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个故事：我读非洲女性的一年

在去年《卫报观点》栏目组的圣诞派对上——一个普通的场合，想聊天的人比想跳舞的人多得多，比例大概在五比一左右——我认识了尼日利亚作家Chibundu Onuzo。

“我们签的是同一家出版商。”她告诉我。

“抱歉，”我对她说，“我还没有读过你的书。”

对于我的歉意，Onuzo摆了摆手，态度大方慷慨。我们继续聊天，并成为了舞池中为数不多的人之二。

Onuzo似乎并没有因为我不了解她的作品而沮丧，但我则相反。我说不清楚确切的原因。有很多书我没有读过，但我不仅想知道为什么我没读过她的作品，更想了解为何她不在我的雷达之内。在之后的日子里，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着我。

是时候修理我的雷达了，我决定看一年非洲女性作家的小说。促使我做出这一决定的动机，并不是受到道德束缚，而是出于好奇。我想知道我错过了什么。我并不完全对世界上那个地区的女性文学作品一无所知：我读过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阿马塔·阿爱多（Ama Ata Aidoo）、贝茜·海德（Bessie Head）、步琦·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利拉·阿布拉（Leila Aboulela）、吉莉安·斯洛沃（Gillian Slovo）、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和左伊·韦康（Zoë Wicom）。我也不是对那片土地完全不了解。我曾在苏丹生活了一年，报道过来自南非、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和塞拉利昂的消息，也曾在假期去过加纳。但距离我阅读上述任一作者的作品已经至少四年了，我也有五年不曾踏足非洲大陆。

在不久之前，我的这项任务会困难得多。“过去只有少数（非洲）作家的作品能被出版，并且主要是作为教育系列的一部分。”1992年面世的《非洲女儿》（Daughters of Africa）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洲女作家选集，Margaret Busby对此解释道：“如今，她们已经成为主流。我想，出版商可以看到她们中会有像奇玛曼达这样的人获得成功，当然，他们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成功。”

但这仍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你再也数不清市面上的非洲女作家之前，我们都还需要努力。”Busby这样说道，他的系列作品《新非洲女儿》（New Daughters of Africa）将于明年面世。

我最初的方法并非有条不紊。我从自己书架上的书开始，在Facebook上寻求推荐，然后利用我读过的书，去亚马逊的“浏览此商品的顾客也同时浏览”版块看看还有些什么。但到了复活节前后，我发现如果我不做出调整，我可以花一整年的时间阅读尼日利亚女性的作品（这不是坏事，只不过不是我的计划），于是我努力寻找来自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作家。

随着这一年临近结束，我读了18本书，作者来自摩洛哥、加纳、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埃及、索马里、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喀麦隆。

这其中有爱情故事、短篇小说、人物传奇、政治小说、鬼怪故事、不孕不育、政变运动、职场故事和移民经历，有些以英国白人男性、女性的口吻叙事，或是讲述第一、二、三、四任妻子、孩子、奴隶和奴隶贩子的故事，其范围覆盖四大洲，时间涵盖16世纪起的每一个世纪。

我收到推荐次数最多的作品是Yaa Gyasi的《归来》（Homegoing），她是一位常住伯克利的29岁加纳裔美国作家。这本小说讲述了几代人横跨大西洋的传奇，自2016年亮相起，就收获了一系列奖项。故事从18世纪的阿桑特村庄开始，围绕Maame的后代展开。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海岸角城堡的英国地方长官，另一个名为Esi，被奴役在地牢中。书中每一章都关注她们在非洲或者美国的后代，努力大胆地尝试着描绘出一张全景图。

但在此之前，我已经读了另外两本结构类似的书，如果我先读《归来》，观感可能会更好。第一本是《塞古》（Segu），讲述了一个同名的西非王国的故事。面对基督教、穆斯林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它努力抗争，维护其文化传统和国家完整。故事从1797年开始，当时“塞古正处于辉煌的巅峰时代。它的统治力一直延伸到邻国延内（Jenne）……遥远的廷巴克图（Timbuktu）也震慑在它的威名之下”。这本书追溯了塞古国王最信任的宫廷顾问Dousika Traore的四个儿子和其他远亲的人生。现年81岁的Maryse Condé将她的历史知识不露声色地展现出来，塑造了复杂的、不会被历史掩盖的人物。Condé还赢得了今年的新文学奖（New Academy prize in literature，也称另类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法国人，也是本文提及作家中，唯一一位来自其他大陆的作家。当我想起她不是非洲人这一点并不重要时，我对《塞古》的注意力被短暂地分散，但我已将此印入脑海——我已经被迷住了。

第二本，《肯图》（Kintu），是出生于乌干达的Jennifer Nansubuga Makumbi的首本小说，她现在住在曼彻斯特，2018年获得了15万美元奖金的温德姆坎贝尔（Windham-Campbell）文学奖。《肯图》今年一月份在英国出版，讲述了现代乌干达世代相传的诅咒故事。最初是暴民杀害了一个被误认作是小偷的人，然后追溯到一个强大的统治者的故事。当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时，他曾发出诅咒，在各个时代都产生反响。Makumbi的散文风格和故事情节一样让人难以忘怀。“就像太阳进入天空的中心展现出最糟糕的一面，Lwera，一片贫瘠的土地，出现在视野之中……即使相隔很远，关于酷热的挽歌也能被听见。辐射波在空气中舞动并发出警告：穿越这片土地的危险后果请自行承担。”

在他2006年讽刺性的文章《如何描写非洲》中，Binyavanga Wainaina建议：“在你的书封上，或者内页里，永远不要有一个姿态良好的非洲人照片，除非那个非洲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禁忌主题：普通的家庭场景，非洲人之间的爱情（除非涉及死亡），提及非洲作家或知识分子，提及没有患雅司病、埃博拉或遭受女性割礼的在校儿童。”

在我这个杂乱无章的书单中，有很多关于普通家庭场景和非洲人之间爱情的描绘。但很少有关于西非，特别是尼日利亚的作品，而其中大多都是描写一夫多妻制的。不过想想英语文学从一夫一妻制中提炼了多少素材，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怪事。通常来说，当非洲男人写一夫多妻制时，最多只能提及一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在妻子之间保持和平。但是，毫不意外，女性作家对这个话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当一个男人邀请另一个女人同床共寝的时候，女人需要去管理从中带来的屈辱、竞争、嫉妒和怨恨。妻儿之间出现了啄食顺序，在男人和女人、孩子的不平等关系中，出现了竞争关系并推动了阴谋的产生。

这一题材中最温柔的作品也是最短的——95页的《一封长信》（So Long a Letter），这是塞内加尔作家Mariama Bâ出版于1979年的作品，她于1981年去世，享年52岁。这本书用信件形式进行叙事：Ramatoulaye Fall给她最好的朋友Aissatou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关于丈夫Modou的死亡。他抛弃了Fall以及他们的12个孩子，并娶了自己女儿最好的朋友作为第二任妻子。

Ramatoulaye写道：“想想我曾充满激情地爱这个人，想想我将人生中的30年都给了他，想想我曾不止12次怀上他的孩子。在我的生活中增添一位对手于他而言还不够。在爱上别人的时候，他烧毁了自己物质和道德层面的过去。他敢于做出这样自我否认的行为。”

而在更近期的小说中，一夫多妻制似乎对现代社会构成了挑战，故事发生地从城市中心转移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在尼日利亚，根据2008年的《人口与健康调查》，尼日利亚有三分之一已婚妇女和八分之一的男性（15-49岁）处于一夫多妻的婚姻中。

这些动态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有时甚至带有煽动性，因为焦点从床转移到子宫，以及女性的内疚和绝望。她们希望她们的身体能诞生出一个孩子——这是唯一能使他们婚姻合法的标志。生孩子需要两个人，但孕育和生产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以及这代表了男人的荣耀。

Lola Shoneyin的《妻子们的秘密》（The Secret Lives of Baba Segi's Wives）赢得了数个奖项，并被列入2011年橘子文学奖（Orange prize）的候选名单，其主要内容讲述的是一个有着光明前途的毕业生Bolanle Alao嫁入了一个一夫多妻家庭，成为了男主人的第四位妻子。巴巴·塞吉在整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感情压抑的善良独裁者，他在性方面的努力被描写得充满悲喜剧色彩。“巴巴·塞吉很沉重，”他其中的一位妻子说，“关于他的一切都很笨拙和尴尬。他长叹一声，动作僵硬，将液体射入了我的体内，接着就倒在了我的乳房上。”但是，在巴巴·塞吉的家中，Bolanle是耻辱的。其他妻子的鄙视和无尽的恐惧让她们尝试了所有方法——包括谋杀——来赶走她，她挣扎着思考。不孕的耻辱，霸道的婆婆，对新婚妻子平坦小腹的失望目光，自然疗法以及对传统医术的探访是始终不变的主题。

在Ayòbámi Adébáyò出版于2017年的优秀小说《留在我身边》（Stay with Me）中，婆婆Moomi对主角Yejide说道：“我的儿子在你的两腿之间已经超过两个月了，而你的肚子还没有动静。并拢你的腿，我求你了……如果你不这样做，他将因为没有孩子而死去。我请求你，不要毁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啊，Yejide。”

我们跟随着Yejide经历了假孕、婴儿死亡以及第二位妻子的登场，这是Adébáyò塑造的生动次要人物，见证并参与了她婚姻的破裂。

Ahdaf Soueif的《爱的地图》（The Map of Love）是几本讲述我们更为熟悉的一夫一妻制关系中的一本，其他还包括《泽娜》（Zeina）——在书中并没有爱情；而像Aminatta Forna的《爱的回忆》（The Memory of Love）则将未实现的婚姻、不完整的爱情和收获成果的求爱混杂在一起。Soueif入围1999年布克奖的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埃及裔美国指挥家和美国作者，以及英国寡妇和埃及医生的双重爱情故事，这也是这些书中唯一的一本由浪漫爱情主导故事情节的作品。

这些小说的故事地点分别设在埃及（《泽娜》、《爱的地图》）、乌干达（《肯图》、Doreen Baingana的《热带鱼》）、津巴布韦（NoViolet Bulawayo的《我们需要新的名字》）、塞拉利昂（《爱的回忆》），又或者是美国（Imbolo Mbue的《看那梦想家》）。利用政治动荡提供一个重要的、偶然的背景。这时常发生，并不仅仅是虚构的。Baingana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中写道：“我们在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我们是精英。我们需要躲避（乌干达独裁者）阿明（Amin）、奥博特（Obote）的子弹，避开政变、经济战，流亡后回归，在这里我们踏上了成功之路。”

只有Maaza Mengiste2010年的小说《在狮子的凝视下》（Beneath the Lion's Gaze）将背景设置在埃塞俄比亚，那是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倒台和德格（Dergue）专政的第一年。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医生海鲁（Hailu），他的两个儿子：信教的尤纳斯（Yonas）和叛逆的达伊特（Dawit），他们的伙伴和邻居——我们看到了恐怖统治的解体。个人道德行为和反抗举动的描述——不管是主要还是次要，徒劳还是有效，作为一个走向残酷守旧的社会，哪怕除了海鲁以外的所有角色都是表面的，这也仍然吸引人注意。“你想救人，”达伊特的革命引导人在他试图违反士兵命令将一名他所认识的妇女尸体从街上拖出来后告诉他，“那你去救活人。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不值得为之牺牲。”

与其他许多英国黑人小说通常具有断裂的时间轴不同，我所读的书中只有少数（《泽娜》、《肯图》、爱的回忆》）穿梭于过去和现在之间。但许多会有地理位置的改变，讲述非洲大陆内（《塞古》、Nadifa Mohamed2010年的《黑曼巴男孩》、《归来》），或者距离更远的移民故事（《看那梦想家》、《热带鱼》、《我们需要新的名字》），带我们前往美国，《塞古》的目的地则是巴西。哲学层面上，这些书的作者比旅居欧美的作家对自己的肤色更加坦然，他们经常通过自己的作品讨论归属地、歧视和少数群体地位问题。种族、部落、宗教和地区差异可能会让他们的主人公质疑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但他们不会怀疑这里是家。但当他们在海外逗留的时间变长，这种信心就会消失。

也许最大胆、最引人注意的移民故事是Laila Lalami2014年的小说《摩尔人的记述》（The Moor's Account），此书曾入围普利策奖、布克奖，以摩尔人奴隶Estabanico（最初名为Mustafa）的角度讲述了从西班牙到佛罗里达的灾难性新世界远征历程。在最初的300人派遣队中，有的人迷路了，有的人被杀害了，有的人被后来的探险者吃了。仅剩四名幸存者中，Mustafa是其中之一。随着远征的推进，带着帝国冒险的残酷和傲慢，人数锐减，奴隶和主人之间的等级壁垒也被打破，直到四个人找到回到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的路线，恐惧一直如影随形。“陆地上的规章制度在船上并不能维持，”Mustafa指出，“更糟糕的是，我们连洗澡的隐私都没有……但对于像我这样已经了解屈辱的人来说，这提醒我们，包括我们主人在内的所有人，命运都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使我的命运重回正轨，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在往常的年份，我选择的小说通常都是热门的、受欢迎的。我阅读非虚构作品是为了工作，而读小说是出于乐趣。偶尔，在评论或者推荐的驱动下，我从书架拿出一本书，给它一个机会。我几乎做什么都会落后于潮流。有时我尝试提高自己——一部经典的俄罗斯小说或者最近的获奖作品——这通常并不容易成功。如果我有一个默认选项，那就是西方黑人作家——那些我最有可能在其他作品中看到、并在我自己作品中提及的人。这是一个难得的暑假，我没有带着沃尔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一起。去年，我读完了安东尼·道尔（Anthony Doerr）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前年，是埃琳娜·费朗特（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系列。今年，我喜欢的书比平常多，遇到的劣质作品也更少。

事实上，我最喜欢的是Chibundu Onuzo的《欢迎来到拉各斯》（Welcome to Lagos）。故事跟随着军官Chike Ameobi展开，他在拒绝向尼日利亚三角洲的平民开火后，用了寥寥几句话就说服他的下属Yemi和他一起逃离军队。逃亡过程中，他们碰到了Fineboy，一个与反叛组织抗争的圆滑角色。他们还解救了被Fineboy和他的下属强奸的16岁女孩Isoken，认识了逃离家暴丈夫的Oma。在相互认识对方之后，这群原本毫无关系的旅行者在一系列的冒险中互相帮助。在这些冒险中，他们露宿野外，蜗居在公寓里，监禁一名腐败的部长，把偷来的钱重新分配给学校，并最终快乐地生活着。我无法放下手中的书。

发现这些新的或者老的、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作家，有时候就像遇到一个新词——忽然之间这个词到处都会出现，而你意识到他们的出现毫无预兆。随着这一年临近结束，我感觉就像是我十多岁时狼吞虎咽阅读了关于俄罗斯或美国南部、《哈姆雷特》和文艺复兴作品那样——我感到我需要去看一下这些地方，尤其是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它们的形象于我而言是如此鲜活。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开启这项工作，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阅读它们中的大部分。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记起了已故非裔美国作家玛雅·安吉鲁（Maya Angelou）对我说的她对浪漫伴侣的选择。

“我可以与相扑选手相爱，如果他能给我讲故事并让我笑，”她说，“显然，如果他是住在隔壁的非裔美国人，我们去同一个教堂，那事情会变得简单许多。因为这样我们不需要翻译。但如果我努力学习语言，尊重习俗，那我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相处。我认为我属于人类所在的任何地方。”

阅读文学作品时，选项众多，时间太少，因此我常常因自己不够努力阅读而羞愧。在潜意识深处，我认定非洲女性写的作品会比其他人的更难读。但事实上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把读非洲女性的作品理解为自我提高，但无法享受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我很享受，也提升了自我。

随着我雷达的修正完毕，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今年的圣诞派对上我会遇到谁。

（翻译：陈宛琦）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