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十五岁的儿子诺亚告诉我，文学已经死了。我们当时正一边吃晚饭，一边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是他九年级文学课的书目。课程要求学生对文本进行解读，诺亚对此很抵触，因为他需要从故事情节中脱离出来，每读几行就高亮段落或做笔记，证明他确实读过。“如果老师只是让我阅读，那就简单多了。”听到他的抱怨，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学校的经历：一遍又一遍重读诗歌的韵律，分析句子结构，探索比喻和形式的意义。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读《蝇王》，老师详细地阐释了小说结构的象征性，并几乎在每句中都能分析出什么隐藏含义，我不敢相信老师的讲解。诺亚在夏令营的时候也读过这本书，在脸书上发消息告诉我这本小说“讲述的内容非常凄惨”。但我不得不思考，如果威廉·戈尔丁早就计划好了小说的结构，他怎么能够成功写完这部小说？他怎么能记得所有的结构？那时我就知道自己想做一名作家，我开始注意小说或者故事情节是如何发展的。如果写作需要如此复杂的意识，那我永远也到达不了作家的高度。
现在我意识到，这也是在课堂上教授文学的问题之一，要理解所有事情，想象一个框架、规则，把所有句子都解释清楚的一种需要。文学——至少是我所理解的文学——并不是这样的。文学需要意识，也要有发挥意外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作家很难谈论他们的写作过程的原因，因为故事叙述中的那些联系和起伏，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完全明白。“我必须要说，写作的过程是非常自然的，我没有任何计划，”菲利普·罗斯提到2006年小说《凡人》的一个场景时这样说。作家们想要知道捷径和魔法，但是他们要处理的是情绪、阴暗面和无法判断的事物，这些都是教条的对立面。因此，写作方法是很难传授的，我们的课堂上不得不充满跟读和解释，让一本书失去了它最本质的心跳。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著 巫宁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1
对诺亚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所在。他只是想完成作业，然后去读其他想读的书。他早就承认自己不是热爱阅读的人，和我不一样，他的世界并不是由书本构建出来的。他只是偶尔会阅读令他感动的书，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他的人生是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我告诉他《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杰作，他闭着的眼睛仿佛是在回答我：“对，对，对，你总是这么说。”我给他讲菲兹杰拉德和现代性，也讲这本小说在当下的时代意义比出版时更甚，但他无动于衷。《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直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定义了一个时代，这是当下的小说很难再企及的高度。
现代文化中对于文学的讨论总是逃不过这样的话题，关于文学的稀释，关于书本是否仍然重要，关于文学应该带来的影响。我们讨论阅读的需要，讨论阅读现在面临的风险，讨论不愿再读书的人们，但我们却不愿承认简单的一点：文学不会也不能重现以往的影响了。库尔特·冯内古特是我想成为作家的原因，对他来说，电视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在1997年回忆道，“是完全可以靠虚构写作谋生的，那时还是杂志的黄金时代，我以为这样的生活会永远延续下去。电视本无恶意，却为广告商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让杂志业一落千丈。”对于像李·西格尔（Lee Siegel）、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这样的新媒体反对派来说，科技才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互联网让我们分心，博客和推特让权威不再存在，超链接的互联网世界让叙述声音不再重要。但后者的问题是忽略了文学文化也是科技创新的产物，始于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
我们把书籍和大众出版视为理所应当，但实际上，它们的历史还没超过一千年。不到四百年前，约翰·弥尔顿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己看完了所有出版的书籍。我上大学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拍了一部短片，讲述弥尔顿突然出现在下曼哈顿的Strand书店，当看到书店的书本数量之多时 （书店的宣传语是“18英里的书”），弥尔顿精神受到了冲击，尖叫着从书店一路跑去了百老汇，被一辆纽约旅游大巴撞死。
弥尔顿是文学传承和对话的一部分，证明了书本和印刷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同样可以作证的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于1776年1月匿名出版了名为《常识》（Common Sense）的宣传册，成为美国革命的助燃剂。殖民时期的美国是印刷叛乱主义的温床，当年的宣传册就相当于博客最流行的时代。这同样可以驳斥那些反科技的保守派，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在当年是科技发展的前沿产物。和博客一样，大多数宣传册的活跃周期很短，卖出去几百份，针对的是特定的受众。《常识》却在殖民时代成为畅销书，卖出了超过15万册，演讲和朗诵让它的传播更为广泛。《常识》的影响力大到让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几个月后将其扩充为了《独立宣言》，杰弗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提炼了潘恩的观点（人性的自然尊严、自我决定的权力等）。
[美]托马斯·潘恩 著 蒋漫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5
很难不说《常识》是美国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但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常识》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现代社会还有任何一本书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吗？有任何电影或网站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吗？每日科斯（Daily Kos）和FiveThirtyEight.com在2008年总统选举前夕引来了巨大的流量，但影响却仍然无法与潘恩相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华氏911》（Fahrenheit 9/11）在2004年总统选举六个月前上映，影院场场爆满，并引发了公众讨论，但其影响一眨眼间就消失了。《常识》平衡了争论和劝说，从两个方面对独立问题进行讨论，谨慎地在对立面间寻找共同点。同样重要的是公共议题的速度和碎片化问题，《华氏911》的热度很快被快速巡逻艇和其他议题所取代。到了2004年11月，《华氏911》几乎很少再被人们提起了。六年后，还记得这部电影的人只会觉得它是一部过时的产物，上映的时间还没有2004年选举的时间长。
这基本是诺亚想法的复杂化。在这个信息和想法流动如此迅速的时代，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跟上新闻的趋势，又怎么能一直记得某本书呢？阅读如何能够继续让我们保持想象力？这个问题本身还有没有意义？诺亚也许不喜欢读书，但他仍然无法抵御一个好句子的魅力。在我们聊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几周后，他告诉我他读完了这本书，最后几章是他读过最优美的文字。“当然了，”我对他说，很满意他的收获。但我却不得不想起之前和他讨论这本小说的时候，他站起来用生硬的语气结束了我们的对话：“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没人看书了。”
“什么？”我问他，他又开始重新说起关于解读的问题，但我却听出了言下之意。
“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已经死了。我的朋友们都不看书，根本没人喜欢看书了。”
他迎向我的视线，好像在挑战我反驳。我想回答他，却不知要说什么。一方面，这是我儿子在宣告他的独立，站在被我买的上千本书填满的房间里告诉我阅读并不重要。
但我心中的不安却是另一方面的。诺亚在叛逆，在挑战我。但我没想到的是，当离开房间时，我脑海中开始质疑我自己的本质。“文学已死，”诺亚告诉我，“阅读已死。”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无法反驳。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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