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燕
中日韩关系，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话题。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错，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普通中国人去日本、韩国的机会很多，对日本及韩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因此，要谈当代的中日韩关系，大家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但是，我要讲的是早期的中日韩关系。早期有多早呢？差不多是在公元四世纪以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汉魏时期。当然在那时候，还不能叫中、日、韩，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笼统的说法，就说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包括现在的朝鲜及韩国和日本的关系。
“大”与“小”
在讲这样的一个早期的中日韩关系以前，我想首先要说明的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王朝，而在那时候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有一些族群、部落、共同体，可是并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形态。而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讲当时的中日韩关系，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看，显而易见，就是“大”与“小”的关系。就整体国家力量而言，当时的中国是大，而当时的韩国、日本是小。即便到了三国时期，在统一的汉帝国一分为三的情况下，距离朝鲜半岛及日本最近的魏国，依然保持着“大”对“小”的态势。
其次，我们翻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里面的汉代、三国地图，很容易便看到当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后，一度是把“郡县制”这种在秦汉王朝实行的政治及行政制度，推广到了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上，当时设置有所谓“辽东四郡”，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这就把这一块地方，也纳入到了西汉王朝的行政区划内。像乐浪郡，它的首府，就是在今天的朝鲜平壤。到东汉后期，辽东半岛上出现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公孙氏家族，他们又在乐浪郡更南的地方，设了一个带方郡，带方郡的首府，是在今天韩国的首尔。这就是说在两汉到西晋这一段时间，朝鲜半岛上曾建立过当时中国的行政区。这是历史上的事情，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最后，我还要说明，讲早期的中日韩关系，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知道，中国是很早就有自己的历史书写的，通过现有的文字记载，大概可以知道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历史。但是日本不一样，它现存最早的史书，像《日本书记》，是八世纪才写出来，而最早由高丽人写下的记录朝鲜半岛历史的《三国史记》，则要晚到十二世纪才成书。所以，讲早期的中日韩历史，事实上只能依靠比较早的中国人的记载。那么，在中国，最早记录有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是在汉代。在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是有《朝鲜列传》的。接下来，在东汉班固写的《汉书》里面，也有朝鲜，同时第一次出现了日本。然后，就是西晋即三世纪末陈寿写的《三国志》，在《三国志·魏书》的《东夷传》中，开始有比较详细的关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记述。因为有这些记载，有中国人的这些历史书写，才使我们谈论早期的中日韩历史，有了依据。可是，我们不是要讲中日韩的互相观望吗？完全依赖中国单方面的记载，如何“互相观望”？从《史记》《汉书》《三国志》，还有后来范晔的《后汉书》中，如何进入韩、日的视角？我们也知道，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史家写下的，根本上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他们记述的主体，都是中国，是两汉王朝和魏蜀吴三国，他们并没有把韩、日当作主要的记录对象，甚至在他们心中，比如日本，都不是那么重要。这就造成我们依据中国单方面的记载，在这里讲中日韩“互相观望”的时候，还不是真正的平等的互相观望。我们是在古代中国人的叙述中，看见他们登场，看见他们的形象，但还听不到他们“说话”，听不到他们自己的表达，说他们怎么看中国。
这是在谈论早期中日韩互相观望的话题前，必须要注意的几点。除此以外，我还想要说明，透过《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依次出现的，第一是古朝鲜，第二是高句丽。与高句丽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韩国，它分了三部分，所以又叫“三韩”。再晚一点出现的是“倭”即日本。这些族群、部族，是在中国人书写的历史中陆续出场的，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人对他们的认识，也有这样的一个先后次序。这一次序，与他们和中国的距离远近当然有关，跟当时中国的汉魏王朝本身的力量强弱也有关系。当汉魏王朝强盛的时候，王朝的力量便会寻求向四周扩张，也会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而如果汉魏王朝变得衰弱，居于他周边的这些族群、部族也会变得活跃，与汉魏王朝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早期的中日韩，正是在这种起起伏伏的拉锯式的碰撞中，进行他们之间的交往。这是一种真正的交往，也正是在这种互为依存的交往中，产生互相的观望。
由于我们不得不依赖中国单方面的记载，来探讨早期的中日韩关系，而写下这些文字的都是古代中国人，他们主要的关心是在当时的中国，所以，那时的朝鲜人、高句丽人、韩人以及倭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幸运的是，在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人笔下，记载了两汉三国人与生活在当时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一些族群、部族交往的过程，他们的应对策略和言行，有一些细节，也有一些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想象作为对手方的韩、日，他们与我们不同的文化、观念，以及在那种文化观念下可能有的心情。
为了避免枯燥、老生常谈，我们来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汉武帝灭朝鲜
前面我们讲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个登场的是朝鲜。这个朝鲜，与现在的朝鲜，在地理上有一些重合，可是并没有历史上的延续关系，所以又叫“古朝鲜”。古朝鲜的出现，大约是在秦汉之间。有一个战国燕人的后代卫满，在战国末到秦汉之间，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一个时期，从燕地即今天的中国河北，向东跑到朝鲜半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首都就设在王险城即今天的平壤。这里本来是有居民的，这个地方似乎本来也就叫“朝鲜”，卫满占领这个地方后，就用了现成的这个名字，所以，他被称作“朝鲜王”。那时，中国正在完成秦汉大一统的过程中，卫满刚刚到达朝鲜的时候，他要在这里立足，还得仰赖秦汉王朝，那毕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作他强有力的后盾。同样，秦汉王朝觉得在当时的中国以外，有一个自己人，替自己管理朝鲜这块地方，四时朝贡，不是也很好？于是双方约定，卫满做他们的“外臣”。可是，这种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原因之一，恐怕是卫氏朝鲜政权在当地慢慢站住脚，对秦汉王朝的依赖不那么大了；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朝鲜离秦汉王朝的中心很远。双方的关系，就这样逐渐疏远，到卫满的孙子右渠为朝鲜王时，他不光是自己彻底不来朝贡，还接收许多汉朝的难民，又切断了其他部族与汉朝往来的道路。
当时正好是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皇帝，四处扩张领土，他当然不能容忍这一局面，就派了一个名叫涉何的使者，到朝鲜去看看情况。涉何到了朝鲜，没想到，右渠竟敢不接他带去的汉武帝诏书。无奈，只好返回。可是作为使者，这样回去，又等于没有完成任务。于是，在快要走到汉朝边境的时候，在浿水边，他将一路护送他的朝鲜裨王给杀了，然后迅速跑回来，报告汉武帝说自己杀了一个朝鲜将军。汉武帝听了很满意，便奖励他做了辽东东部都尉。
但右渠因为这件事非常生气，派兵攻打涉何。可是，汉武帝正在雄心勃勃地彰显他的力量，哪里能容得下他这样不听话？于是这一年秋天，汉武帝派了两支军队，一支从辽东半岛出发走陆路，一支从山东出发走海路，两路并进，征讨右渠。然而，朝鲜也不是那么容易打下来的，可能是对朝鲜的地形了解不够，也可能是对卫氏朝鲜的军力估计不足，汉武帝的陆、海两军首战失利，都无法攻下王险城。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也只好叫人去同右渠谈判。右渠也不想一直打下去，他接受了和谈，并且表示，愿意恢复到过去那种臣对君、小对大的关系。和谈结束后，右渠让太子带了一万多人和五千匹马，去向汉朝示好，表达谢忱，又是走到边境的时候，汉朝这边的官员忽然担心这么多朝鲜人，手里又拿着武器，好像不太安全，就与太子商量，可不可以把武器留在朝鲜，空手过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位朝鲜太子心里本来就不踏实，忐忑不安，一听这话，更加怀疑，马上驻足不前。双方的和谈，这样就破裂了，又接着打起来了。
面对强大的汉朝军队，朝鲜自有他的办法，一会儿和，一会儿战，又利用汉朝陆海两支军队之间沟通不畅、互相不配合的毛病，尽量拖延。汉武帝想朝鲜怎么就打不下来，觉得奇怪，便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去调查。公孙遂调查之后，决定将两军合并，以便集中调遣。大概是看到汉朝的军队实在太厉害，汉武帝也是铁了心要征服朝鲜，朝鲜的一些大臣也开始动摇。当然，这里说朝鲜人开始动摇，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我们只能依靠中国方面的记载，依靠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列传》。而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时代的人好像也并不知道卫氏朝鲜到底有多少军力，底细如何，所以，一开始就派了那么多军队去，大动干戈，却攻不下来。到最后，当然是汉朝的力量大，能持久，汉武帝也是意志坚定，因此，我们猜测朝鲜王右渠手底下的一些大臣，在顽强坚守了几个月后，终于失去信心。就有几个人在一起谋划，不如归顺汉朝，知道右渠不会同意，便找来刺客杀了右渠，然后举众投降。
古朝鲜就这样被灭了，汉武帝顺势建立起乐浪等四郡，其势力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在这个过程里，济南太守公孙遂先是被派去调查攻打朝鲜的军队遇到了什么阻力，在他完成陆海两军的合并后，却被汉武帝杀死了。而陆海两军的将领，左将军、楼船将军，功成之后，也一个被杀，一个被废为庶民。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就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他对于汉武帝不断地扩张，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因此在《朝鲜列传》的最后，他这样评论道：
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楼船将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首先是因为汉武帝有强烈的扩张欲望，才想到要把朝鲜这个地方重新管起来。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朝鲜这个地方，人们对于秦汉王朝，从卫满起，就开始疏离，到右渠的时代，已经没有太多认同，由此，他才拒绝接受汉武帝的诏令。但是在那个时代，汉王朝的力量太强，对古朝鲜，可以称得上是“碾压式”的，朝鲜想要闹“独立”，那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很快被灭。
第二个故事：高句丽与汉魏王朝
高句丽，一般被称作古代东北的少数民族，不过用今天的话，也可以称他们是一个跨境的族群。高句丽的首都，曾经建立在今天中国吉林的集安，而从集安向东，一直到朝鲜半岛的乐浪郡，都是高句丽人的活动区域。在这一块地方，从现代考古发掘中还可以看到，大概自汉代起直到唐代，有所谓“高句丽文化”，这一文化中，既有中国中原文化的元素，也有它当地的特色，这一点，在中国境内以及朝鲜境内发现的不少古墓壁画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高句丽出现于中国的文献记载，最早是在王莽时代。高句丽的祖先，据说是居住在今天中国的黑龙江的扶余人，扶余自汉代以来是属于玄菟郡。传说中，河伯的女儿到扶余，不知怎么被扶余王关了禁闭，在她被囚禁的日子里，有一天，一束阳光照到她身上，使她怀孕生下一个既聪明又有武力的儿子朱蒙。朱蒙长大后，跑到今天中国的辽宁桓仁，在这里定居，建立起了高句丽国。所以，在后来高丽人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里面，朱蒙就是高句丽始祖，称“东明圣王”。
高句丽这个地方，到处大山深谷，出产一种能登山的矮马，所以，在汉魏王朝的人眼里，他们就好像那些北方的匈奴人、鲜卑人，善于骑射，脾气大、作风硬，特别能打仗。由此到王莽时期，王莽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为了给自己做皇帝捞一些资本，便雇了一批高句丽人，去替他征匈奴。可是，高句丽人也很倔，他们不肯被王莽利用，一个一个在路上就散掉了，有的宁愿跑去塞外做强盗，还把追捕他们的人也给杀了。王莽气得不得了，派人去把高句丽的首领抓住，砍下头送往长安，这还不能泄愤，又下命令说高句丽不能再叫“高句丽”，要叫“下句骊”。于是，造成高句丽与汉朝的关系紧张，这样过了近十年，到汉光武帝时，才又恢复过来。
但是，到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东汉王朝的内部出了很大问题。这时，高句丽王的名字叫宫，宫的人在辽东、玄菟一带，频频制造事端，杀人放火，成为东汉的一大“边害”。到了宫的儿子伯固为王，甚至在路上，光天化日之下，高句丽人也敢杀死带方郡长官，又掳走乐浪郡官员的家属。在这一段时间里，高句丽王几代人的名字都很响亮，他们的行迹，东汉也掌握得比较清楚。可是，受困于东汉王朝内部的矛盾不得解决，自顾不暇，整个辽东，也都掌控在公孙氏手里，高句丽与公孙氏时战时和，也是有说不清的错综关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下，对高句丽，只能听之任之。
这样到了魏明帝时代，这时高句丽的王名叫位宫，位宫天赋异禀，英勇果决，骑马射箭样样精通，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领袖人物。当然，魏明帝也被视为是秦皇汉武一类能有所建树的大人物，大概在他看来：首先，如此骁勇善战的高句丽，对魏的边境，始终是一个威胁。其次，魏有意与朝鲜半岛上的其他部族往来，尤其是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也包括更远的日本往来，可是都绕不开高句丽，高句丽已经成了一个障碍。此外，孙吴当时也跃跃欲试地要从海上，与辽东及高句丽取得联系，那势必会形成对魏的包围。大概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魏明帝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拔掉高句丽这枚钉子。所以在司马懿征辽东，打败公孙氏家族后，毌丘俭也就一路打到集安，攻占了高句丽的首府。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在汉魏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也有一种对峙的强弱势力的转换。当汉魏王朝内部发生问题时，只能专注于解决内部的麻烦，那时便无力对外；而一旦内部问题解决，接下来，马上就会处理周边的麻烦。从高句丽的角度看，却正好相反。他是在汉魏王朝内部产生矛盾的时候，才有机会发起挑战，显示自己的存在，一旦汉魏政权稳定，内部矛盾趋于缓和，他又只能跑得远远的，安静等待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汉魏王朝与高句丽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造紧张和摩擦的关系。
在与高句丽有如此密切接触的时期，汉魏王朝与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也开始有了接触。自从公孙氏设立了带方郡以后，汉魏王朝对于朝鲜半岛南端的了解就越来越多，与韩国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人们已经了解到，在朝鲜半岛南部，自东向西，是有马韩、辰韩、弁韩三个不同的族群。马韩这个地方，有一些人是从古朝鲜迁移来的，主要是因为卫满占据了朝鲜，他们不得已躲避到此。而在辰韩人中，也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秦朝统治，逃难来的。弁韩是往日本去的码头，日本人也要通过他们这里，经带方郡，才能去往当时的中国。
人们还知道，朝鲜半岛的南部，自然条件比北部要好，有良田，有矿产，也有对当时日本和当时中国的贸易。这一带还相当文明，因为早在殷的末年，殷的大臣箕子对纣王不满，跑到这里来，就带来了殷商文明，所以此地风俗醇厚，秩序好，人也有礼貌，连一个小偷都没有。这是陈寿的记载，不知是不是因为距离较远，交往不深，才让当时的中国人留下这样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们知道，魏明帝攻打高句丽，占领集安以后，也曾打算利用乐浪郡和带方郡的存在，将魏的势力推进到朝鲜半岛南端，一度派人打点了上千名韩的官员，可是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实际作用。有一次，就因为翻译把话翻译错了，便激怒韩人，双方大打了一仗。
第三个故事：邪马台的卑弥呼女王
最后，我们要来讲一讲日本。古代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的记载。陈寿记录下的日本，是在海洋中的一些群岛，坐船的话，大概要走一年。当时日本的文明程度还不高，人民靠捕鱼为生，不管冬天夏天，都吃生冷食物，赤脚不穿鞋，衣服也没有什么裁剪缝纫，挖个洞，穿进去而已，还文身。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人觉得自己的习惯风俗更好、更高级，日本文明还不怎么开化。可是，他们对日本的印象又非常好，因为日本岛上有各种动植物，产稻米、蚕桑，产真珠、青玉，气候也温暖，适合人居，而日本人温和有礼，社会秩序井然。看当时的记录，大概与今天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得出的印象差不多。
当时到日本，似乎还只有一条路可走。如果是从洛阳出发，先要到带方郡，也就是从今天的韩国首尔，再到南端的渎卢国即今天的庆州，从那里到日本。第一站是对马岛，然后经过一支岛，到日本的北九州。走一段路，行一段船，走到当时叫作“伊都”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福冈的丝岛，在那里，好像要办理类似于今天的入境手续，交换文书之类。也有的人是到了伊都，把要办的事情办掉，东西放下，就回去了。当时中国人关于日本的知识，到这里，好像也就到了一个边界。日本在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陈寿写到对马，写到伊都，写的都是对马国、伊都国，这些所谓的“国”，还只是今天所说的部落、族群，与今天的“国”不是一个概念。
接下来，是到邪马台国。这是陈寿记录下的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一个女王国，可是它在今天日本的什么地方，我们并不清楚。在日本的长期研究中，大部分人相信它是在今天的九州岛，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在奈良、京都附近。这个问题在日本争论了好多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为什么没有定论呢？因为陈寿在《三国志》里写得太模糊。实际还是受限于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就这么点水平。说来中国与日本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帝时代。当时，据说有日本九州的一个豪族，来到东汉王朝，可能已经到了首都洛阳，于是光武帝赐给他一个金印，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几个字，象征着对他的任命。这枚金印，到了日本江户时代，被人在九州发现，现在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印只有小拇指前头这么一点，却表明在东汉时期，中国与日本已经有了这样的往来，也是非常友好的往来。当然，我们今天在日本各地，能够看到更多的早期中国制造的铜镜、刀等文物出土，有些上面还写着汉字，它们都是中日交流历史悠久的见证。
邪马台女王国在三国时期，与魏的交往，一度十分频密，史书中有逐年的记载。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使者，当时非常辛苦，因为漂洋过海，风波险恶，谁都不知道能不能够安全抵达大陆，所以，魏帝好像也特别感动，总是送给他们丰富的奖品。从魏返回的日本使者，往往都带有魏帝写给“亲魏倭王”的信，都写得亲切友好，又有大量贵重的礼物，包括铜镜、织锦、刀、真珠、铅丹等，数量庞大。当时，邪马台国是由一位女王统治，她的名字叫“卑弥呼”，她人极少露面，不过却很有威严。在她去世后，邪马台人还给她修了一个直径一百多步的大墓，并用了上百奴婢陪葬。而当一个男子要来接她的王位时，整个邪马台都不服从，顿时陷入混乱。在这个过程里，刚好有魏的使者到来，他们便留在邪马台，观察其王位的更替，直到又一个女性登上王位，是卑弥呼的宗女，名叫壹舆。他们看到壹舆就任后，邪马台又恢复平静，才返回当时的中国。可是在中国，恰好这一段时间，也是发生了魏晋禅代的改朝换代大事件。所以，这一批人，本来是魏派出去的使者，然而等到他们返回时，洛阳已经变成了晋的首都。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应该说直到今天，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要了解早期的日本历史，都还要依靠《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的这些记载，也就是要靠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来重构日本的历史。而知道这一点，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我们三国的历史，有格外浓厚的兴趣。除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本身，能够给人带来无限乐趣，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在《三国志》中，日本第一次登上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舞台。从古代中国人的观看中，找寻自己的身影、建构自己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自今向古的观看吧。
尾声
从上面几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知道早期中日韩交流的历史，因为只见于古代中国人的记载，所以，要说中日韩怎么“互相观望”，严格地讲，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观望。在缺乏同时代韩国、日本自己记录的情况下，他们怎么看待当时的中国，其实我们是很难知道的。只是透过以上几个故事，我们推测当时的韩、日对当时的中国，既有结为友好的愿望，也有疏离和对立的感情。但有意思的是，在当时中国人的记载里面，就像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的那样，人们都认为“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这里的“三方”，指的是古代所谓“北狄”“西戎”和“南蛮”。也许是在那个时候，“东夷”还没有显示出他们的厉害吧？总之，有人相信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那个“海”，就是指东边的海。也就是说，东边的海上世界，是一个能让人实现理想的世界。而这个观念，在中国古代持续的时间相当不短，到四、五世纪，范晔写《后汉书》时，他仍然认为韩国和日本都是“仁而好生”的；甚至到了唐代，当时中日韩的交往已经很不少了，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还是一个如蓬莱、方壶那样的传说中的仙境。
魏晋以后，我们知道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接受了中国的典籍、制度。在文化上，中日韩也互相观照、互相渗透。所以到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而中日韩的关系，不管怎样变化，却总是能在根本上找到共同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缘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早期中日韩的交往及其互相观望的历史，为我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已经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回头来讲这一段历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