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发言时表示，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上述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分析师认为，这表示中国近期调整基准利率的概率很低，既不会追随美联储加息，也不会减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点正逐渐转向对冲经济负面因素上来，未来流动性将保持相对宽裕，在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未明显回升之前，以降准为主的“形式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还将继续。
在回答记者“何时(中国)降息条件才算成熟”时，易纲作出上述回答。此外，他在接受财新专访时还对9月份央行没有跟随美联储加息而加息的做法进行了解读。易纲说，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是互联互通的，国际主要央行的动作对中国肯定有影响。不过，在权衡、取舍和考虑这些外部因素的时候，央行的原则是国内优先，以国内经济为主来考虑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地发展，同时控制住金融风险。
华创证券指出，货币政策以国内为主不代表不考虑海外和汇率的压力。假如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过大或者中美利差收缩过窄，就会制约央行货币政策进一步的放松空间，至少短期内降低基准利率的概率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易纲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当时，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目前中美利差已经缩至40个基点左右，明显跌出了“舒适区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对界面新闻表示，易纲行长暗示我国央行不会跟随美联储加息，强调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年初以来呈下行趋势，与美国走势相反，更多的是向实体经济和股市释放利好消息，稳定市场情绪。
宽信用是货币政策的重点
伴随今日定向降准置换4515亿元到期中期借贷便利(MLF)落地，今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四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降准是典型的松货币特征。不过，易纲强调，中国货币政策仍然保持“稳健中性”。
根据央行官网的新闻稿，易纲表示，近期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推出其它工具，基本目的是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从实施效果看，目前广义货币(M2)增速在百分之八点几的水平，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约为10%，也处于合理水平。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结论。
分析师认为，央行以政策的实质效果来阐述货币政策取向，意味着宽信用是当前货币政策的重点考量因素。在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未明显回升之前，以降准为主的“形式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还将继续。
“即便是央行连续降准，释放的流动性仍然处于合理水平，杠杆水平也保持稳定，货币政策既未放松，也未收紧。如果站在这一层面上来理解，宽信用成为当前货币政策的极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甚至将宽信用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评论称。
兴业研究宏观分析师郭嘉沂对界面新闻表示，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未来政策工具组合仍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2019年第一季度存在降准的可能，降息概率非常小。
首提国企“竞争中性”原则
在谈到贸易摩擦时，易纲说，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他本人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全球负面影响的结论，事实上，人民银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上周IMF宣布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7%，均比7月份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并警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
“我认为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这是市场不喜欢的。”易纲说。同时，他表示，“我们也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在发言时，易纲一方面呼吁各方共同合作积极寻找建设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表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在国际公开场合提到“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原则最早是澳大利亚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后来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OECD的定义，竞争中性的内涵包括：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八方面的标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竞争中性”与中国官方以往“一视同仁”的表述在精神上一致，但又不仅于此，其有着具体标准与含义。本次易纲行长的讲话很可能是“竞争中性”首次经中国官方认可。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公平竞争体系，而建立公平竞争体系的关键就是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10月15日的发布会上进一步指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改革的思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也就是说经过改革以后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是一样的，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与“竞争中性”原则是一致的。
彭华岗还表示，在B20阿根廷会议上，有人提出所谓“列入国企扭曲竞争”的议题，这种说法某种意义上已经忽视了国有企业经过改革以后已经完全融入市场、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事实。所以，我们也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人民币国际化不靠特殊政策
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易纲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近有所进展是因为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等纳入中国债券和股票后，人们开始配置人民币资产。我们不会出台特殊的政策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进程。”易纲说，“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市场主体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选择他们最想持有的货币。”
“水到渠成”、“市场选择”是央行近年对待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贯态度，而央行要做的可能只是“顺势而为”。回顾过往，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推进与外部机遇密切相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动摇，是开启本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机遇。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将之归结于某种“运气”，即一方的胜出可能更多受益于对手的状态不佳，而这种情况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有波动也很正常。他在今年8月出席“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时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长期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摇摆”。
王有鑫认为，当前，国内不仅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也面临来自外部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受美股大幅下挫影响，近期A股再次出现恐慌性下跌，说明市场情绪极度脆弱。在这个背景下，汇率在央行货币政策中的排序和重要性就有所减轻，央行将更多关注国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