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宏观首席宏观分析师 李超 分析师 孙欧
猪年出生人口会不会增多？
出生人口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育龄女性人数及生育意愿，我们认为这两项因素短期内均难以有效改善，因此，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2019年是农历猪年，是否会出现“金猪宝宝”集中出生进而推升出生人口？我们分析了193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据，整体来看，我国传统观念中的出生人口生肖特征并不显著。据我们测算，如果中性假设2019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5，则2019年理论上的出生人口将约为1479万人，相比2018年1523万人继续缩减。
>>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目前总和生育率降至1.5-1.6低位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总和生育率已由20世纪60年代第二轮婴儿潮时期最高6.4的水平下滑至当前的1.5-1.6，2018年仅为1.52，已明显低于能够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2.1。近几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进入衰减期及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政策也作出适时调整，但“二孩”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却并未如期大幅回升。
>> 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原因：育龄女性人数降低、生育意愿下降
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不及预期的主因并非二孩政策效果不显著，恰恰相反，2016和2017年新生儿中二孩占比分别高达40.4%和51.2%，二孩政策不仅效果显著，且二孩在新生儿中已起到主力支撑。目前出生人口减少主因是一孩数量下滑过快，其核心原因在于育龄女性人数及生育意愿同时降低，并且，由于未来15年内育龄女性人数走势可确认下行，因此该项因素更为主导，据我们测算，2032年，我国育龄女性将降至2.97亿，育龄女性（尤其是生育高峰女性）人数的减少，将成为未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心拖累因素之一，市场普遍提出的房价过高的影响我们认为较为片面。
>> 生育意愿低的主因：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孩子养育成本高企
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儿童的死亡率及母亲的生育成本，以总和生育率代表生育意愿，我国总和生育率已濒临1.5的“低生育陷阱”边缘。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较低有以下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生育意愿越低；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和思想更为独立，对婚姻依赖度降低，对工作依赖度提高，职场女性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高昂的养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 未来人口政策：计划生育的淡化是必然趋势，但预计政策效果较为有限
2018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由此我们认为，计划生育的淡化将是必然的趋势，这有助于解决我国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速下行问题，也可提高居民增量需求，新生儿增多不仅将直接拉动母婴、医疗、教育等产品需求，也将带动汽车、住房的置换需求，进而对地产投资也有带动。但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转变，鼓励生育政策大概率难以扭转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颓势。叠加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预计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大概率继续下行。
>> 中长期我国总人口预测：2031-2037年间将迎来下行拐点
我们使用国际常用的队列要素法预测总人口，在悲观、中性和乐观（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3、1.5和1.6）三种情形中，我国总人口将分别于2031年、2037年和2040年达到峰值，峰值分别约为14.1、14.4和14.6亿。并预计我国将于2019-2020年进入中度老龄化，在2030-2031年进入重度老龄化。老龄化水平将在2055-2060年间达到稳态，65+和60+老年人口占比将稳定在35%、41%左右，此时65+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约为67%，相比2017年的16%，抚养压力成倍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