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笔的沈从文：一个作家身上的时代伤痕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京时，沈从文的心情已是“三分安慰，七分忧虑”。

“左翼文学”主将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点名批判沈从文是反动“桃红”作家，批判他的文艺观点。北京大学贴出墙报，批评沈从文是“桃红”作家，“对新中国毫无感情，却滥用作家名号。”数月之后，在批判和围剿的风潮中神经几乎崩溃的沈从文，用握笔写作的手伸到居室的电线插头。14岁的儿子沈龙朱发现父亲的反常，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然而这并未能终止沈从文辞别尘世的执念，几天后他又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破手腕的动脉。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经过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听见房内有呻吟声，张中和推门推不开，破窗而入，用刀片划破手腕动脉的沈从文已处于昏迷状态。“沈从文的同事听说他喝了煤油割手腕，企图自杀。他在医院里神智昏迷地躺了几天，刚醒的时候，他以为他可能坐牢。”

由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所著《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以下简称《沈从文传》）记录了这个细节。

最先的职业作家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1949年元月沈从文写道。此语仿佛谶言，预示他后半生的逆旅。

如何使用手中的笔，对于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来说性命悠关，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人生际遇和命运长旅。“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最先的职业作家，我每个月收入，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1980年6月20日，沈从文在与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金介甫谈话时说。沈从文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代“严肃的专业作家”。1982年5月27日，他在吉首大学的演讲时再次谈及职业写作。“作为独立的职业作家，即专门创作不从事其它业务的作家，”这句话出现在《沈从文传》的注释里：“沈反对把文学当成业余玩票，要作者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做下去，用文学作品起除旧布新、创造新社会的作用。” 

“独立”意为不盲从权力，不跟随庸众，不被规则拘囿，不受习俗限制，以个人立场存在于世，坚持发出的是个人的声音，表现个人体验，呈示个人对世间的观察和体悟——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是罕有的。诞生于民国时代的文人多以家国情怀为己任，也多被民族共业所裹挟。作家的思想当然也会受到影响，然而考察沈从文的写作史，多是基于个人经验和独立倾向的书写。无论是在湘西凤凰时代的创作，还是后来迁徙北京，再后来转战上海，他的作品个人化印迹鲜明。他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涉猎，对《圣经》的研习，加之他本有的湘西凤凰乡土基因，形成了他独特的写作文本和异质的价值谱系，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上风格独特。

把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并列的伟大作家，是金介甫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里的论点之一。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论要么删去，要么改写，不然《沈从文传》就无法出版。这样的国情显然是金介甫这样的外宾难以理解的。金介甫是最早理解沈从文写作价值的西方学者之一，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的弟子，金介甫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开放的思想视域和不受限制的触角使他具备理性的智识判断。在1980年代初期，已经有消息说瑞典学院对沈从文高度关注，据说他曾两次进入提名程序。海外对沈从文的研究热开始出现。此时金介甫提速了他写作《沈从文传》的工作，他以外国人身份考察偏远小城湖南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也多次到北京访问沈从文先生。“沈跟我谈话是极有分寸的，正如我写本书下笔也非常慎重一样。”在1980年代以后，沈从文对来访者是不轻易接待的。而金介甫在1980年夏天，和沈从文单独晤谈了十二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他们曾结伴游览香山、长城、天坛。1980年冬到1981年春，金介甫在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夫妇家里，又与到美国访问的沈从文谈了六次，大都是单独晤谈。1981年夏天沈回国后，金介甫去北京时又多次到沈家做客，沈当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

价值观以及价值判断，是鉴别一部传记的意义所在。《沈从文传》视角是西方人的，评价尺度也是域外的。金介甫写道：“沈从文在政治上也不是一成不变。二十年代晚期他似乎要以彻底激进作家的姿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到三十年代早期他就转变方向，成为不写政治的作家。在四十年代后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某些共产党作家的关系紧张，他的政治观点却依然明确无误地又属于左派。沈从文反对门户之见，因为他不参加任何组织。他反对每个流派，然而他同任何流派并无深仇大恨。”

个人精神的锻造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香山。香山位于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里，正好与湖南籍的实业家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公馆为邻。双清别墅是乾隆皇帝留住过的地方。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

熊希龄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谈时事、哲学等话题，两人有时坐在古榕树下，或者坐在经过沈的住所去香山寺途中的石级上面，熊希龄向沈考问各种知识，直到午夜。其时北京和西山交通靠毛驴，而毛驴得花钱。沈从文如果想到城里书报摊上翻书，需要走四个小时。沈从文住在西山的日子对他个人说来是很有收获的，他可以在香山那些幽静寺院楼阁间随意漫步，此后在他的小说后注上写作时间、地点的时候，香山的有名地方常常出现。

读《沈从文传》，看到写有香山的段落，我有熟稔感。自1998年到2010年，我有十多年的时间在香山附近的村落租住，熟悉那里的连绵山麓、山涧盛长的枫树，熟悉山下的民居和曲折环绕的街道。其时我常到香山脚下的报摊去买报纸和杂志，沈从文当年居住和行走过的地方也是我反复流连过的地方。与沈从文当年相异的是交通的便捷，我经常可以骑着自行车进山，而入城的公交车线路完备已使出行极为容易。

我猜想1980年的香山之行还是具有难度，此时沈从文和金介甫一起游览香山。当年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现在已成为香山饭馆，图书馆位于二楼。双清别墅旁边已建成由贝聿铭设计的现代化宾馆。沈从文在香山还拜访了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微音。

初到北京的一年里，沈从文写了不少作品向各处投稿，这些稿件大都被编辑扔进字纸篓。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孙伏园1920年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拉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了纸篓。当时报馆不愿花邮费退稿，而沈从文没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估计他早期作品大约三分之一都是这样被扔掉的。

北京作为历史名城给了沈从文精神上的支持，这是湘西之后重要的人生经历，也再度塑造了沈从文的个人精神。他浸润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遗迹，迷恋“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在沈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向东走约二十分钟，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还保留着明清600年的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

除了北京的风貌和文化氛围。北京的人文圈子对沈从文也形成了影响。这段时期结交的朋友中，胡也频、丁玲夫妇超过了知己的范畴。他们在1925年结识，此后五年间，三个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沈从文还对丁玲怀有过柏拉图式的恋情，他为丁玲写过情诗。彼时他们野心勃勃要打进中国文坛，然而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学而失败的人，说得上是同病相怜。三个人在香山度过的日子艰难困苦，到冬天生不起煤炉，后来有了煤炉又买不起煤。然而艰难困苦并没影响他们求学的热忱，其时三人都从香山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周围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京城的人文气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时，学子可以自由去大学旁听。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都在日文班听课，三人当时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他们还听过保皇派大师辜鸿铭讲课，学校的讲义谁都能买来互相传看。北京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词缓交。这些都是老北京的习惯。沈从文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生活来，还无限激动。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

北京生活给予沈从文的是精神的更新，他触摸到了一个绚丽的人文光谱。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和明星都出现在这光谱中。蔡元培、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巴金、施蛰存、邵洵美等人，纷纷进入他的人际关系图。然而很快这个文化圈也出现了分野。超过知己的朋友胡也频与丁玲转入政治斗争，作为左翼文学潮流的参与者，他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事业。胡也频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杀遇害，丁玲的未来道路却坎坷多难。1932年她参加共产党，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绑架，1936年奔赴陕北，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

时间如同魔法师，对于杰出作家或经典文学来说，能经得住时间流逝的淘洗，是艺术创造的本源和真谛。现在回头看被潮流裹挟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创造物，多随时间化为泡沫。在政治运动的风暴中被劫掠，也在政治运动中沉浮，这是一代文化大师的人生轨迹。作家如何写作，似乎预示写作者的境遇和命运。考察世界文学史，杰出的作家都是自我成长的，在作家的职业成熟期，只有出版机制会介入作家的写作生活。苏联式的文学体制是从作家的思想、写作行为和生活进行全方位的介入和干预。这注定影响作家的写作状态和生存方式。

《沈从文传》可构成一部作家的命运之书，是在更为开放的语境之下经由西方人的视角写出来的传记。本书叙述和刻画的人物除了沈从文，还有于他产生重要影响的繁多人物，他们是现代中国炫目的文化人物，本书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群像，是新文化的命运史。在金介甫写作《沈从文传》的1986年，沈从文仍然在研究中国历史，1983年的一场中风已使他半身瘫痪，只能通过口授，由夫人张兆和代笔与金介甫通信。“我认为沈对年代日期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讲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怀疑是否并非遗忘所致。但是个别和孤立的疏漏并不影响他作为自传或者他传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忆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实，无懈可击。”

《沈从文传》讲述了沈从文因为性情所致与政权间的疏离。他既反对蒋介石政权，也疏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体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晚期，沈写作赞颂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可是他歌颂新中国并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热烈。友人丁西林和张奚若请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时，他也说自己“没兴趣”。沈参加过一次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请十二位作家会晤，想打打气要他们多写，两人都要沈从文重新执笔。沈在1961年的确尝试过一次。他和十八位青年作家登上革命圣地井冈山，打算住它三年，写自己妻子家中一位共产党烈士（张璋）的长篇小说。住了三个月，没有写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后来就下山了。

1951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大学，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单位在故宫门前给了他一间小小办公室。此后好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接待公众参观。这是一个转折点，沈从文以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与世无争之后，沈从文得以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此时文人的清高和骄傲感已经远离内心，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因为他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从文的名字在中国的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完全消失。

在1966年起编写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接近完成时，沈从文又被送到了“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五七”干校待了三年之后，沈回到北京，单位分配给他一间房，面积只有双人床的一倍多一点。他把半个屋用来摆书。1977年夫人张兆和下放返京，因为住房狭窄夫妻两人只有分居生活，沈从文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张兆和处，取回给他做好的饭菜。

1978年，沈从文离开历史博物馆，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推荐下，被调到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他组建了一个研究古代服饰的研究室，在北京西北郊的友谊宾馆租用了两个套房做临时工作室。某天傍晚沈从文在宾馆院内散步，偶遇了落难后回京也住在友谊宾馆的丁玲夫妇。 

作家汪曾祺将《沈从文传》视为“离奇”之事，他曾在推荐序里写道：“他的一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他是一个受到极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对他加以歪曲和误解……他被宣称是‘反动’的，一些新文学史里不提他的名字，仿佛沈从文不曾存在过。需要有一本沈从文传，客观地介绍他的生平，他的生活和思想，评价他的作品。现在有一本沈从文传了，他的作者却是一个美国人，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离奇的。”

1983年4月，沈从文再发脑溢血症状，住进北京首都医院治疗，然而左侧偏瘫。1985年5月，记者萧离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情况，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社科院，沈从文定为正部级研究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1986年沈从文被分配新房子，有了宽大的工作室，然而他的写作和研究已力不从心。“他的手不听使，写不成文章。”沈从文的助理王亚蓉在多年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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