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执念：不死之身究竟是恩典还是诅咒？

在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3之圣战骑兵》剧情接近尾声时，各方对圣杯的追求也冲上了高潮，最终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画上了句号。电影里的大反派——为了圣杯而投靠纳粹的博物馆收藏家沃尔特·多诺万（Walter Donovan）听说，用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到的圣杯喝水便能长生不老，但他面前的桌子上摆了太多真假莫辨的杯子，他愚蠢地拿起了最闪亮的一只，舀了杯水，舒坦地喝下去。但长生不老的天降大礼并没有如约而至，他反而老得更快了：他的皮肤成块剥落，头发一下子变得稀疏雪白，只剩一具白骨，最终崩溃瓦解，只留得一捧灰烬。不死的圣杯骑士看着这一切，讽刺地对身边的印第安纳·琼斯博士说：“他的选择……太糟了。”

不一会儿，艾尔莎·施耐德博士（Dr Elsa Schneider）就把圣杯骑士的警告抛之脑后——禁止把圣杯带离圣殿，她的违反规定导致整个圣殿倒塌，脚下的土地迸裂出一道深远的沟壑。她眼里只有永生圣杯，在努力去捞圣杯的一刹那跌入其中，落入地球深处，万劫不复。她如此不顾一切地渴望长生不老，竟然挣开了琼斯的手，纵身一跃投向死亡。琼斯自己呢，也差点愿意放手一搏，悬空挂在悬崖边上想要够到圣杯，直到老父亲拽着他的手说：“放下吧。”

永生，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嘉奖，多少人愿意付出生命以将其收入囊中，但他们这么做真的是明智的吗？《圣战骑兵》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如何，不仅那两个把生命抛在一边的纳粹反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守护圣杯的骑士也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长生不老，就意味着得永远被困在同一个圣殿里。这都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在《圣战骑兵》里，永生不死也许并不是什么福佑，而是一种诅咒。

对那些思考过生命与死亡的哲学家来说，电影中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曾在1973年的论文《马克普洛斯档案：论永生之乏味》（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中指出，长生不老的生活可能糟糕透顶，就像被困在一个无休止的鸡尾酒会里，无法脱身。当人类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历，生活就会变成难以言说的厌倦烦闷。要想继续走下去，我们就得体验新的东西。但只要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作为个体，能提起我们注意力、让我们兴奋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意义体验过了。这时候，我们就丢掉了威廉姆斯所说的“绝对欲望”（categorical desires），也就是那些让支撑我们继续活下去的欲望，而只剩下“有条件的欲望”（contingent desire），这种渴望是在“如果我们还活着”的前提下可能会想要的东西，但这种欲望还不够强烈，不足以给我们一个活下来的动机。举个例子，如果我还能活下去的话，那么我就想去补一补我的龋齿，但我并不会单单为了补牙而渴望生存。相反，如果我在过去的25年里都在构思一部鸿篇巨著，那么完成这本书就可能给我活下去的动力。以上第一种欲望就是因情况而异的，而后者说的是绝对欲望。

威廉姆斯认为，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绝对欲望，那他的生活就会沦为一堆毫无差别的鸡毛蒜皮，找不到任何理由继续活下去。威廉姆斯在文章中搬出了1926年的歌剧《马克普洛斯档案》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部歌剧由捷克音乐家莱奥什·雅那切克（Leoš Janáček）作曲，剧中的艾琳娜·马克若普洛斯（Elina Makropulos）生于1585年，因喝了父亲发明的长生不老药，从此生理年龄永远地定格在了42岁。然而活到这时候她已经三百多岁了，艾琳娜已经把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走了一遭，眼下的生活只剩冰冷、空虚、无趣和凋萎，她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了。因此，她决定停药，将自己从永生的乏味中解脱出来。

然而也有批评家指出，威廉姆斯跑题了，他所论述的根本不是所谓“永生”。试想如果人类的自然寿命是1000岁，那么三百多岁的艾琳娜可算是英年早逝了。威廉姆斯通篇的观点并不是艾琳娜的不朽，而是她已经活了太久了。如果说永生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原因一定还在别处。

纽约大学的道德哲学家塞缪尔·施弗勒（Samuel Scheffler）认为，永生幻想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把它看作一种连贯的欲望的话，是说不通的。施弗勒指出，人类的生命长度都有一个时间限制，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命才走到头，这个时间限制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二者紧密相关。我们的一生都是从呱呱坠地开始，然后走过人生的各个阶段，最终必定以死亡结束。反过来讲，施弗勒认为，我们所珍视的，并让我们因此连贯一致地在基本的人类生活中产生渴望的东西，必定都是在时间是有限的前提之下。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假设，如果我们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能打发时间的话，万寿无疆会是怎样的光景，但要这么想的话，就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终有一死。人类珍惜的一切东西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意义：时光有限、我们的选择有限、人们还没来得及获得各自想要的东西，一切就都结束了。

在施弗勒看来，永生不仅是会让我们陷入悲惨这么简单了（虽然很可能结局就是如此），而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长生不老，就不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独特的人”了。也就是说，到那时候，就算我们真的想办法实现了永生的梦，那得到的也不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了。长生不老的并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是“某种形式的人类自我”。对永生的渴望也是一个悖论：万一永生真的梦想成真，也只会伤害到你自己而已。因此，施弗勒的意思是，只要我们仔细思考更深层次的自己，就应该及早摒除那些侥幸获得永生的残念。

你可能“觉得”自己希望长生不老，但经过认真思考，你会相信事实恰恰相反。

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吗？我们能不能换位思考，站在多诺万和施耐德的角度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抓住圣杯，能不能同情一下他们呢？有趣的是，当我们从更广的流行文化视角来看，在大量有关长生不老故事中，永生并不是什么恩典，而是一种诅咒。

在乔纳森·斯威夫特1726年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主人公遇到了叫作“斯特鲁布鲁格”的奇怪生物，他们刚生下来额头上就有一个奇怪的标记，象征着他们会长生不老。一开始格列佛觉得他们一定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死，但后来他明白，这些斯特鲁布鲁格的年纪也从未停止过增长，对他们的看法就有所改观了，因为他们也会逐渐衰老朽坏，陷入精神失常，沦为令人作呕的畜生，在这个王国里四处游荡，正常人避之不及。或者想想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歌《提托诺斯》吧，主人公提托诺斯忍受着忍受残酷永生的煎熬，讲述着无穷无尽的生命给自己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功能的衰退，以及陷入这种境地的恐怖和孤独。

这样看来，似乎哲学家和流行文化都在不断强调同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自己希望长生不老，但经过认真思考，你会相信事实恰恰相反。然而如果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老要别人来提醒这一点呢？

永生这个概念拥有某些强大且深远的吸引力，仅仅举几个例子说明长生不老可能是一种诅咒，并不能破除这种吸引。想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得更加仔细地思考一下，对永生的渴望在不同层面上看可能分别是些什么。

表面上，很明显，渴望永生即是畏惧死亡。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害怕面对死亡。如果我们可以万寿无疆，那么就可以逃避我们的恐惧，同时也躲过恐惧的对象。这样说来，渴望永生只不过是渴望不死。从这个层面上看，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们喋喋不休提醒我们的，就是“有些命运比死亡更糟”，永生本身可能其中一种糟糕的宿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该渴望永生。毕竟应该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想要成为斯特鲁布鲁格吧。

但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对死亡产生的主要反应绝不止恐惧一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巴斯克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是怎么说的：

别人为我提供某些推论，证实信仰灵魂不朽的荒谬所在。但是，这些推论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大影响，不管怎么说，它们是合乎情理的，完全合乎情理。自此之后，我对生命更充满希望。我不愿意死，不想死，我不死。我既不愿意死，也不希望去想死亡这件事。我要活着，永远活着，活到永远。活的是我这个人，可怜的我，也是我这个人，是现在的我，就是活在这里的我。因此，我的灵魂，我自己的灵魂的持续问题便折磨着我。我就是我的宇宙中心，也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同时，在我极度的痛苦中，我与米歇尔同时呐喊：我的我啊！他们抢走了我的我！“

乌纳穆诺在这段文字里表现出的是愤怒，他身上的某些东西正在被夺走（比如最后一句话“他们要把我的‘我’偷走啦！”）。我们大多数人会考虑死亡降临之时的情景，乌纳穆诺也在想象自己的死亡：这不是在某个遥远的时间点上，比如说到了107岁，你已经垂垂老矣，瘫在医院的病床上或是资金不足的疗养院里。死亡往往在我们猝不及防时大驾光临。也就是说，死亡在人们眼里或者是人生经历中（那些身患重疾的人也许就与死亡打了个照面），往往是对个人的一种侵犯，是在一个人还没打算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他的时间的掳掠。换言之，死亡是对一个人能动性最根本的攻击。

我们害怕的不仅是在死亡面前无处遁逃，还因其个人侵犯属性而怀恨在心。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死亡往往被人格化的原因之一：它不再只是一种残暴、冷漠的单纯生理现象，而是手握镰刀、面目狰狞来向你索命的死神。不过反过来，你也可以跟这个死神讨价还价，这种特质出现在西方文化中并不是巧合。就像神话传说的套路那样，如果你下棋赢了他，他就必须放你一马。而你作为一个有自主性的人，也可以试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然了，现实的残酷之处就在于，死亡总是来得“要么太早要么太晚”

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有种情况可能和施弗勒的观点相悖，也许有可能存在这么一种连贯的对永生的渴望。因为渴望长生不老也许不只是“永远活着”这么简单，可能这是一种想要“控制何时死亡”的欲望，也就是在我们做好准备——千万别提前——的时候结束生命。

事实上，在古代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伟大的战士毗湿摩就被赐予了“依照意愿死亡”的恩典。毗湿摩可以一直活着，直到自己想要拥抱死亡为止，但他后来依然在一场战争中落入阿朱那之手。他被雨点般密密麻麻般箭镞射倒，倒下时身子甚至没有沾到地，而是躺在“箭床”上，动弹不得。毗湿摩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死亡。他选择躺在战场上，将自己的智慧传授给Yudhishthira，直到他觉得是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毗湿摩为死亡做准备，当一切就绪，他就给生命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摩诃婆罗多》中的“依照意愿死亡”是一个恩典。与长生不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法死去。如果毗湿摩被钉在箭床上却不能赴死，也就是说他大概会永远这么活下去，那他也一定是永远活在诅咒的折磨下了。照这样看，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毗湿摩所获的恩赐看起来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在我们准备好死亡的那一天到来之前，它能为我们擦除对死亡的恐惧，同时，在受够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还有能力叫停这段生命——这同样佐证了施弗勒的观点，我们终将赴死，这样生活才有价值。

当然了，现实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死亡总像威廉姆斯说的那样，来得“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太早，是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而太晚呢，则是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一个临界点，生活已不再有意义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哲学家们苦口婆心来说服我们相信这一点。许多人的面前都摆着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诸如瑞士这样的国家设立了辅助死亡诊所，表明许多人会主动选择死亡，而不愿继续承受身体的疼痛以及没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如果一个病人看不到康复的希望，那么欲死之心尤甚。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社会都拒绝让人们在最理性地渴望结束的时候从容赴死。

显而易见，永生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因此它不能真正解决人类悲剧的基本问题，也不能对围绕安乐死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社会政策和道德评判的讨论给出答案。尽管如此，永生的幻想能一直在大众的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哲学家思考的一大话题不无原因，它挖掘出了人类对死亡的态度。我们不仅仅畏惧死亡，还憎恶它，因为这是对我们个人能动性的进犯。我们可以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控制自己何时死去，而这一点往往也并不令人感到宽心。和人生中的许多东西一样，死亡这回事也已经变得比当初出现时的样子复杂得多了。

本文作者Paul Sagar系伦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的政治学理论讲师，2018年他的著作《人类观点：社交性及国家理论，从霍布斯到史密斯》（The Opinion of Mankind: Soci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from Hobbes to Smith）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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