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停播的《锵锵三人行》和《金星秀》，还是让马东和许知远争论的《十三邀》与《奇葩说》，脱口秀已经成为不少中国观众了解社会的新样态。如今，脱口秀节目正迎来如火如荼的发展旺季，2016年，互联网上共有33档语言类综艺，超过了户外真人秀、婚恋、亲子等常见节目门类。而《吐槽大会》也以平均每集1.6亿的播放量创下近两年内的综艺点击纪录。
从最早的新闻评论类到如今的喜剧形，脱口秀这种从西方引进的节目形式在本土经过借鉴和改造，映射出不同时期独特的大众文化，见证了社会风貌的种种变迁。归根结底，脱口秀乃是响应大众的召唤，作为社会的解压阀而生——民众身处于快速变革之中，急于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袭卷大众媒体的脱口秀成为了引领民众思潮的风向标。
公共谈话空间：《实话实说》和中国脱口秀的起源
Talk show 最早起源于18世纪英格兰的咖啡吧集会上人们坐在椅子上悠闲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谈话，电视媒体流传开来后，这一形式通过美国电视节目发扬光大。在中国，这个词被翻译成脱口秀，不只发音接近，更有有口若悬河、出口成章的意味。
早在1984年，央视在欧美等地考察的人员就发现 talk show 节目在国外的流行，但这一类型在中国兴起已是十年以后。上海东方电视台在1992年推出的《东方直播室》是一档每晚直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有了电视脱口秀节目的雏形。紧随此栏目出现的谈话类节目还有上海电视台《今晚八点》、广东电视台《岭南直播室》等等。
不过，脱口秀节目真正引起观众的关注，并在节目制作中形成一股浪潮，是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热播开始的。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播出，节目从话题甄选、嘉宾的选择和搭配、主持人的风格定位、舞台设计、现场乐队、摄录方法和后期编辑等等都借鉴参考了美国著名脱口秀《奥普拉·温芙瑞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实话实说》一炮而红之后，大批电视谈话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脱口秀所展现的较为轻松的谈话形式之所以能够引发收视浪潮，根本原因在于其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在发展飞速的中国90年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各种新现象和新事物的冲击。既困惑又烦恼的人们对交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脱口秀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为大众提供了公共话语空间。
观众的发声欲望增强，决定了决定了电视节目形式从正经危坐的新闻播报转型到探讨各种观点的访谈模式。“脱口秀”的出现是对大众传播学中的 “枪弹论”的突破，开创了双向交流模式——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各种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思想互相碰撞显然是节目的最重要部分。《实话实说》开播后，人们惊诧地看到，原来普通百姓在电视上也可以像平常一样说话：北京养鸟的老头，河北农村的大嫂，家住小镇上的工人……将来自普罗大众的话语搬上屏幕，力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的谈话氛围，让普通老百姓在镜头前畅所欲言。正是这种真实话语倾诉的方式和话语的平民化倾向，导致观众和媒体上的传播者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使大众产生信任感。
比起传统的新闻播报节目，脱口秀的视角更小，不强调宏观场景，而是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关注社会大背景下的生活变迁。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私人化了”——在脱口秀节目中，观众感兴趣的——上节目的无论是嘉宾明星还是普通人——都是其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和努力，人际关系与情感经历等等。借由聆听这些经验和经历，观众达到了情感满足，或是得到人生方向指导。
《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曾这样阐述创办节目动机：“社会变化给人带来的困惑需要交流，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需要沟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其实我们干的事儿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可以说，脱口秀的发源和流行见证了当下社会最奇特的现象：繁忙都市中可以不和自己多年的左邻右舍说一句话，害怕街上陌生人，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信任感的现代人越来越感到孤独，却愿意在广播电视中感受真实生活，谈论观点看法，展露和观看他们自己的苦痛和心灵创伤。
文化偶像与大众的知识焦虑
如果说早期中国的脱口秀还只是仿造西方的谈话节目，重点在于情感和观点的分享以及观众参与感，那《锵锵三人行》的开播和流行则预示着脱口秀节目走向的变迁。《锵锵三人行》于1998年4月开播。对于这个节目，凤凰卫视的定义是：由主持人窦文涛与两岸三地传媒界之精英名嘴，一起针对每日热门新闻事件进行研究，并各抒己见，但却又不属于追求问题答案的“正论”，而是“俗人闲话”，展现出“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的风貌。节目最初的广告语“锵锵三人行，跑题跑不行”宣告着脱口秀节目不再关注讨论的话题本身，而通过嘉宾肆无忌惮地“跑题”转向知识传播和观点展演。物质生活充裕的观众们不仅希望脱口秀能快速便捷地够帮助他们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还希望有权威来简明扼要又不失幽默地帮助他们补充知识，告诉他们应该有何种观点。于是，脱口秀迎来一种有趣的新模式：来自民间的多重声音被是文化精英自上而下的观点表达取代。
《锵锵三人行》之后，不少偏向于单向度知识传播、个人知识演讲和趣味分享的脱口秀不断涌现。这类节目依靠主持人丰富的知识储备、良好的表达能力以及快速的临场反应来吸引观众，最终成就文化偶像。《晓松奇谈》和《罗辑思维》则是其中的代表。
《晓松奇谈》是一档定位于文化传播的网络脱口秀节目，由高晓松坐镇，谈古论今，嬉笑怒骂，指点江山。它的前身为2012年开播的《晓说》，节目上线后仅第一季结束时，播放量就超过了1.5 亿。2014年，节目转战爱奇艺，再度引起收视狂潮，保持着平均每集超过500万的播放量。 《晓松奇谈》的主要卖点是高晓松广泛阅读和多年的游学经历之上的知识与轻松幽默的表达能力，完全围绕作为文化偶像的高晓松本人。这类节目的特点，是在制作精简与主持人个性突出的双向互动下节目形成了“聚光灯”效应，将主持人的地位最大化凸显，突出主持人的权威感和特色。
如今，这档节目已被打造成一个独立品牌，节目同名书籍也已出版。高晓松还时常在节目中宣传自己的个人活动，包括与节目无关的话剧演出等等。节目通过知识传播来“造星”的目的尽显无疑。
文化偶像的脱口秀形式，揭露出诡谲的现实状况：大众有着强烈的知识焦虑，但没空或者没兴趣学习；大众话语表达欲望日渐增强，但表达不好，无法“自己为自己发声”，于是希求脱口秀中的意见领袖用最轻松的方式教授观众文化知识和观点。
这种现象的极致是《罗辑思维》。这档节目于2012年底在优酷上线，以资深媒体人罗振宇为主讲，话题选择已经几乎脱离时事新闻。他讲现状，也讲历史和经济，讲文化和想象，还常以自己在某篇文章或书籍中看到的观点为切入点，不管罗振宇赞同或批判，对于新时期渴望新知识的年轻人来说，都形成了指导性方向。《罗辑思维》自称希望以“有种、有趣、有料”的方式传播知识，以“帮你读书”为卖点，直击年轻人信息获取需求的痛处。由此，“热爱知识”的观众似乎可以便捷地取用经过罗振宇过滤过，筛选过的二手知识，不必耗费时间在浩瀚的书海之中。
对罗振宇来说，通过这档节目，他达到了经营个人品牌和多方位盈利的目的。而看到脱口秀对个人的品牌塑造之后，潘石屹、陈丹青、马世芳、梁文道、郭德纲等越来越多的名人跨入这一领域。精英们能在满足表达欲的同时赚取名望利益，而观众则用脱口秀中的权威观点治愈了自己的知识焦虑，又通过轻松的面谈方式，“消除”了和精英之间的距离——观看嬉笑怒骂的观众们不由得感到自己与社会上层更加接近，并且正在成为更好的自己。
脱口秀的喜剧化，娱乐的消解
在前不久热议的话题中，访谈马东的许知远更为尊重形式普通的谈话节目，不理解《奇葩说》具有“网感”的浮夸形式，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争论。到底哪种节目形式更好，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节目形式发展上看，《奇葩说》才代表着脱口秀的新未来。
近年来，较火的脱口秀节目是《今晚80后脱口秀》、《金星秀》等；在网上，《暴走大事件》、《娜就这么说》、《火星情报局》、《吐槽大会》等新秀则纷纷崛起——如今中国脱口秀往往不再只是单纯的访谈形式，而是和喜剧娱乐节目逐渐同化，并难以分离。
脱口秀的喜剧化现象是几个因素共同造成的。来源之一是大量模仿美国的脱口秀元素喜剧节目——例如《吉米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with Jimmy Fallon），《吉米基摩秀》（Jimmy Kimmel Live!）。《金星秀》、《80后脱口秀》都或多或少从形式和环节上模仿了这些美国喜剧节目，一般由开场笑话，新闻解读，表演环节，嘉宾访谈等经典环节组成。因素之二则是欧美一种名为stand-up comedy的喜剧表演形式（类似于我国的单口相声，主要表演形式为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也被翻译成了脱口秀。
如今美国最受欢迎的已经不再是温吞的访谈节目，而是无处不在的喜剧和恶搞。就连《艾伦秀》这种形式上回归经典的脱口秀节目，也要经常加入幽默的喜剧元素：让嘉宾表演和玩游戏等等。而放眼当下中国各大电视台和网站，不难发现大多数节目都在走泛娱乐化的道路。为了更加迅速地拉拢观众，脱口秀节目也不例外地披上了娱乐大众的外衣。
脱口秀节目的表演性日渐增强。在《金星秀》中，“毒舌”和“犀利”已经成为了典型标志，比起温和全面的批判，观众更喜欢这种大胆却有点偏颇的个性化发言。在《今晚80后脱口秀》当中，搞笑视频和夸张的剧情表演等并不鲜见。而模仿美国的《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今夜百乐门》几乎已经成为了小品合集：段子和表演以及勇于“自黑”的明星代替了采访和讨论，夸张化的演绎取代了观点的碰撞。
网络脱口秀节目则比电视节目尺度更大，搞笑和搞怪的成分也更多。要么用劲爆的话题迎合娱乐化，如《夜夜谈》的《我是诗人余秀华》、《大V嫖娼被严惩，盘点全球合法红灯区》、《揭秘日本女优培训学校》等，用刺激眼球的内容赢得高点击率。要么直接和游戏，虚构类戏剧等融为一体，旨在逗趣而非讨论。
以《奇葩说》为例，这档节目虽然被马东认为是帮助大众打开了解某种文化和现象的窗口，实则主旨并不在于展现文化／现象本身，而是通过由生活琐事聊到当下新闻热点，在谈笑风生、天马行空的氛围博观众一笑。从节目名字，就可见看出其利用了观众的猎奇心理。在节目中，打扮个性，性格突出的“奇葩”们也偏好用比较极端化的故事而非完整的理论来说服观众。显然，比起讨论出个结论，更重要的是舞台上华丽热闹，不同选手间笑骂嘲讽，演讲者强烈表演，主持人不时插科打浑，场内观众挪榆欢呼……这些狂欢化的举动在节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的。而在浮夸的演出后，观众到底能不能获得答案，甚至能不能借此真正接触到某种文化或者社会现象，则不那么重要了。
相比起来，《暴走大事件》新闻性更强，但也多选择一些重口味或者比较容易二次创作的趣味新闻，如居民不堪受扰，用喇叭放歌大战广场舞大妈等等。配上主持人王尼玛不着调的幽默解读让观众获得挖苦和讽刺的快感。尽管他的解读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和观点，只是一些用词出位的俏皮话，但看惯了用 “官话”、“套话”报道新闻的观众往往会忍俊不禁。在针对某些社会严肃议题时，《暴走大事件》的处理都以逗乐观众而非讨论现象为终极目的。其中较为出名的例子是节目让一名演员出演富士康工人，他土气的底层阶级外表与笨拙生硬的英语引发观众的笑声，进而受到追捧。
到了模仿美国节目《喜剧中心吐槽大会》（Comedy Central Roast）的《吐槽大会》以及《脱口秀大会》，无止境的狂欢更加明确了。一切议题都可以变成玩笑，一切对象都可以被攻击。选手和观众借助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在插科打浑、嬉笑怒骂中，一次次完成玩世不恭对严肃认真的解构，对主体与崇高的怀疑和疏离和草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与反讽：它背离了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对话模式，以一种无谓的姿态创造了开放的文化景观。
也许，娱乐化和喜剧化的脱口秀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彻底解决那些不断困扰人们的问题，而在于将这些问题公开化，在无序、绝望、愤怒的时代里为社会和个体提供安慰剂：所有人都是不同于他人的奇葩，所有人却又都能在奇葩身上找到归属。在谈话轻易可以被扭曲和控制的今天，恶作剧、非理性，甚至破坏的态度更能让新一代的观众表达自己。
无论是消解讨论还是新的话语，作为喜剧娱乐节目的脱口秀都正因广受欢迎走向光明的未来。金星开始主持网络综艺，马东继续培养着“奇葩”的艺人，看上去守旧的许知远旗下，同样有嬉笑怒骂爱耍嘴皮子的“90后”风格新媒体公众号。《吐槽大会》背后的制作公司笑果文化刚完成了1.2亿A轮融资。大大小小的脱口秀俱乐部和培训班迅速拔地而起，指导着人们“吐槽”的新方向。数十年前还在试图从电视荧幕中得到结论的老人们已经显得不合适宜，在这个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可以用表情包和俏皮话解决的年代里，观众期盼的不是解答而是笑声——表达欲膨胀了，观看者却仍然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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