理想的退出通道被堵塞。这一年仅深圳当地就有数十家创投机构倒闭，其他机构都试图通过炒股乃至融资租赁保持存续。
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113家国内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较2007年减少129家，合计融资218.30亿美元，较2007年减少79％，国内企业上市数量、融资额和平均融资额均创三年来新低。
对这个行业来说，周期是“铁打”的，机构是“流水”的。而流失的那部分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两个大致的出走方向：一是企业的战投部，二是创业。
走向大公司的投资部门是一个职业生涯得以接续的选择，募资难爆发后，也确实出现了“投资人流向BAT”的论调。
据CVSource投中数据，截至2019年5月，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投资案例总计679起，其中BAT参与的投资案例共102起（百度25起，阿里24起，腾讯53起），占比高达15%。但此时此刻进入BAT战投部的难度并不会低于头部投资机构。
实体企业的投资部门也并非最佳选择。据一名前PE投资经理表示，他在2018年年中被辞退后去到一家实体企业的投融资部门，本以为顺应了资管新规提倡的“脱虚向实”，但大环境之下这家企业可供投资的资金并不充足。由于所在部门越发边缘化，其话语权和决策权也变得非常有限。
身处同个行业，这些信息陆续传到赵跃耳边。事实上，他的心中早已萌发出走的想法，并且一直惦记着一个去年年末无意中发现的商机。原本的犹豫不决终于在大环境的推动下有了答案，他决定选择第二种方式：创业。
如同曾经看项目一样，他从驾轻就熟的行研做起。为了求稳，他的前期准备工作仍在兼职状态下进行，一旦完成他就会辞职全身心投入。
“这件事不一定成功，但我信它是一件大概率会成功的事。”赵跃说，“当我让自己投入到这样的事情当中时，我会得到安全感。”
会做出跟赵跃一样选择的投资经理，心路历程大体是相似的。他们内心深处有野心和抱负，对创业抱有好奇心，稳定并不是当下的首要目标。因为年纪尚轻，也暂未承担家庭的重任，他们仍有试错的资本。
扛周期的大多数
尽管过去一年来，私募基金从业人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环比下降速率始终保持在1%以下，选择与周期做对抗的仍是绝大多数。
在扛着周期的人当中，也分资金充裕和不充裕两种情况。
前者有如徐明义，他来到现在这家VC机构已经三年多，由于机构的DPI（投资分红率）一直令LP们颇为满意，他是今年为数不多未受到募资寒冬影响的人。但他主看的赛道上半年的融资节奏仍不可避免地放缓了，投资人谨慎、资金向少数头部项目靠拢是一方面，好的项目不如过去数量多是另一方面。
他的工作节奏因此变慢了许多，每周见面的创始人变成五到七个，和繁忙时期相比少了将近一半。
他当然也会产生一些焦虑，“在个人不能保证产出稳定的情况下，一年可能就变成自己感觉停滞不前的状态。”徐明义坦诚的说，“没怎么投，也没怎么学东西，就算机构的状态好一点，可能跟你关系也不大，这一年就这么荒废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绪，他会主动寻找一些更明确的方向感。比如加强投后管理，这样至少能帮到下一轮融资的跟进，或是在项目IPO时让机构有一个更好的品牌露出。再比如开拓新的战场，只是偶尔会遇到创始人告诉他，自己已经被好几位同事接触过了。
“子弹”充足的投资经理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可以专注在个人提升上，另一些就没这么好运了。
张铭在2013年上半年正式踏入VC圈，因为刚刚创业失败，他选择了一个门槛较低的机构作为起点。开始的半年一切看似顺利，受到老板赏识的他带领团队投出了五六笔一千万额度的案子。
但没过多久，作为机构最主要的基石投资人，老板的现金流被紧紧套在了房地产，机构其他LP的信心一度受到影响而不再出资，张铭由此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募资难”。
他不能再专注于自身专业能力的精进上，而是不得不开始陪同老板外出募资。像创业者曾经给他讲故事一样，他也开始向各个LP讲机构的创业故事。“募资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对我来讲很难系统化，如果不是天天做这件事，就算偶尔命中一枪也不意味着什么。”
据记者了解，今年年初不止一家投资机构释放出“捂钱过冬”的信号，甚至有管理层直接宣布“KPI减半”的指令，引导投资经理们少看项目少投资，把工作重心转移至项目的退出上。许多收到指令的投资经理对此大呼“没意思”。
但曾经也出现过长夜之后黎明降临的时期。
2004年，随着一次泡沫洗礼后，中国互联网迎来上市“窗口期”，空中网、51job、金融界等多达8家互联网企业集中赴美上市。2013年的最后一天，A股市场历时四百天的史上最长IPO暂停宣布结束，“积水”已久的IPO堰塞湖终于等来疏通的机会。
在已知的成就中，奇虎360登陆纽交所带给鼎晖投资高达36倍回报，京东上市为今日资本带来150多倍回报，聚美优品为真格基金创下超过一千倍的天使投资回报纪录。
扛周期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好在这个行业总有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让未来可期。
无可避免的天花板
就算有足够的努力和运气，扛过周期的投资经理还会面对新的现实问题。
在一家PE、VC机构中，最为常见的职级体系有分析师（投资助理）、投资经理、投资总监（高级投资经理）、合伙人四个层级，薪酬水平随着资历的上升不断增长。
据环球企业家的一篇报道，一位曾经为创投机构设计薪酬体系的人士表示，一家基金的人力成本支出可能占到60%至70%，而在整个薪酬结构中，合伙人又将占到50%以上，留给投资经理的空间并不大。
一名普通的投资经理的薪酬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固定薪酬、来源于项目的奖金及分成，还有跟投收益。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大部分人每年的固定薪酬在20万到30万的区间。
如果单单依靠业绩获得提升，投资经理的收入极限清晰可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深层意义上的天花板也会逐步显现。
2018年的资本寒冬袭来时，李民达入行正好六年。这六年间他辗转于三家投资机构，从投资经理一路做到投资总监，留下一条清晰的晋升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算是扛过几个周期。
令人有些费解的是，直到第五年李民达才真正意义上有了自己独立的投资逻辑。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自己负责的医疗领域中感到迷茫。这个赛道门槛极高，除去利用业务模式进行判断，他发现自己很难站到同一话语体系下对其进行深入了解。
“你至少应该知道去追哪些人，但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都是有困难的。”他对这个状态感到很沮丧，“而且应该读哪些文献都是别人投喂给我，很明显不是我自己去发现和思考的。”
这个困惑他终于在B2B领域得到解决。2017年国庆节的早晨，李民达在电话上跟进一个提高工厂效率的项目。对方名校出身、科研背景，有过几年产业经历，商业逻辑也很清晰，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创始人。结束通话的下一秒李民达决定，这个人他一定要投。
随后他迅速约见这位创始人，当场签下了这家机构历史上单笔金额最大的投资意向书。“到现在我都觉得这可能是我目前为止投得最扎实的一个案子。”李民达甚至为此激动了大半年，他终于发现自己原来如此着迷于效率提升这件事。
但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极大的满足感之后，已经投过数十个案子的李民达渐渐产生了与之相反的感受，“开始麻木了。”
这个行业真正依靠业绩爬到顶端的人不多，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尚且够不到晋升合伙人的水平。时间久了，年近四十的他也成为不太喜欢按照老板意志去执行的一个人。
“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他前面可以爬的台阶还有很多，但对于我来讲，怎么说……就是明显感觉到天花板。”
“一咬牙一跺脚”，李民达在2019年年初离开VC行业，开张了自己的FA公司。在他的盘算中，长期看来两者的收入状况很难比较，但中短期而言做FA势必会好于做VC，已经完成的五笔交易正在渐渐帮他证明这份猜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久违地获得了服从自己意志的快感，这让他得以不那么在乎身为创业者的无尽压力。
现如今他再提到周期的时候，语气中已是轻松和平淡，“每隔几年都会有这么一个周期，也算是正常现象，所以人来人往我们都看惯了。”他说，“这个行业就这样子。”
在他的视角里，扛过周期之后会知道周期不是根本，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天花板做出有关个人价值的抉择，或许才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前段时间，李民达遇到一个很有个性的创始人。在向VC讲故事时，创始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执意要突出另一个亮点，大概四五个碰面会后，年轻的创始人发现本以为的“亮点”反而屡次成为争论点。深谙门道的李民达知道VC要听什么，便劝说创始人试试他的想法，事情竟然真的变得顺利起来。
“一个人最幸运的就是职业生涯具有连续性，你前面的工作为后面的铺垫了很好基础。”这是沈南鹏从创业者转型成为一名投资人时发出的感慨。
事实上，对于转型成为创业者的投资人也是同理。他们最后会为了打破天花板而离开，但扛过的周期是他们能够始终带在身上的一笔财富。
看清现实
根据中国证券基金投资协会数据，中国私募基金从业人员从2015年年底的37.94万下降到了2019年5月底的23.87万人，在此期间，还曾达到一个从未企及的巅峰值44.65万人。
不可否认，过去的三年是创投行业的一个小高潮，O2O、短视频、新零售、共享经济……风口交替，资本追逐。一时之间，去VC，成为投资人，似乎也成了一份“红利”职业。
当下行周期降临，单纯为了风口和光环而来的人迟早要认清现实，他们极有可能来不及思考和掌握主动权，就因为机构倒闭或收缩而被动离职。
其余的人如何对抗周期，更多是一场关乎个人意志的斗争——严寒的资本环境也许是加快抉择的催化剂，但影响已经退居次位。
投资圈最近出现一个这样的观点，未来这个行业可能将更需要有技术或产业背景的人。
真格基金王强在向记者介绍投资逻辑的变与不变时提到，对于早期基金不变的是判断人最重要，变化的是要不要考虑提升对于技术层面的理解。
“由于新科技会带来一波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也要求整个团队的投资人们下沉，理解这些科技的基本规律和本质，这可能会让我们投资的准确率提升。”
这意味着，投资经理在未来的准入门槛会越来越高。
这个行业仍会人来人往，带着热情而来的年轻人不会温和地走进这个良夜，但他们应该要时刻记得，“你只要做金融行业，就一定得做好扛周期的准备。”
（受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赵跃、徐明义、李民达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