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大春遇见卡尔维诺：人工智能取代不了说书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引进了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编写的四卷本《意大利民间故事》，其中收录了经卡尔维诺整理的两百则主题各异的意大利民间乡野故事。在台湾作家张大春看来，这四本书形成了一部连贯完整的作品，自有其内在逻辑。

在台湾news98电台，张大春有一档做了多年的说书节目。他最早讲《江湖七侠传》，后来讲《聊斋》《三言二拍》《水浒传》，也讲《三侠五义》和《儒林外史》。在他看来，“说书多半跟时事有关，所以，怎样不太低俗地修理最该修理的讨厌的人，在我说书节目里是最大的快乐。”

到2005年，张大春一方面结合从卡尔维诺的《意大利民间故事》中获得的灵感，另一方面发挥自己一直以来对于说书传统的喜爱，先后创作了“春夏秋冬”系列四本书，分别为《春灯公子》（2005年）、《战夏阳》（2006年）、《一叶秋》（2011年）以及《岛国之冬》（尚未出版）。这四本书有着各自独立的故事场域和情节，同时又构成一个整体。

《春灯公子》描写的是市井豪侠，以一位名叫春灯公子的人物一年一度大宴各路江湖人物为背景，展开了19个江湖故事。《战夏阳》聚焦知识分子在官场与学问之道中的怪胎丑态，将视角从江湖林野聚焦到庙堂之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官场科场怪诞形状录。《战夏阳》在呈现近代中国知识权贵阶层流动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小说家与史家，谁是谁的倒错？到了《一叶秋》，将十几个故事串联起来的是几位老太太，她们是张大春的高祖母、曾祖母、奶奶、母亲或者姑姑，在张大春的成长经验中，她们一代接一代，将许多故事传承下来。这些故事涉及“识时务者”如何在浊浊世道中趋利避害、权同达变，也收录了一些或来自俗世、或属于传说的鬼狐仙怪故事。而在尚未写完的《岛国之冬》中，张大春希望将中国传统的笔记故事、传奇故事，或者民间故事，变成一种现代西方小说的叙述形式，让它们具备现代小说的特色。

2017年11月，该系列第一本《春灯公子》简体版与大陆读者见面，张大春来到北京与读者进行交流。当中国传统笔记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相遇，二者会碰撞出何种火花？当讲述一则故事时的时间顺序被打乱，会给故事本身以及听故事的人造成何种不同的观感？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今天，讲故事的人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

且听张大春的三个故事。

当中国传统笔记小说遭遇西方现代小说

故事1：

江南的陈三公子跟随父亲去上任，路上被一阵大风吹落悬崖。他感觉一直往北飘，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炕上，这肯定不是南方了。他身边有丑婆子、丑老头、丑小孩，他自己也变丑了，成了麻胡脸。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他的灵魂脱了自己的身体——可以说他身体已死——魂魄却附在了一个耕田时心肌梗塞死掉的人身上。他不能接受这个身份，却不得不借由这具身体活下去。

地方上的父老对他说：“你无论如何应该养这一家人，因为你借了人家的身体。”可他不愿跟丑婆子和丑家人住在一起，地方的父老为了能够让这一家人比较顺遂地生活，纷纷劝说，于是陈三公子决定在庙里住下。他接了一个工作，去教乡里面的小孩念书。一般来讲农人不会写字读书，可是他会，用他的前生之力来造后生之功业。过了几年，他存了一些钱，能维持这一家人的生活，同时拜托一个去四川做生意的客商，帮忙找到他那担任县令的生父，告知他还活着，会回去看望父母兄弟。又过了几年，他攒够旅费，去到父亲的衙门。

母亲跟两个哥哥对于这个陈三公子究竟是不是还魂之人保持疑虑。妈妈在衙门偷看，看到他根本不像自己的儿子，当场哭着说：“这个人不是我儿子，我拒绝承认。”由于父亲从前偏心宠爱他，他的两个哥哥本就与他关系不好，也拒绝承认。但他父亲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儿子，因为在儿子坠崖之前他们二人之间说的话，只有父子两个知道。可是妻子和另外两个儿子不愿接纳这个还魂之人，他只好从历年来所积的几千两银子中拿两百两，送给了这个看起来是陌生人的儿子，打发他上路了。

张大春的改写：

在接触到这个故事后，张大春发现它可以很流畅地变成另外一种小说。首先，他改变了故事的开头。他没有从陈三公子跟着父亲上任讲起，而是打造了一个前言。张大春让故事中的父亲——即将上任的陈老太爷——在上任前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对陈老太爷说：“你要注意，如果在某个地方，你听到后面有叫你，不要回头，一旦回头，你最珍爱的东西就会失去。”这算是埋下一个伏笔。

而在怪风把陈三公子吹下悬崖之前，张大春让父子二人作了好几首诗，一来一回，大概有两个段落。在原来那个有着传统中国笔记小说不知所终特点的故事结尾，张大春又补充了一些内容：陈三公子回到蜀道上他和父亲分离的地方，突然想起，那个时候他已经带了二百两银子，带着父亲的祝福离开了父亲和他的家人，他也突然想起来他掉下去的地方的风景，想起他和父亲作的那些诗。但当时作诗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诗里应该拥有的情感。如今他发现了当时的情感，眼泪就掉下来了，此时他发现自己脸上为了见父亲剃光的胡子又长了出来。

张大春的评述：

这就是西方小说——强调心理觉醒的西方小说——最重要的是对情感最核心部分的一个观察。比如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里面有一篇，讲到一个丈夫听妻子叙述了一段往事，妻子讲到最后，脸上带着泪痕睡着了，之后丈夫也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一刻才察觉，他没有爱过他的妻子，他发现两个最亲近的人之间原来没有那种深刻动容的关系。这种美学如果不能代表现代西方小说最重要的特质，那几乎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代表了，但在中国小说里几乎没有这种东西。

在改写的故事中，陈三公子擦干眼泪，发觉自己的胡子长了出来。至于那个胡子代表什么，相信只要读过几篇现代小说的人，都知道其中的用意。这就是一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隐喻——epiphany。也就是往往在故事接近尾声之处，读者会看到主人公某些特别的发现。这种发现不是动作上的或外在的，不是杀了仇家、娶了爱人、打败了敌人、获得了官衔，而是与作者想要提出的或想要呼应的某种思想。

当故事有不只有一种讲述方法

故事2：

一个小和尚根据春人的建议寻找一条大蛇，为的是取得大蛇的胆囊，为老和尚治病。由于老和尚的病可能拖不过春天，寻找大蛇刻不容缓。小和尚带着干粮、火种、火把、油、饮水，一步步走进山洞。他走了三天三夜，还没有看到蛇。他一想：“我粮食快吃完了，水快喝完了，需要一路跑步，才勉勉强强可以回城，那我要不要再继续走下去呢？”由于不知道这个山洞要走多远，小和尚决定打道回府。但就在小和尚转身回去的时候，发生了地震。

张大春的重述：

我现在要这么讲这个故事：一个夏天，我在对门的冯伯伯家听故事。他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孩，下面有两个弟弟，三人分别叫做小宝、小凯、艳国。我们四人围在冯伯伯身边，他拿着一个扇子，和很多人物一样，大蛇也是从扇子里面飞出来的。冯伯伯问我们，这条蛇到底有多大呢？这把我吓坏了，小凯看看他姐姐，再看看弟弟，但最小的弟弟却不当回事。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不会有答案，只记得冯伯伯眼神非常凌厉。

听到上面那个故事，当冯伯伯讲到地震，我跑回家去了。我那时候很小，在我的概念里，爸爸也知道这个故事，于是想回家听爸爸讲，这样没那么害怕。爸爸问我为什么不听完再回来，我说故事太吓人了。爸爸说：“这个没有办法，故事是冯伯伯说的，他说他可以吃铁丝编笊篱，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得回去听。”于是我就回去听，讲到地震的时候，冯伯伯讲“天摇地动，山壁也动起来“。这时候冯伯伯跳出故事，转而问我们：”这条蛇会不会出来呢？它会不会被摇醒了呢？”我吓得看着姐姐，姐姐看着弟弟，弟弟都傻眼了。后来冯伯伯说了一句：“那个蛇当然不会出来啊，因为小和尚就在蛇的肚子里。”

张大春的评述：

我选择以一种扭曲的、不顺时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我要讲的不是这条蛇有多大，而是我应该怎么传递被冯伯伯吓到的那种经验。这就是说故事的顺序——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这种顺序具体到一个人身上的细节应该什么时候被读者看见：是在他出场的时候，还是在结束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的任何一个时间？这些问题对我而言常常是最严峻的考验。我无法决定某个人、某个角色的某一部分身体的细节，应该在什么时间让读者亲眼目睹，因为读者读到的顺序的意义，要大于作者赋予故事的情感或者主旨。

说故事的人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

故事3：

我曾听我的师傅高阳——一位历史小说家——讲过一个扬州说书人的故事。

有一天，那位扬州说书人说的是《武十回》，即《水浒传》里以武松为主角的故事。这个说书人特别有名的段子是《狮子楼》，这是狮子桥前酒楼的一个简称。而在《水浒传》的文本中，武松杀嫂，为兄报仇，整个段落并不长。一个定本《水浒传》，如果按照原文一字不落地说，两三段就说完了。但说书人有自己的门道。就拿这位扬州说书人来说，有一天他坐在书场里，说到武松一抬腿，要进狮子桥前酒楼，见西门庆，准备杀他。然后他说：“今天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说书人回到后台，来了个人找他。那人先拱手捧上一包银子，然后跟说书人说：“老先生，我是你的粉丝，特别喜欢听你说的武松打西门庆。可我是个商人，今天要赶到杭州做生意，去一天回一天，办事一天，一共三天。你能不能拖三天，等三天后我回来了，如果能让我听到了武松杀西门庆，我再给你原样的一包银子。”三天后，说书人惊堂木一拍，开场讲故事，商人也恰好赶回来了。只听说书人说：“话说武松登登登就上楼了！”

高阳问我：“你知道说书人是怎么办到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反问他，他也无解。但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没有另外一个说书人，能知道说书人是怎么拖过那三天的。

张大春的评述：

正如上面故事里的这位说书人一样，这个群体有一种十分巧妙的使命或者任务——他一眼扫过去，就知道今天讲的故事能不能吸引人，吸引的是什么人，或者没能吸引什么人，或者他正准备吸引的是什么人。这是一种什么能力呢？是一种在江湖混的能力，是说书人作为社会青年察言观色的能力。因此，说书人依据当时他所要满足的那些对象，提供一个他认为最佳的服务。这是说书人的一个奥秘，而我还没能完全掌握这个奥秘，但在我的实践里，我时时刻刻以这个故事当自己的摹本。

在这个充斥着和人工智能相关讨论的时代，很多专业人士都会因为人工智能未来无远弗届的、无孔不入的存在性而感受到一种压迫。有一些记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被取代了，我们在网络上也常常看到一种软件，只要给出重要的关键字，它就可以制造出一个新闻。除非有更多缜密的设计，让这些人工智能的记者或者是其他职业的人，掩藏起人工智能的身份，否则真正被取代的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只能取代上一拨人工智能，它不会取代人，也不会取代说书人。

三个故事的内容来自12月19日单向空间说书人张大春《春灯公子》新书发布会、新书问答会两场活动，以及《印刻文学生活志》2008年八月号《随手风流张大春》中《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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