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能否预测技术的未来？

工作场所技术（workplace technology）将通过提升生产力来消灭不平等——或者会因其增大求职难度而加深不平等；互联网将为我们提供无可比拟的信息和表达自由——或者将使我们置身于监视和操纵之中；移动设备将把我们从办公桌前解放出来并给予我们周游世界的自由——或者将令我们被束缚在“始终保持联系”的期待当中，如同诅咒一般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感到很难预测技术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影响，那不是因为缺乏想象力。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最大限度地放飞了想象力，技术才会显得如此不可捉摸。

我谈的是科幻小说，假想的技术是这种体裁的特色元素之一（甚至有专门以此为主题的）。但科幻小说也涉及到想象可能的未来，或者另一种当下（以及过去）。

对我们而言，正是这一点使得科幻小说特别适用于推测数位世界的未来。一篇题为《科幻小说与未来》的文章引用了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说法：“一种批判性的……科幻阅读对任何希望前瞻十年及其后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训练。”另外，洛伦·吉里奥尼（Loren Ghiglione）在《科幻小说是否——对，就是科幻小说——预示着新闻的未来？》一文里则提到了作家奥尔森·斯科特·卡尔德（Olson Scott Card）有关科幻的“思想实验”之必要性的论述：“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最坏情况确实发生了之后的情况，由此可以提前知晓如何在那样的宇宙里生活下去。”

这两个有关前瞻未来，以及诉诸科幻小说来实践它的可能性的点子，是相对新颖的。在《未来主义是否已经失败？》一文里，大卫·瑞杰斯基（David Rejeski）与罗伯特·奥尔森（Robert L. Olson）这样写道：

人类有关未来的思考的一项根本性转变始于18世纪，技术进步的加速使得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自己健在的时段里看到其一系列后果，诸如进步和发展之类的术语随之进入了人类的话语……鉴于人们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日益具备了重塑世界的能力，揣测未来的做法逐渐变得稀松平常，不过此举的娱乐成分较大，只被当作日常生活的粗糙现实之外的些许调剂。然而，事实证明某些揣测的准确度相当之高。

这个时代催生出了不少可以称为科幻小说的早期雏形。《科幻研究》引用了早期科幻史家雨果·格恩斯贝克（Hugo Gernsback）的论述：

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称得上是“科幻小说”（scientifiction）之父。开启这段传奇的正是他，通过巧妙的编织使科学元素与故事的里里外外相结合。接下来的儒勒·凡尔纳也是个相当传奇的人物，拥有类似的融科学性与故事性为一体的技巧。不久后又有威尔斯（H.G. Wells），他的科幻故事丝毫不逊于另几位前辈，不乏大名鼎鼎的不朽之作。

预测技术未来发展走向这一如今生机勃勃的文学传统的开创者正是威尔斯。史蒂芬·德卡尼奥（Stephen J. DeCanio）在《温故而知新》一文当中提到：

威尔斯对未来技术极具洞察力。他想象技术进步将会改变物理景观。到2100年时，人们被集中在巨大的城市里（预计伦敦届时将有3300万人口），四周用高墙围起来，此举不是为了对抗外部威胁，而是一种控制天气的方便手段……威尔斯也预见到了电视、录像机以及具备动力装置的商用和军用飞行器的诞生。

如果说，威尔斯开启了以科幻小说预测技术发展的先河，那么他同时也开启了一个错判未来的传统。“威尔斯的构想落在未来的现实之外。”德卡尼奥发现：

从根本上讲，他想象的技术不过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各种机器的放大版。也就是说，这些技术本质上都是机械的、大尺度的、可取得的。它们赖以为基础的科学原理，是无需协助的人类感官即可理解的。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操作它们……这与实际发生的一切有着多么大的反差！20世纪最强大的物理技术，乃是基于对不可见的亚原子层面的粒子以及电磁频谱的操控来实现的。

随便拿起一本写于我们今天的技术状况之前的科幻小说——在此它意味着任何写于2010年以前的书，再有就是数十年前的书——你很可能会碰上类似的想象失败。

就以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为例，此人是威尔斯的同代人。在1888年的小说《回望》（Looking Backward）里，贝拉米展望了2000年的情形，其中包括借助技术来重新组织性别间的劳动分工。尼古拉斯·布坎南（Nicholas Buchanan）在《未来昔日的厨房》一文里提出，《回望》这部小说“把握住了当时对于技术造就乌托邦之潜能的乐观心态”——其中包括：

19世纪以来，家庭劳动的彻底重组已经发生了。家庭劳动完全被整合进一种国家化的、公共的、有薪的经济当中，女性不再需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打扫和烹饪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人就近在自助食堂里用餐，专业的——且享受财务补贴的——人员一心负责做菜和上菜，社会的其余部分则可以专心从事其它领域的工作。

在布坎南看来，贝拉米的预测失败，源自于他误解了技术、经济和社会安排之间的关系，而这令他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女性享有更具意义的社会平等的世界。相反，在贝拉米的构想中，女性仍被限制在职业选择和政治权利的范畴内，她们在劳动力当中的有限参与保证了这一点。“依照今天的标准，贝拉米不过是个在性别平等问题上持有无可救药的过时态度的人，”布坎南写道，“他的想象力无法超出自己所处时代的诸多偏见。”

类似的缺点也出现在一部同样具有技术预测性质、在此之后好一阵子才问世的小说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海因茨·吕根比尔（Heinz C. Luegenbiehl）在《<一九八四>与技术的力量》一文中写道：

虽然关于技术的理论探讨在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谈到现实的技术时也难免有草率之嫌，经常用一两句话打发掉了。书中涉及到的主要技术有荧光屏、直升机、浮游堡垒、部委大楼的构造、火箭炸弹、核子武器、刑讯逼供的器具、听写器、小说写作机、作诗机、气动导管和人工授精。每一项发展都在该书所描绘的图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吕根比尔观察到，“书中讨论到的技术发展无疑是比较粗糙的。如今我们完全可以说，上述每一个领域的发展都让奥威尔所谓的技术‘洞察力’蒙羞了。”

在吕根比尔看来，奥威尔的错误在于，他对技术的看法是极其狭隘且不无乌托邦色彩的：他想当然地认为技术发展必然会终结极权主义，理由是技术驱动型的增长将确保“财富不再在人群中造成差别，人们的闲暇时间将足以让他们为自己而思考，而这终究会……颠覆掉现存的社会结构”。

与此相反，在现实里的1984年写下——电脑时代的初期——文章的吕根比尔发现：

技术带来的表面上的舒适同时也让人们有了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如果落入强权的控制，当今的数据收集与存储技术及监视手段足以让真实的隐私变成无稽之谈。以此观之，很难说技术就一定能对控制他人构成阻碍。

吕根贝尔早在1984年就对这一鸿沟有所预感，这距离剑桥分析与Facebook还有好些年头，那时互联网甚至都还没有普及。这一点在今天无比清楚。这也不算什么意外，因为科幻小说的预测能力极大地依赖于它在深入未来的旅途中所能前进的距离。

“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预表，但今天也因遥远未来的事态而贬值，”约瑟夫·科茨（Joseph F. Coates）和珍妮弗·杰拉特（Jennifer Jarratt）在《探索未来》一文中写道，“所有趋势都会渐渐地减慢、停止并迅猛地转向，或者回潮。”大卫·萨缪尔森（David N. Samuelson）则在《几种推测模式》一文里提出，“我们想象的未来越是遥远，技术发明、交互影响和次级效应就越容易搅在一起。”

这些“交互影响和次级效应”不止点明了科幻小说的局限性，更凸显出推想技术变迁这一更为宏大的计划的局限性。萨缪尔森写道，“天文学意义上的预测就跟赌博差不多，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比人们想象中要高。牵涉到人类行为的预测则是更成问题的。”

但一切技术预测说到底都是关于人的，同时也是关于科学的。人类不仅决定了要开发何种技术（以及如何开发），还决定了技术传播和利用的方式。这意味着一切技术预测从根本上讲都会受限于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且理解当今现实如何扭曲和塑造我们的眼光尤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自身就是发展轨迹的一部分，不可能跳出去看到它之外的东西。正如约翰·亨廷顿（John Huntington）所言：

如果身处当下的我们想要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思考未来，我们就必须从过去的经验出发来开始推理。未来如果要有某种可知性，那么无论是变化还是停滞，都必须有一些连续性的模式，一些普遍的流程，而这一切又已经为我们所感知，从而令我们可以推断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如科幻作家们所说，此一预测未来的过程并不是空谈玄想；毋宁说，它的“科学”基础必然令它趋向于保守，毕竟它总会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把过去的某些模式强加在未来之上。

说到科幻小说本身的预测性价值，人们或许很容易下结论说：我们推测未来的能力永远会悲剧性地受限于现有的社会条件、我们几十年乃至于多个世纪以来的推断水准以及试图基于过去的模式来预测未来趋势这一做法所蕴含的内在保守性。但上述所有限制对非科幻类的预测也成立，我们对真实世界中的技术所抱有的希望和恐惧，其受局限程度并不超出我们与当下的连结。

这一点打击到的不仅是科幻小说爱好者们（“我的飞行汽车呢？”），也是企图诉诸任何形式的未来主义、企图藉此取得有关科技在今后的一些年里将如何形塑我们的生活的证据的所有人。“人之为人，就在于对未来深思熟虑。”正如瑞杰斯基和奥尔森指出的一般。在这个时间似乎过得无比之快的契机上——技术变迁如此迅猛，以至于任何15岁或者2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那个没有社交媒体、运作方式迥异于今日的世界——预测未来的工作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要。我们所寻找的不只是未来50至100年的生活将呈现出何等样貌的证据：我们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看清未来10年里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然而，即便是我们当中最为神机妙算的作家，也无法带给我们一套关于明天将会怎样的可靠指南，但这也不是抛弃科幻小说的理由。亨廷顿曾主张，“虽然科幻小说让我们有一种直面未知的感觉，但它的真正洞见却基本在于已知，科幻小说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它可以训练我们适应未来，而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与科学自身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打交道，这些问题并不属于未来，而是属于当下。”

或许科幻小说作家没法告诉我们机器人领主将会在何时降临，或者我们的大脑在何时以及如何与互联网实现直连，乃至于几年后我们将如何进行通讯。然而，透过高举明镜，照出与新技术共处过程中的一切剧烈而痛苦的挣扎——实际上是一切技术，不分时间和地点——科幻小说便能帮助我们反思一切技术挑战之最：如何在当今的状况下把握技术所应扮演的角色？

本文作者Alexandra Samuel是一位科技作家、研究者，著有《教你玩转社交媒体》（Work Smarter with Social Media）一书。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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