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林
在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下降7年、减少近3000万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就业人口的拐点，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586万人，较上年减少50万，是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过去四十年高增长背后的人口红利就此确认终结。
人口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已无法回避。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人口是长期变量，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结构的，但历史上，除了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等，像中国这样，人口结构在正常年景、仅用短短数年就出现显著变化，甚为罕见，也就是说，原本缓慢变化的长期变量，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短期影响因素。
就业人员的减少意味着劳动的减少，这会对GDP产生负向影响。决定GDP的因素很多，从国际比较看，劳动力多寡虽然重要却也并不必然决定一国的经济实力，但是，在短期内，当其他条件没有变化，由于劳动力大幅减少，企业开工不足，甚至歇业等，却会直接拖累GDP。
国内储蓄率已经有明显下降，而储蓄率下降又会减少投资。截至2017年，国内储蓄率已从2010年的峰值51.55%降至46.38%，这段时间老龄人口占比恰恰也在快速上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2011年的13.7%升至了2018年的17.9%。此前，国内外研究已经表明，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
不可否认，劳动力总量的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减就业压力，但是，边际变化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存量劳动力。因为招工难以及用工成本的上升，从制造业到服务业，都在积极寻求对人力的替代，一旦新技术被采用，不仅会降低边际用工需求，更会大批量替代已雇佣工人。从一线城市餐饮行业到制造业产业集聚地，这种情形已经多次出现。中国就业研究所&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CIER指数显示，与2017年相比，2018年就业市场景气程度明显回落，四季度企业需求人数同比降低12%，求职人数却同比增加8%。
与此同时，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也在加大。没有技术的、非熟练工人越来越不好找工作，而技工、熟练劳工和新型人才的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毕业大学生数量有增无减，2019年，应届大学生860万人，已经是连续第二年超过800万。有人说，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将会带来人口质量的红利，但若从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来看，目前的教育结构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错配，尽管过去几年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举措提升技术工人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也加强了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据社科院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同时，现实中，并没有多少大学生愿意到一线工厂当技术工人。
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需要各方面尽快做出适应性调整。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减少与老龄化，不仅会对养老和社会保障形成较大压力，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体系中，从劳动者到微观企业再到宏观经济都将受到深远影响。而国内各界对人口结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认识还不到位，除了人口本身变化趋势外，有关人口结构快速调整对当前经济社会已经和将要产生哪些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的研究明显存在不足，特别是人口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当前经济的下行。
此外，对于人口变化的长期趋势，不少人呼吁鼓励生育，用多生来应对这一问题。且不论生育率在当前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会否能得到提升，单从时间线来看，就算现在多生几百万，也在20年后才能迈入劳动力市场，并无益于解决当下的问题，更何况，未来技术发展的水平是否还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现在鼓励生育会否像上个世纪的一胎计生政策一样，遗患于未来。前鉴犹在，我们需要全盘的、长期的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