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使女的故事》与“史诗级直男癌”们的当代皇帝梦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艾美奖大赢家《使女的故事》和“成也人设，败也人设”的娱乐明星。

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之死，使得网络上的厌女症言论再次沉渣泛起，其中最极端的莫过于一位叫做“煮肘”的微博用户，他在置顶微博中公然宣称“一个女人，若一生生孩子不足两个，那么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注定是不幸福的”，“女人最大的价值，是多生孩子……”等等。根据“差评君”的报道，他言行合一，至今未婚并以类似“纳妾”的形式与多位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至少已经有8个孩子，并且还在继续生。

与“煮肘”的“当代帝王生活”相对照的，是今年的热门美剧、艾美奖大赢家《使女的故事》为我们描绘的黑暗未来。这部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反乌托邦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讲述了一个生育率跌至谷底的宗教极权国家里，女性沦为生育机器的悲惨命运。而在作者阿特伍德看来，这并不是一部科幻小说，相反，书中的所有细节都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确，在人类历史上，甚至在短暂的现代历史上，禁止离婚、避孕和堕胎，将同性恋和不能生育的女性视为异端的事例层出不穷，即便没有极权铁腕，为了鼓励女性生育，很多国家非但没有为女性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关怀，反而动用各种话语策略，对不能生育或不想生育的女性进行歧视和污名。而《使女的故事》的恐怖之处，正在于观众从这个虚构的“反乌托邦”中隐约看到了我们生活的现实。

另一边，过去两周，全民都在围观一出明星和前任的连续剧。歌手薛之谦日前在微博上高调宣布与前妻复合，因为符合其“深情”的人设，这次复合本来被传为佳话，谁料仅仅五天之后，他的前女友、网店合伙人李雨桐公开指控他玩弄自己的感情，并涉嫌欺诈，随后的两周中，李雨桐不断爆出新料，薛之谦之前苦心经营的人设几乎瞬间瓦解。随着“卖人设”的明星越来越多，明星也开始尝到“崩人设”的苦果，靳东的“老干部”人设因为一则性别歧视的微博崩了，林心如的“玛丽苏”人设也因为与周杰的陈年旧事而岌岌可危，同时，通过“卖人设”圈粉的明星也难逃人设崩坏后粉丝集体倒戈的命运，这也反映了在今天的娱乐工业中，明星和粉丝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反转。人设到底是什么，明星的人设化意味着什么，粉丝在明星人设化的过程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或许是八卦之余，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使女的故事》：用过去的故事，制造未来的恐怖

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说的美剧《使女的故事》自今年4月开播以来，就获得了不俗的口碑，在刚刚揭晓的第69届艾美奖上，它成功斩获了剧情类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多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使女的故事》的剧情发生在未来，由于战争和环境污染，基列共和国（曾经的美国）的生育率跌至谷底，宗教极权相信只有回归传统才能拯救末世，于是同性恋、堕胎、避孕、离婚都被视为死罪，同时女性被完全剥夺了财产、工作机会，沦为生育机器。在她们中间，有一些红衣女子被称作“使女”，她们被禁止阅读、写作，甚至禁止与人交流，她们唯一的存在意义在于为特权阶层生育，每逢排卵期，大主教、主教夫人和使女都会共同完成一次“受孕仪式”，在基列国，使女就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

微信公众号“深焦DeepFocus”的评论指出，这样一部围绕生育和性别议题展开的作品，其主创几乎众口一词地拒绝“女性主义”的标签，他们更希望观众去关注超越性别的极权、宗教和人性议题，但这种拒绝的姿态却不是“反女性主义”的，他们拒绝的并不是女性主义本身，而是人们认为女性主义关注的仅仅是女性议题的刻板印象。原著作者阿特伍德曾这样回应关于《使女的故事》是否是“女性主义”的问题，她说，“如果你指的是一本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里面所有的女人都是天使，或者都是无法做出道德选择的受害者，那么它不是；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人都是人——性格各异、举止不同——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对整本书的主题、结构和情节都很重要，那么，是的。并且在这一意义上，许多小说都是‘女性主义’的。”

事实上，对女性主义自身历史的反思，构成了小说的主线。在西方，女权运动几经波折，伴随着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变化，多个理论流派在史海浮沉。女性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多元甚至对立的主张的。在小说中，女主角June的母亲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在本质上优于男性并希冀一个女性乌托邦的未来；而June这一代女性则已经习惯了母辈女权主义者们斗争得来的自由，并将其视作理所当然，对于母亲那样激进的主张，她的内心是拒斥的，直到集权恐怖卷土重来，女性被彻底奴役，年轻一代才开始在苦痛中学会与母辈和解。

June的母亲这一角色在剧作中不再出现，剧作放弃了女权运动的历史纵深，转而以当代社会为截面，探索了不同种族、阶级的女性在压迫中如何联合起来，突出重围。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几乎通篇采用了女主角June的有限视点进行叙述，剧作则以June的视点为主，间或出现了其他使女的视点，使叙事更立体，也展现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女性群像。

腾讯大家作者李静睿在评论中则首先回溯了小说《使女的故事》的创作背景。阿特伍德1984年开始创作《使女的故事》，她住在当时的西柏林，这个意味深长的年份，和意味深长的地点让她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回想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阿特伍德曾在创作期间访问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铁幕之下人们的生活——互相警惕、窥视和传递信息的隐晦方式——不由自主地渗透进了她正在构思的小说之中。她经常见到人们站在某个建筑面前感叹，“这里曾经是……后来消失了”，那些曾经存在、后来消失的东西，构成了《使女的故事》最让人震动的部分。

而在特朗普上台的这一年，这部已经问世了30年的作品再次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因为这部关于未来的小说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者阿特伍德在1999年就曾说过，“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党卫军的生命之泉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女的丑闻、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对避孕和堕胎的禁止、蓄奴制、一夫多妻制、将妻子称作“handmaiden”的基要主义等等……与人类的历史和现实相比，小说中的情节恐怕都称不上耸人听闻，这才是《使女的故事》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它是一部用过去的故事制造出关于未来的恐怖感的反乌托邦作品，因此，阿特伍德将《使女的故事》定义为“反预言”小说，她认为，如果未来能被如此细致地描述，也许它就不会发生，但这种一厢情愿，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成也人设，败也人设？单向度的明星和“协商式”的粉丝

薛之谦和前任李雨桐来回反转的剧情，让所有网友看得晕头转向，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薛之谦的“人设崩坏”似乎已成定局，这位靠“人设”翻红的过气选秀歌手，最终难逃“成也人设，败也人设”的命运，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明星人设的讨论。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首先追溯了“人设”这一概念的起源。英国学者查尔斯·戴尔在“明星研究”的开山之作《明星》一书中指出，20世纪初，“明星制作”作为一种制度在好莱坞确立起来，并很快推广到全世界，从那时起，明星就一直是一种社会规范，也就是说，明星的人设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而是社会上本来就存在一种人格典型，明星们恰好迎合了这样一种典型，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人设。

人类学家流心在《自我的他性》一书中援引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人物”概念，来解释转型期中国人的自我构成。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角色，“人物”是被塑造出来的，它有着鲜明的性格和道德信念，并会对其扮演者施加道德约束。而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一组相对稳定的“人物”，如革命时期的农民，就是透过“地主”这一被塑造出来的人物，来理解自己生活中的苦难，理解剥削，理解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

而像“玛丽苏”、“老干部”这类人设，则常常是成组出现的，例如流心在书中就以“处长、老板、小姐”这一组人物来分析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谱系，而在娱乐工业中，“玛丽苏”和“霸道总裁”构成了一组人物，而“老干部”和“小鲜肉”也经常成对出现。从这一角度看，人设可以理解为一组人物序列，它是我们理解关于自己或他人的故事所必需的参照系。

在麦金泰尔看来，道德是“人物”的立身之本，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设背后必定有着某种道德立场、道德信念和道德语言。而所谓的“人设崩塌”则意味着人物背叛了自己的道德立场。在一个泛道德化的年代，之前不被纳入道德考量的许多言行，如今都被道德化了，因此当我们说一个明星“人设崩塌”的时候，往往是在说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出现了问题。

作者许云泽还指出，当明星被人设化之后，他就不再具有完整有机的人格，在娱乐工业的生产线上，早已准备好了一套现成的模具，经纪公司只需将明星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到模具里就完成了人设的打造。从这意义上讲，所谓“巨星”的陨落，并不仅仅指的是社交网络时代解构了明星的神秘感，而是“卖人设”使得明星的意义和性质发生了本质上的变革，明星失去了随时游离出他的规定人设，不按常理出牌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很难概括张国荣或者王菲的人设，因为他们的形象本身是有弹性的，很难被一个单一的人设定义和驯服。

因此，在作者看来，今天的明星是一个缺乏深度的主体，所谓的缺乏深度并不是说明星没有内涵，而是说，当我们把今天“卖人设”的明星视作一个文本，去看他的作品、私生活和公开发表的言论就会发现，这个文本是单一的，换言之，这个人由内到外都是按照一个既定的人设打造出来的，他遵循的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逻辑，一旦定好了人设，就要永远演下去。

而这种缺乏深度的主体，也是极易被取代的，一个明星的人设崩掉了，自然有下一个明星去填补这个人设。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娱乐圈的新陈代谢，王菲或许在唱片销量上会被后辈超越，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王菲，是不可替代也不可复制的。

最后作者指出，在明星人设化的时代，明星不再是以前的明星，粉丝也不再是以前的粉丝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权力关系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反转，从仰望和被仰望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协商式的关系，作为消费者的粉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造明星的人设，以此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一旦明星不再符合自己的期待，粉丝也可以主动粉转路人，甚至粉转黑。因此，今天的粉丝可能更接近美国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提出的“积极受众”，他们不再单纯被动地接受内容生产者提供的信息，相反，他们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反抗性的读解，并从中建构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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