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作为三国史中最出彩的人物之一，关羽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占据着一席非常独特的地位。他是为蜀汉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与张飞一道被《三国志》作者陈寿称为“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他是忠义两全的臣子，在《三国演义》中，他千里走单骑回到主公刘备身边，又在华容道义释曾有知遇之恩的曹操。
然而，武艺高强、忠义两全并非我们对于关云长的全部认知。随着历史的推演，关羽的地位不断走高，在儒释道三界被封神、享受国家祭祀。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人设转折是——身为武将的“关二爷”成了中国财神信仰中的“武财神”，被各地百姓虔诚供奉。这个“神转折”是怎么来的？
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在《关羽：神话的<三国志>英雄》一书中系统梳理了和关羽有关的史实资料和传说故事，分析了关羽形象的变迁过程。他指出，关羽的财神形象与中国历史上晋商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商人阶级处于“市农工商”末位，其中涌现的商人精英在与统治阶级进行利益交换的过程中，附带把关羽信仰世俗化为财神信仰，让这位三国英雄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万古流芳了。
[日]渡边义浩 著 李晓倩 译
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9月
关羽生前就与他同时期的“晋商”有交集了。关羽的出生地谢县（今山西省运城谢州镇）处于盐池（谢池）的西南端，在彼时是产盐的中心地区。谢县面朝黄河支流，谢盐以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三河之地”为销路。由于对谢盐的支配关系着王朝的兴亡，因而历代王朝的都城都集中于谢县的近郊或三河之地。关羽与刘备的邂逅地点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位于连接北京与太原的直线上，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交易地点，也位于谢盐的流通路线上。关羽之所以会从故乡亡命逃到涿郡，是因为他与从事谢盐贸易的商人关系深厚，托了他们的福。
在唐代，关羽凭借武艺高强，成了其战死之地的玉泉寺（位于今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山东麓）里的伽蓝神，也从祀于国家祭祀的武成庙中，然而其祭祀规格与地位并不突出。直到宋代，关羽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渡边义浩分析认为，其中有三个层面的原因。
国家层面，在持续面对北方民族入侵威胁的宋代，关羽作为国家守护神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朝廷出资修缮了玉泉寺中供奉关羽的显烈庙，此后玉泉寺的祭祀逐渐变为官方祭祀。徽宗又分别于崇宁元年（1102年）、大观二年（1108年）和宣和五年（1123年）三次加封关羽，关羽的神号从“忠慧公”升至“武安王”，又成“义勇武安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宋末年战事日渐吃紧的紧迫焦虑。
在社会层面，随着三国故事的普及以及朱子学确立了蜀汉正统论，以关羽为代表的蜀汉人物得到了民众的普遍喜爱。苏轼曾在《东坡志林》中记载，街头小孩听说书人讲三国故事时“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生动反映了民众亲近蜀汉的心理。朱熹作为朱子学的集大成者，则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批评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曹魏年号为三国时代纪年的做法，指出蜀汉才是正统王朝继承者。南宋偏安一隅，朝野上下一直将收复中原作为目标。诸葛亮在收复中原的北伐中去世，因而成为了反映国家理想的英雄人物，蜀汉正统论亦由此得到巩固。
而晋商中开始出现的关帝信仰才是令关羽在日后成为财神、地位极大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山西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峙的军事要地，战事所需的庞大军费就是由盐商负担的。为了摆脱军费不足的窘境，宋朝由盐专卖制度转变为“通商法”，即国家将贩盐业务委托给商人并从中征税。作为盐产地谢池的盐商，晋商开始崭露头角，迅速发展壮大。宋代财政收入的八成用于军费，而盐税在税收中占了五成，由此可见，晋商所积累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然而晋商这一群体一直被儒士视作“不入流”之辈，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与社会资本，选择将同乡关羽作为守护神加以崇拜。
此后，商人信仰与国家信仰逐渐合流。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谢池曾发生洪灾，直至崇宁四年（1105年）才得以修复，国家财政一度陷入危机。盐池修复后，徽宗赐予盐池神庙“显庆”二字匾额，并为庙内所有的神加爵，关羽获得了“崇宁真君”的爵位。
到了元代，晋商势力进一步扩大，关帝信仰随之盛行。元代诸多汉族士人因无法考取功名转而投身戏曲创作，关羽神话也在他们的戏曲作品中被进一步发展。戏曲《关云长大破蚩尤》讲述了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谢池水枯，关羽鏖战蚩尤神，使天降大雨令盐池恢复如初的故事。关羽传说由是与盐池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贩盐晋商兴建关帝庙、上演与关羽相关的戏曲、向关羽守护神祈愿，不断传播这一信仰。
明代中叶以后，国家再次面临外患威胁，晋商通过承担军事物资供给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家的联系，并在盐法改革中占得先机，进入扬州及长江流域，逐渐发展为与徽商并列的中国两大商人势力之一。晋商商圈的扩张也带来了关帝信仰的扩张。万历帝为了祈祷神明保佑军事胜利，大力推行关帝信仰，于万历十年（1582年）封关羽为“协天大帝”，又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和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分别加封“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和“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由此正式获得了“关圣帝君”的道教头衔。
盐业在清朝依旧是朝廷仰赖的经济支柱，晋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关羽信仰也在清代迎来了全盛时期。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将《三国志》中未记载名字的关羽三代先祖封为公爵，赐予居住在山西谢州和河南洛阳（关羽头颅埋葬之地）的关羽子孙以五经博士之位，并规定可以世袭。以此为标志，关羽正式成为儒教之神，成为了国家祭祀的对象。清朝对关帝信仰的宣扬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国家和民众共同笃信着财神关羽。
渡边义浩认为，关帝信仰固然是被国家权力和商业资本所共同推动建立的，但在清朝覆灭后，这一信仰能够绵延至今，尤其是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原因在于关羽身上体现出来的“义”。对于关羽之“义”，他在书中这样解释：
“‘义绝’关羽不同于儒家之‘仁’。即使面对不奉行信义亦可的敌人曹操，他也要拼命搭救。这就令人想起基督教的‘爱你的仇敌’。关帝信仰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心，也是由于关羽将为他人所尽之‘义’作为道德的中心。义神守护者’义仓’‘义田’等陌生人之间各自拿出的共同财产。”
因此，关羽重“义”的生平事迹为重视拓展人际关系网的商人提供了一套行为准则——相互信赖、遵守道义为立身之本，即使是陌生人，亦能在遵守规范的前提下放心进行生意往来。这不仅让关羽成了商人们心目中的财神，也让关帝信仰成为异国他乡华人社区建立的基础。几乎每个“中国城”，都能见到关帝庙。
在我们了解了关羽成为“武财神”的这段历史后，反观日前在网上爆红的奶奶庙，或许可以有更丰富的理解。在奶奶庙中供奉的形形色色的“奇葩”神祗中，同样有一位财神。财神一手捧着元宝，一手手心朝上举在胸前。神像上贴着一张海报，上书“摸摸财神手，财神跟我走”，神像前箱子上“捐款箱”三个红色大字甚是刺眼。
在关帝武财神的背后，是传承千年的“义”和“信”的价值观，人们在拜关帝的同时，亦是在重温这套为人处世的逻辑；而在奶奶庙的财神像背后，是故事、意义、价值观的一片虚无，人与神的关系被简化为赤裸裸的经济关系，这或许是奶奶庙在可笑之余令人忧心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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