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过程有显著的逆创新特点，目前正在经历从赶超型创新向原始型创新过渡。实现原始型创新需要不同于赶超型创新的体制环境，需要主动地进行有益于原始型创新体制的建设，中国原始型创新才能进行，才能成功。
一、中国逆创新特征
全球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是什么样的？从全球创新的结构关系和动态过程看，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是：直觉突破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该流程如图1-1所示。原始型创新的起始阶段一定是直觉突破式创新。
直觉突破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一阶段——创新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充分认识自己先天遗传的天赋特长、个性本能，通过家庭和社会培养形成兴趣爱好，在追求兴趣爱好过程中具有持续探索的激情与冲动，逐渐形成非凡的想象预见，顿悟生成超常的创意灵感，为下一步无中生有地生产出未来产品或服务提供愿景。
原始型创新的第二阶段是解释规划式创新。由于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的灵感创意的想象性、预测性特征，创新目标相对是模糊的，初步的甚至是猜测的。因此需要有一个解释规划的阶段才能逐步明确化。解释规划式创新就是把直觉创意在讨论对话中、在辩论质疑中、在唇枪舌剑中、在沟通对话中、在妥协包容中解释、修正、清晰、完善、提升、设计，成为可以进行逻辑推理式创新的具体项目或具体产品。更重要的是，解释规划式创新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在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提出的创意，赋予更多层面、更广范围的创新价值。也就是说，解释规划式创新的功能不仅是就解释而解释，而是解释中优化和具化直觉突破式创新。直觉规划式创新只有经过解释规划式创新，才能以更完善、更优化、更清晰的、更明确的项目进入具体可操作的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
原始型创新的第三步是逻辑推理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阶段的成果，虽然已经将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的创意灵感具化为某一项新型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但是如何能够在实践中把新产品和新服务实现，需要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从明确是什么到如何做，的确是原始型创新的两个不同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型创新只有进入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才真正落地，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实验，无数次的失败寻找到科学的生产原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生产方法，通过具体的操作生产出原始型创新的产品与服务，原始型创新不仅需要无中生有的创意灵感，也需要专注严谨的能工巧匠，品牌是经年累月的打磨，这就是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的重要价值。
推广扩散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四个阶段：经过直觉突破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和逻辑推理式创新，原始型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已经成型——或者是生产出产品，或者是产生新的服务模式。如何将已经成型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推广，这就需要推广扩散式创新。
在原始型创新过程中的推广扩散式创新阶段，创新者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获得创新的收益，更让全社会分享创新的文明成果，造就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首先是原始颠覆型创新的产品或服务的扩散——这是物质层面的扩散；在物质层面的扩散背后，是利益价值链的扩散——当原始创新者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获得满意的利益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需求的满足。在利益的扩散背后，也包含着文明的扩散，每一次原始型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扩散，不仅是人们消费模式的改变，消费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继而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管理方式，逐步演化出现代化的人格特质，经济价值提升的同时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原始型创新的初始阶段是直觉突破式创新，直觉突破式创新经过解释规划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各阶段，决定了原始型创新的质量效益。如果没有直觉突破式创新，其他创新的环节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不具有合格的主体以及相应的直觉突破式创新的体制环境，只能是从全球原始型创新的最后阶段——推广扩散式创新阶段进入逆向推进，然后慢慢逼近原始型创新的前沿。中国的创新是依据中国原始型创新能力的提升程度，及中国原始性创新环境建设程度逐步推进的逆创新过程，目前正在从赶超型创新向原始型创新的过渡中，还没有达到世界原始型创新的前端。这一判断与中国的发展实践基本相符[1]。
第一阶段：中国的逆创新首先从推广扩散式创新阶段开始。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左右，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引进在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成熟的技术成果以及相对完备的成套设备，以市场换技术，开放国内市场，生产符合本国市场需要的产品，也关注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成为国外品牌的组装者和消费者[2]。推广扩散式创新吸收与集聚了大量初级劳动者，开辟了农民向市民转型的通道，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积累企业发展资本，由于缺乏核心技术，针对中国市场及国际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的消费模式、销售模式的创新，显然是处在全球原始型创新的末端，但确实是中国创新的开始。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的逆创新从推广扩散式创新进入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在推广扩散式创新积累一定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与产品创新，虽然仍是引进模仿，但不再简单地为外国品牌组装，而是在引用国外核心技术的同时开始对产品功能、产品结构、产品外观进行实用新型创新，逐步开始有了自己的品牌，如联想计算机、海尔冰箱、格力空调等企业的自主品牌。不仅占领中国市场，而且还走向了国际市场。企业提升了服务质量，创造了市场认可的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政府也开始从重点科技领域，重点产业领域赶超的目标出发，制定计划、配置资金、指令管理、严格考核。自上而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施赶超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工程。比如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基础研究领域设立的项目繁多：有科技部的97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科学基金，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及2011工程等。
第三阶段：从2000年左右至2015年左右，中国的逆创新从逻辑推理式创新进入解释规划式创新阶段。在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海归创业者、年轻创业者、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等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网络生态主体，许多拥有发明专利的年轻人努力通过技术转让与企业合作，进一步在相互的对话和协商中构成创新联盟。领先开发，率先开拓新市场，获得创新收益。华为、大疆、华大基因就是典型的代表。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强调大量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并努力在某些关键技术上自主突破，加大投入，2014年，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显示，继2012年我国R&D经费总量突破万亿大关后，2013年全国共投入R&D经费11846.6亿元，比上年增加1548.2亿元，增长15％；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达2.08％，比上年的1.98％提高了0.1个百分点。但是没有直觉突破式创新支持的解释规划式创新仍然是在解释国外的原始创新成果，没有自我原始创新能力的对别人的一种解释，解释的程度是有限的。
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的逆创新开始进入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从市场主体的集成创新和国家层面的项目创新，进入产学研金企市结合的核心科学技术创新与企业自主创新，以实现中国的终极目标——力求将过去在国外产生的原始颠覆型创新的源头——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转移到国内进行，不再依赖于外国发明专利和核心技术的引进，培育自己的原始型创新的源头。在这个创新阶段，更多的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不只限于对利润的追求，而是对个人天赋特长兴趣爱好、激情梦想、创意灵感实现的追求。而政府也不再局限于对GDP政绩的追求，对经济发展质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为社会主体的兴趣爱好追求，为社会的和谐美好发展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
二、从赶超到原创的体制改革重点
中国的逆创新的前三个阶段可称之为赶超型创新，而现在刚刚开始起步的可称之为原始型创新。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成功关键在于体制的变革，大致有：
1、从专注于紧跟国外前沿到专注于培育国内原创主体。赶超型创新阶段把国外创新的水平高于国内作为创新管理的现实逻辑前提，认为国内人才的总体水平不足以进行独立的原创研究，对标国外最前沿科技、最前沿产业和最前沿产品部署国内跟进性创新；到原始型创新阶段，创新管理的逻辑是看到中外创新差距的同时，也看到中国已经具备了无中生有创新的潜能，年青一代中有人可以充分认识自己的天赋特长、个性本能，形成兴趣爱好，在追求兴趣爱好中生成超常的创意灵感，无中生有地生产出未来产品或服务。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的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这是原创型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而全社会都受益于这种外部性，他们是先驱者。因此在关注国外创新前沿的同时，注重培育和激励年青一代原创主体。正如刘易斯所说[3]“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而蔑视公认的见解或既得利益。有的社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任务，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类人物的程度和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从赶超到原创，就是培育和激励刘易斯所说的人才。培养原始型创新者，激励原始型创新者，是原始型创新的源泉和根基。教育体制和人事制度应该是最迫切的改革。
2、从引进模仿为主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赶超型创新少有核心技术创新，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创新为主，而且市场上往往伴随着比较普遍的假冒伪劣和山寨现象；原始型创新则注重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创新，依靠发明专利等原始型创新的知识产权获取市场利益。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截止2016年底全球共有972万件有效发明专利，其中保有量排名前五分别为日本（266万）、美国（219万）、中国（124万）、韩国（95万）、德国（60万）。从增量角度，2016年各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分别为中国（126万）、美国（52万）、日本（46万）、韩国（23万）、德国（18万），而专利授权量排名分别为中国（32万）、日本（29万）、美国（28万）、韩国（12万）、德国（10万）。2017年，我国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了5.1万件，同比增长12.5%，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近年来在专利方面发力明显，但是在专利的授权率与实际转化方面中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贸易总额也逐年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达到了220亿美元，同比增长53.6%。与此同时，随着“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也不断提速。今年上半年，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就同比增长了26.9%。。如何开源基础研究，如何通畅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保障高校、研究院所、实验室、企业、产业、金融、资本市场、中介服务等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无障碍，无论是转让、许可或者入股，使知识产权所有者最大限度获利，从而诱导原始型创新主体的生生不息。只有通过知识产权将创造性劳动成果法治化，才能获利于价值链的顶端。所以原始型创新意味着知识产权法、税法、科技成果转化法、国有资产法、公司法、企业法、劳动法、民法、刑法等立法、执法、司法深化系统改革，明确对创新型劳动的价值确定与保护。
3、从伞型组织结构向网络组织结构转型。赶超型创新中，脱贫致富为第一要义，创新者的行为跟着行政政策走，尽可能快地获取短期利益。随着行政组织的开放而逐步产生新兴市场和社会团体：学术共同体、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产学研联盟、基金会等，他们与行政组织的关系就像伞干与伞枝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主导权在行政组织；原始型创新中，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成为创新活动的主角，原始型创新源于具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原创型人才的互相欣赏和互相吸引，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具有经济和社会开创性价值的特殊天赋、灵感、兴趣、爱好和激情。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具有未来探索性的知识，是隐秘的潜在型知识，行为体现型知识，能动创造型知识，最大特质是具有想象力从而是原始型创新最需要的知识。常规型组织很难及时识别和吸纳超常型默示知识，原创型人才必须要靠自己建立合适的非正式组织，将各类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等诸要素整合到一起，实现超常型知识的价值创造。创新型人才合作通过各种私缘关系起步：爱好之间的趣缘、灵感之间的心缘、目标之间的志缘、性格之间的气缘、精神信念的神缘、亲人之间的血缘、朋友之间的情缘、同乡之间的地缘、同学之间的学缘，同事之间的业缘、个人利益的物缘等。原始型创新的启动与展开，与社会组织从伞状结构向网状结构递进相辅相成。比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全国率先进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法改革，规定在示范区设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组织可以无业务主管直接登记。依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法》2017年[4]，在市社团办注册成立的无业务主管直接登记的中关村社会组织达445家，包括社会团体304家（协会89家、联盟21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26家，基金会15家。其中2017年新成立63家，包括社会团体38家（协会7家，联盟3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3家，基金会2家。所以原始型创新与组织体系的变革同步。
4、政府管理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为主到提供创新创业制度环境为主。赶超型创新中，政府按照赶超目标制定创新规划，用指令性项目管理分钱分物，又以行政政绩评价创新效果。政府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创新团队的领队和裁判；原始型创新中，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市场的企业家投资家等社会和市场主体是原创主体，以自我探索自我开发启动，政府不能事先对无中生有的原始型创新进行系统规划，政府只能是原始型创新制度环境的提供者和服务者：侧重于给予原创者自我探索自我开发的包容和激励，提供原始型创新主体异见歧义、创意对话、思想交锋的开放环境，给予原始型创新者的基础研究资金、新兴企业孵化等财政支持，培育市场与社会主体的自治，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聚集，尤其是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组织结构转型，打通行政条块分割造成的基础研究薄弱和科技成果转化堵塞顽疾。目前我国高校院所既存在基础研究薄弱问题，又存在科研活动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国内学科间、产业间的合作与融合存在利益屏障，研发资源错配突出，企业重生产轻研发现象普遍，融资机构对重大技术研发和转化缺少长期投资意愿。这需要政府从简单的分钱分物惯性中解脱出来，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组织、融资机构等多方合作，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构建基础研究链、应用研究连、成果转化链、产业链、资金链、区域链、全球链等良好的协同创新生态体系。成为市场与社会自治、宏观共治的引导者，创新型人才的知识产权保护者和依法公平竞争的监督者；从投资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精心设计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包括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中介服务专家、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等没有后顾之忧，都有充分的积极性踏上原始型创新的竞技场。
5、从获取经济利益的急功近利效益观到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持续效益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中国创新的文化格局。赶超型创新往往是以国外已有的前沿科技为目标，模仿引进应用为主，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还没有能力无中生有地做引领世界的基础研究，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也主要是GDP规模等经济指标；原始型创新是原创型科学家企业家结成联盟，致力于从基础研究到企业孵化到产业成长全价值链创造，打造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同时是对现成的、为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理论准则和实践惯例的突破，是对未知世界的超前性探索，这种探索不仅能够大幅度地增进社会财富和快速促进社会进步，甚至有可能诞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管理方式和全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将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 。比如我国最具原始型创新力的企业华为与其他企业的重要区别，[5]在于华为价值观具有超越企业短期利益可持续性发展的基因，“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本位，长期艰苦奋斗”，融入了整个企业的制度与流程体系，是价值观决定了华为的制度走向、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并进而成为左右华为人才战略与干部趋向的根本准则。华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每年数百亿、近千亿人民币的研发投入，2008年-2017年十年间华为累计研发投入大约3940亿元人民币，但30年来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向上聚焦，30年后，华为才有了今天在全球信息技术行业相对领先地位。迄今华为有8万项专利获得授权，许多是核心专利。[6]预计未来十年会保持每年基于销售收入15%左右的持续研发投入，支持华为以创新驱动未来发展的战略。
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体制改革的内容纷繁复杂，重点在于为原始型创新者的活动提供自由而法治的环境。现实的困境在于，客观上我们在本国进行后端和相对低端的赶超型创新，是在发达国家直觉突破式创新启动和和完成后。但是我们主观上往往把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赶超型创新当成了原始型创新，从而忽视了深化改革的必要。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要从赶超型创新上升到原始型创新，必须根据原始型创新的内在规律，对教育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文化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才能真正从逻辑推理式创新逆向推进到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这是中国必须的逆创新跃升，是中国创新必经的历史挑战与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