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身后的倒影：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与认同

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王子琛

对普京及其支持者而言，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很可能是令人生疑的。至少俄罗斯的新沙皇用“历史的正义”来表述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而重新并入俄罗斯的历史事件。也许他们会相信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1654年哥萨克人领袖赫梅尔尼茨基向沙皇陛下宣誓效忠。而在此之前，乌克兰则几乎没有赢得过多少独立的时光。长达三百年的时光足以制造民族构建上的既成事实：毕竟巴黎消灭布列塔尼等法国各个地区的方言只要了两代人的时间。

乌克兰人不可能接受这种判断。他们相信自己有着和另一个作为民族独立典范的波兰一样有着在他们自己看来堪称光荣的历史，从中世纪以后的漫长时光中争取独立的地位。他们的民族运动不比欧洲历史上任何的民族主义运动更晚，他们共享了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抗争时期的浪漫历程。西方国家往往更加亲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无论这是出于对俄罗斯或者苏联的恐惧，还是因为自由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发源于西欧。然而大俄罗斯主义者们的观点在常识的意义上并非完全站不住脚，这就成为了乌克兰民族和乌克兰国家独立中最吊诡的一点。

当下的乌克兰被民族主义热情所席卷，直到因为对政治腐败的不满而登场的明星候选人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当选总统。波罗申科在过去的五年中持有强硬民族主义立场，乌克兰民兵们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和东部武装以及新沙皇热情的支持者们作战。基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活跃，以至于西欧已不乏担忧持有反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观点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掩盖了一个事实：第一个独立的、和平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至今也不到30年的历史。在那之前，只有几次失败的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尝试。如果继续向前追溯，便是在一度如同北方拜占庭一般存在的基辅罗斯的尸体上并存的诸多公国，以及难以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实体，至少无法在威斯特法理体系的意义上被认可为独立国家的哥萨克人们。

在那场几乎改变了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内战爆发前，乌克兰常常成为一个在欧洲版图中被遗忘的存在。在横跨欧亚的俄罗斯之外，她是欧洲最大的国家。被视作乌克兰前身的基辅罗斯曾经可以自比在黑海北边的拜占庭帝国，而鄙视亨利一世的巴黎。常见的，称呼乌克兰为“二毛”的戏称折射出了这样一种民间认知：乌克兰只不过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已。这不仅是出于遥远的、文化不同东方国家里不谙历史的网民的无知，也同样折射出许多泛斯拉夫主义或者大俄罗斯主义者的民族认知：乌克兰人应该是小罗斯人，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错位奇妙地显现乌克兰历史中最尴尬的成分：关于民族认同、身份构建和历史变迁的印记和随之而来的分歧、战争、苦难与困境，从来没有随着乌克兰的独立而烟消云散。

美国历史学者浦洛基的新著《欧洲之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而决定从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原乌克兰的历史。否则任何一个看到如今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人，都难以理解这个国家的认同、版图和政治如何以今日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上。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销量最大但却难以称得上最具有学术色彩的著作《文明冲突》中就简单地将乌克兰视为一个文明分界线，西方拉丁欧洲天主教和东正教俄罗斯文明的分界线。亨廷顿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乌克兰内部存在这样一种断裂，恐怕也很难想象被认为是文明断裂带的乌克兰人在百年以前被分割在两个不同帝国的时候就互相庇护，其民族主义也相互渗透彼此影响。2014年乌克兰的冲突被亨廷顿的追随者视为其预言的实现，只要文明冲突论者忽视掉1991年压倒性多数的乌克兰和在乌俄罗斯人支持独立，2010年仅有1/3乌克兰人支持加入欧盟，2019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却和俄罗斯成为仇敌这样不断流动的认同及其折射出的复杂事实。

浦洛基将这本有关乌克兰历史的著作称为《欧洲之门》，他自己强调这并非是仅仅出于宣传上的噱头，而是因为历史上乌克兰就常常被视为欧洲的东部大门。但浦洛基采用这个题目却并非是流入欧洲中心主义的俗套，恰恰相反，门正意味着双向的通行。在笔者看来，浦洛基所关注的乌克兰，与其说是在把守东欧的大门，不如说是为流动的民族、文化、身份、历史提供通道的大门。这扇大门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变化的乌克兰，更是一个变化的欧洲。在这扇门后，我们看到的是半个欧洲的历史——不仅仅是政治、地缘上的，更是经济、文化、认同和族裔的。将乌克兰当做欧洲的边缘加以处理便看不到门的两边互相透射的丰富光影，而只能将关上的大门视作是保留在现代早已不存在的单一身份认同的最后堡垒。在浦洛基推崇的、布罗代尔式的“长时间段”视角下，乌克兰历史的丰富性得到了彻底的展现。

这扇大门首先可以颠倒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中心-边缘视角。在早期乌克兰的构建的门后，我们看到的是早期欧洲文明发展的普遍现象，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扩散，以及在这种扩散过程中产生的交互。当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毁灭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仍巍然屹立，而克里米亚北方的草原上则是流动的部落，把守着在这个时代最为宝贵的商路。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力注定会向北方扩散，而早在公元六世纪，乌克兰草原上的安特人就渴望成为查士丁尼大帝的臣属，从而融入到这个庞大的帝国中来。随后的拉扎尔人情愿成为帝国对抗东方威胁的帮手，而和帝国达成合作的关系。

和一般的历史想像不同，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黑暗时代”中，也许东地中海才是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中心”。拜占庭帝国东方的文明和政权同样璀璨强大，这使得如今的乌克兰地区反而更像是与中心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刻板印象都可以借由对这些早期历史的考证所打破：那包括斯拉夫人早期的民主制传统，包括拜占庭帝国对北方的羁縻，包括同样的以宗教为先锋的同化策略。西欧所发生的事情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关键商路上崛起的族群成为了新的文明的发源地，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希腊/罗马化程度，却作为帝国功能的一部分而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体系中。

这个体系同时还是高度流动性的，因此在这扇门后的冲击，其他的欧洲国家也一并承受。早期的各个地方族群、斯拉夫人在8世纪-11世纪将不得不面对维京人的冲击，而正是维京人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格局，正如他们也彻底改变了西欧社会一般。乌克兰草原上的分裂和维京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贯穿这个时代的政治主线，可浦洛基也提供了从另一个方向透视这个时期的角度：君士坦丁堡的廷臣们决心通过基督教的扩散来同化和影响北方的国家。因为和西部商路关系密切而逐渐强大的基辅成为了地区的中心。

维京人君王接受了洗礼，从而被融入进东部教会的影响之下。他们按照他们的偶像，拜占庭皇帝处理国家和宗教的模式来打造自己的国家。基辅罗斯就这样出现，他们的君主是欧洲皇室家庭的一部分，他们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甚至让他们变得更加显赫。这里不再是希罗多德那一批希腊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世界边缘，这里现在是北方的拜占庭。从此之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认同给这片土地和整个欧洲之间施加了另一条纽带。雅罗斯拉夫把基辅变成一个黑海北方的君士坦丁堡时，神圣罗马帝国还没能得到罗马主教的认可。这位君主的女儿认为巴黎不仅比不上君士坦丁堡，甚至无法和基辅相提并论。雅罗斯拉夫之后，所谓“基辅罗斯”的王位传承充满了拜占庭式的阴谋和宫廷冲突。很容易在西欧历史为这些轨迹找到类似之处，而基辅罗斯的财富和显赫使得我们必须拒绝将其视为一个边缘地区来看待。

国家和民族的构建是两个西欧史上的重大问题，却同样在欧洲的大门中被投射。西欧有法兰克帝国崩溃的废墟，东欧则面临着蒙古人西征对曾经所有政治结构的全面摧毁。重建国家成为了一个要点，传统的普世帝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崩溃。近代的身份认同和相继而来的问题也发端于此时期。东欧正是在两种冲击下重建国家的努力的交汇点。托马斯·艾特曼在他研究早期国家构建的名著《利维坦的诞生》中，将波兰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蒙古人的西征，对乌克兰西部造成的摧残也远比其在乌克兰北部的大罗斯地区造成的摧残更小。一系列历史因素又一次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如果说蒙古西征给西欧带来了新的技术，冲击了西欧原有的社会结构，那么东欧则不啻面临着一次剧变。但与此同时，基辅罗斯的崩溃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法兰克帝国的废墟，现在曾经的王公们要在废墟中重建国家。加利西亚-利沃尼亚王公丹尼洛甚至通过和罗马教廷结盟而将自己卷入到了东西方教会的冲突中。这些压力撕扯着这片土地，讽刺性地将乌克兰带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里乌克兰并不是进行国家构建的主体，而是被进行国家构建的种种努力的受力者。在作为一种策略的结盟罗马天主教所制造的对立下，以及更直接的，在最能改变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的动力：家族的绝嗣影响下，乌克先是被波兰，后是被俄罗斯所掌握。这两个国家都用尽办法试图将这片土地整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中。此时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而是宗教矛盾、地缘政治、不同显贵利益集团的分歧以及各国国内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整合的路径和困难。波兰首先需要面对和立陶宛人贵族之间的妥协，其次是国内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关系问题，之后又是和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纠纷。而波兰国内政治的模式显然影响了波兰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所出现的豪门和显贵的治理方式。当俄罗斯人来到这片土地上之后情况是类似的：显现出的并不是近代民族主义叙事中会出现的，基辅罗斯的北方分支来光复基辅罗斯曾经的土地，而是出于和波兰人，以及随后的土耳其人的对抗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性策略。是封建的或部落的领主们之间的关系和契约以及相关的治理技术，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争端，或者同个民族之间的合并。

这里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分别发生在17和18世纪。17世纪中哥萨克人领袖赫梅尔尼茨基在漫长的摇摆后最终决定臣服于新生的俄罗斯，俄罗斯以此为历史依据论证自己对乌克兰地区的吞并。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赫梅尔尼茨基对这一臣服的理解是一种“互相承担义务的契约关系”，而俄罗斯沙皇则将其理解为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当时自然没有人以民族视角理解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上的冲突既和波兰与俄罗斯不同的国家构建图景有关，又和西欧中央集权国家诞生中发生的冲突有类似之处。而18世纪哥萨克人最后的独立地位的丧失来自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这一改革则发端于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理性精神和对开明专制的推崇。伏尔泰热情地讴歌这位女王，而正是这位女王取消了哥萨克仅存的半独立地位。在这里，建立理性的专制帝国的努力和愿望塑造了这段历史，奠定了俄罗斯帝国在其后一百年的体制，也为乌克兰带来了更普遍的农奴制。如果将历史剥离为片段，我们很难看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王、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所做的行政改革有什么区别。欧洲的普遍景色又一次透过大门在这里被折射。

但在这扇大门中所折射的，属于乌克兰也属于全欧洲的最重大也最有趣的问题，无疑是浦洛基关注的另一条主线，那就是族群问题。浦洛基不会以民族主义为视角编纂历史，但也不会忽视这个在乌克兰土地上最重要的话题。流动的人口和复杂的历史制造了空前多样化的人口，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这片土地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享有超过四种宗教的认同，对俄罗斯和对乌克兰自身有不少于三种观点。考虑到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这个观点数还得乘以二。民族认同是如何被形成和发明的，浦洛基只给出了线索，却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解答。

详尽的解答也不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需要做的事情。从《想象的共同体》到《从投票到暴力》，自然有民族主义研究学者给出他们的解释体系。笔者认为，根据《欧洲之门》中对近代乌克兰历史的描述，正如这本书名一样，族群问题只能是认识这段历史的一个钥匙。如果仅仅用民族视角来理解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问题，反而可能丢失许多洞见。《欧洲之门》中记载的历史变迁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是，哪些历史事实都在乌克兰民族的构建和，更激进一些的意义上，“发明”，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看到了经济因素，看到了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国际潮流；看到了因为文艺的兴盛而在语言和文化上带来的独立迹象，看到了采用不同策略的所谓普世帝国为了安抚这种情绪所采用的政策。

我们能够了解的只有一个个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事件，给他们归因不如发现其中有趣的线索，尤其是那些能够和其他区域和案例进行比较的线索。宗教和历史事件在乌克兰民族认同中的地位诚然有趣。赫梅尔尼茨基、丹尼洛还有更早的基辅罗斯，它们的意义和地位反复发生变化。教会在民族认同中起到的影响几乎和语言认同和识字率的提高产生同样的作用。怀柔和压制都没有根除乌克兰的民族认同，“以夷制夷”式的策略因为俄罗斯和哈布斯堡两个帝国内部的政策变动而无法延续。来自其他区域的意识形态和本土的民族主义文化资源互相影响，庞大帝国内的任何政治决策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民族主义可能和基于文化和语言的自尊心，可能和自由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可能因为经济结构的变迁而和社会主义与立宪民主主义，可能因为一次偶然事故而和环保主义，可能因为国际会议而和人权诉求结合起来。民族主义也并非永远高歌猛进，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会封闭他们的空间，如果没有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几乎成功地利用语言和宗教渠道将乌克兰农民洗脑，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将乌克兰人用作对付波兰人的盟友。民族主义者自身关注不同的议题和策略。是机遇、巧合再加上民族主义运动成果才带来了今天独立的乌克兰——如果将乌克兰历史变成简单的民族主义崛起并带来民族独立的历史，那便不是能带来启示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歌颂国族的史诗。

乌克兰如是，欧洲历史中的民族主义也同样如是。当乌克兰人将加利西亚-波多梅里亚视为皮埃蒙特的时候，很难忘记意大利民族是萨伏伊王朝发明的产物。当德意志人谈论自己的统一时，很难想起普鲁士宫廷对这种统一的保守。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构建无法忽视外省-巴黎冲突的背景，“受命于天”的普世帝国也无非是使用宗教、文明和压制性策略来应对不同认同的挑战。相比于单一的民族叙事，在折扇欧洲之门中，流动的认同更能在浦洛基“长时段写作”的篇幅中得到体现。这不是一个边缘地带的特例，这扇门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彩斑斓的欧洲。

浦洛基开启的大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这扇门在更在时间上将历史和现实串联在一起。历史永远无法被忘记，她的印记深深刻在每一个国家中。乌克兰多彩的历史也制造着现实的撕裂，这种撕裂因为对历史的简单解读而扩大。马泽帕时期哥萨克人就摇摆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独立的乌克兰建构在很长时间内依赖于外部力量的博弈，这就给乌克兰民族主义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从一战结束后不同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布尔什维克复杂的关系，到二战时部分民族主义者无奈之下和纳粹合作的污点。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认同，到他们多少因为对苏联的失望而选择独立。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乌克兰，其矛盾却在乌克兰得到最鲜明的体现。在两千四百年后，世界的边缘变成了后冷战时期世界的中心。对于乌克兰人而言，浦洛基的著作也许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认同和的历史。而对于我们来说，从浦洛基为我们打开的这扇大门中，看到的不仅是五彩斑斓的大门，也还有门后那个多彩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