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历史上最伟大的图片编辑”约翰·莫里斯（John G. Morris）去世了。在长达8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创造了许多新闻摄影业内的传奇。二战期间，他编辑了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诺曼底登陆照片；越战期间，在他的坚持下，摄影师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拍摄的一张西贡警察处决越共疑犯的照片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他还劝说报纸使用了黄功吾拍摄的“战火中的女孩”作为头版头图，尽管照片违反了《纽约时报》禁止刊登裸体照片的规定。这两张照片不仅双双获得普利策奖，还极大地冲击了美国普通民众对越战的看法。
然而，作为20世纪纪实报道摄影最重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莫里斯的名字在中国，甚至在很多他的中国同行中间都不为人知，远不如卡帕、亚当斯这些与他合作过的摄影师知名度高，图片编辑的工作性质似乎注定了从业者的默默无闻。
如果说《天才捕手》是普通人认识文学编辑的一扇窗口、近观作者与编辑博弈的一个机会，那么约翰·莫里斯的去世，或许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图片编辑这一职业的契机。其实，自始至终，你在媒体上看到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不只有摄影师一个人。
图片编辑是谁？始终边缘，光芒短暂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摄影师们才第一次听说，自己拍的东西还需要别人编辑，并且如果编辑得不好，图片本身的质量就要打折扣。中国的图片编辑或许错过了莫里斯那一代图编的好时代，却乘着都市报兴起的晚班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料还未站稳脚跟，又被互联网时代撞了一下腰。
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图片编辑手册》作者任悦在接受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采访时说，图片编辑不是一个“台前显贵”的职业，他编辑的所有作品上都不会有他的署名。莫里斯这一代图编，赶上了一个相对好的时代，那时候有很多像《生活》这样以图片为主的画报，在画报里，图片编辑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比较大。而对于一般的以新闻报道为主的媒体来说，“图片编辑在整个采编流程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因此很多图片编辑一旦掌握了一些业内的资源，就开始向管理者、策展人等其他角色转型，而不会一直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在中国，图片编辑这个职业起步比较晚，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都市报的兴起才出现。“最开始图片编辑并不叫图片编辑，而被称作美术编辑；或者虽然叫图片编辑，但是并没有图片编辑应有的权力，地位在记者之下。”任悦说，“真正的图片编辑要参与从选题策划、寻找合适的摄影师，到指派任务、选择照片，再到版面呈现这一套完整的流程。但在都市报刚刚设立这个岗位的时候，图片编辑的工作主要是为图片撰写文字说明，因为摄影师不爱写字儿。”
图片编辑在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受到重视？在任悦的印象里是1996年。那一年，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WPPH）专家科林·雅各布森访问中国，在看中国摄影师拍的图片故事时说：“你们的很多作品都拍得很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编辑。”这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听说，自己拍的东西还需要编辑，而且编辑也有质量高下之分。“那时大家才有点开窍了，发现了图片编辑的重要性。”为了给中国的图片编辑制定一个行业标准，任悦与她的老师曾璜在2003年一起编写了《图片编辑手册》，至今这本书已经出到了第四版。
任悦、曾璜 编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5年9月
在任悦看来，顶尖媒体中的图片编辑往往话语权比较大，而在一些小报或者地方媒体中，图片编辑的存在感普遍很弱——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情况都是如此。在世纪之交，随着《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纸相继创刊，以及《第一财经周刊》《布隆伯格商业周刊》《财经》等财经杂志陆续兴起，图片编辑开始承担起更多重要的功能。尤其是杂志，图片比例很高，“图片编辑就相当于制片人，如果杂志需要拍摄一组大片，从请摄影师、化妆、布景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图编来负责。”
然而，都市报的黄金时代仅仅维持了十年，互联网时代接踵而至，整个行业被重新洗牌，媒介形态变了，一切都要重来。一些图片编辑在这个当口卡住了，无法在职业生涯上更进一步。任悦表示，虽然网络媒体中也有很多优秀的图片编辑，但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感没有那么强了。因为在网络环境中，新闻采编部门本身就不是主流，新闻不能盈利，反而烧钱；图片在新闻部门中也不占主流，图片报道更加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制。加之缺乏行业的联盟和研讨，同行之间的分享和交流不足，甚至连比赛和评奖都没有了，这样一来，网络媒体的图编存在感就更弱了。
从都市报到互联网，从报纸版面到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图片编辑这个职业似乎还未充分走到前台就回头继续潜隐了下去。在影像占领网络视野的今天，你所看见的图片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了四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图片编辑，其中有坚守都市报十几年的业界前辈，有供职于英文媒体的新鲜力量，以及从都市报到新媒体再到互联网公司的跨界人士，也有已经离开了这一行业的前图编。
他们身处的时代与莫里斯截然不同——战争时代远去，照片不再稀有，照片在手机电脑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信息技术发达使新闻更迭更加迅速，读者注意力不断迁变——今天，他们如何对待一张图片？如何在大量图片中分拣筛选？他们如何以审美和专业之名，与文字编辑日复一日展开博弈？他们如何用一张图片吸引读者点开一条新闻？他们应选择一幅好照片，还是选择读者喜欢的照片？在新闻业的“流水线”上，图片编辑又如何在机械劳动中保持对图片的敏感和热情，在几秒钟内判断一张照片的好坏，然后用几秒钟剪裁完毕？
信息与审美的取舍：在几秒钟内选一张图片
在《新京报》资深图编李冬看来，2008年之前，图片编辑和文字编辑的主要分歧集中在艺术性与新闻性之间的取舍。图片编辑和摄影师认为一张照片的审美价值很高，但文字编辑可能会认为这张照片的新闻价值不大，或者反映的信息不是他们想要的。在那之后，尤是其到了2012年和2013年，当微博、微信和网络传播兴起，图文两个部门针对一张照片的争论就小了，双方都将一张照片的新闻性和信息量放在首位，而不再偏重审美价值，这与网络传播时代读者的接受习惯是有关的。
就《新京报》的头版图片而言，在创刊之初，很多不起眼的小事都曾登上过封面，因为照片本身非常美或者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后来，封面照片的选择更多是根据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于是国际新闻成为封面照片的重要来源；而现在，《新京报》的封面照片开始大量聚焦于北京本地的新闻。这反映了都市报图片编辑对新闻照片衡量标准的转移——从审美性到新闻性，再到贴近性。今天的读者更关心身边的、对日常生活有影响的事情，图编对图片的评价也在随着读者对新闻的偏好而改变。
2003年，李冬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新京报》做摄影记者，2005年正式转职做图片编辑。他的日常工作分为两块，一块是给新闻配图，另一块是编辑专门的图片版面。对于图片编辑这个职业的认识，李冬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我以为图片编辑就是对图片有生杀大权的人，我说发哪张就发哪张，我说发多大就发多大，但现实并非如此，虽然大部分文字编辑还是尊重图片编辑的意见的，但是达成共识的背后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博弈。”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图片编辑的主要功能是沟通和判断。沟通包括跟摄影记者沟通，也包括跟文字编辑沟通，要把文字编辑的想法传达给摄影记者，把好照片推荐给文字编辑，做到摄影价值最大化和新闻价值最大化的结合，主要就是耍嘴皮子。另一个工作就是取舍，要在摄影记者发回来的五张照片里选出一张发在报纸上，很多时候这一判断要在几秒钟之内完成。”
“现在我发现，图片编辑的功能不仅在于沟通和判断，他是在整个新闻生产线上提高采编效率、把握整体视觉风格和控制风险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如果去掉图片编辑这个岗位，天不会塌下来，对整个采编流程没有根本性的伤害。但是如果有了图片编辑，首先整个流程的效率提高了，文字编辑可以把全部涉及图片的工作交给图片编辑，剩下时间来组稿子、想标题。除此以外，图片编辑要面对的是整期报纸，对报纸视觉风格的整体性负责，这是每一个版面编辑做不到的，他只能对自己的版面负责，甚至连隔壁版面的头条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图片编辑还要负责对风险的剥离，风险可能来自新闻真实性，避免出现图文不符的情况；还有一些可能带来政治风险的照片、符号、旗帜等等，文字编辑可能意识不到，图片编辑就可以识别出来并过滤掉；再有就是道德风险，比如报纸上发一张啤酒节的照片不应出现未成年人喝酒的形象；最后是著作权方面的风险，很多文字编辑对图片的权益概念比较模糊，这时候就需要图片编辑来把关。”
图片与文字的博弈：图片编辑=搜图员？
在《南方都市报》担任了7年的图片编辑之后，郑梓煜正式辞职，离开了媒体行业。在《南方都市报》供职的最后两年，他失去了“视觉周刊”的版面，没做多久的微信公众号也尸骨无存。虽然在都市报黄金时期的尾声，他做出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图片故事，但他仍然觉得，在这份工作中收获最多的是挫败。
在郑梓煜看来，图片编辑是一个后发专业、一个嫁接出来的岗位，如何将它有机地嵌入整个采编流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缺乏机制的保障，图片编辑缺乏干预选题的权限，争取独立版面和重大选题的能力都比较低，因此经常会沦为一个搜图员。
“所有人都有眼睛，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不懂图片”，因此，在他做图片编辑的七年间，为了一张照片与文字编辑争论不下几乎成了一种日常。在他看来，图片编辑的专业训练就是大量读图，读图可以训练眼睛和直觉。在大部分日常工作中，图片编辑首先是凭借这种久经训练的专业直觉工作，就像一个熟悉了游泳的人无需按照分解动作步骤去游泳。文字编辑应该信任这种直觉，而现实恰恰相反。“尽职尽责的图编每天都在辩论，实际上根本不需要。”
郑梓煜认为，这种争执归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之争，很多文字编辑对图片编辑的定义是抓药的人，自己是开方的人。“在纸媒里，版面是文字编辑的领地，当另一个人介入进来时，就有很多微妙的权力关系。”文字编辑倾向于认为“版面是我的，我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品味要在其中得到体现”，而当图片编辑为一张图片苦苦争取时，最后往往会演变为一场人际关系冲突。郑梓煜说，“慢慢地，文字编辑们有了一套这样的说辞——你跟他讲选题重要性，他跟你讲照片的视觉冲击力；你跟他讲视觉冲击力，他跟你讲伦理问题；你跟他讲伦理问题，他跟你讲读者喜欢；你跟他讲读者喜欢，他跟你讲宣传纪律……很多时候甚至是一种无意识的对抗，把日常工作变成了法庭对峙。”
除了为日常新闻配图，郑梓煜还主持着《南方都市报》视觉周刊的工作，在他看来，图片故事的选题在关注新闻热点之余，更要考虑它在视觉上可为的空间。“我最反感的一种选题方式就是硬蹭热点，吃相和难看，因为很多选题本身价值很高，但是在视觉上没有操作空间。”除了“硬蹭热点”之外，郑梓煜还反对做某个事件的“全扫描”、“全记录”，“所谓的全记录就是没有侧重点和切入点的堆砌，事实上，没有一个摄影记者和他背后的机构有能力去做一个事件的视觉全记录。”
在做视觉周刊的七年间，他始终坚持对个体的关注，“再大的时代和再大的事件，都要从个体出发”。在 2011 年的年终特刊《慢一点中国》中，他选取了这一年最具代表性的四组画面，其中一组聚焦在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他让摄影师在夜晚的广场上随机寻找等待回家的人，为他们拍摄肖像，在相机曝光的十秒钟内，摄影助手用闪关灯将这个人照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春运期间的火车站广场，人就像蚂蚁一样，身处其间，你就是路人甲、路人乙，你是谁根本不重要，我甚至有一个很残酷的想法，这时候你死掉了都没人知道，在那种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生如蝼蚁的虚无感。因此在这组照片中，我想营造的是一种舞台追光的效果，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有一束光跟着你，意味着你是主角，你很重要。事实上，广场上这一个个黑点也都是一个具体的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也是他们人生中和他们亲人人生中的主角。所以这组图片的配文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每个人都做十秒钟的主角。”
创造力和机械性的进退：一份没有掌声的工作
在图片编辑这个行当里，丁依宁是一个刚刚工作了一年的新人。她在澎湃工作的第一个月，每天八小时不间断地给新闻配图，一天要配五六十篇稿子，每篇稿子只有三五分钟的思考时间。“人就是机器，没有尊严，我感觉我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纺织厂女工，连我妈都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读了这么多书，还是应该多写写稿子。”
她和当时的室友都是澎湃的图片编辑，她值早班，室友值中班，她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室友还没起床，室友晚上下班回来，她已经睡了，两个人经常三五天都见不上一面，交流要靠留便条，“锅里煮了粥，你喝一下”。
但丁依宁觉得，这样繁重而机械的工作中，也有发挥创造力的机会，比如最枯燥的关于侵吞资金的财经新闻，如果配上一个小猫把硬币抢走的动图，点击量就会有显著的提高。“但是也可以就配一个干枯的货币符号，图片编辑做的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因为没有人去做量化的统计，同一个稿件配上不同的图片，点击量会有多大差异，因此我们工作的好坏就没有一个评价体系。”
在她看来，图片编辑是一份没有掌声的工作，“有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乙方”，在整个媒体中的位置也相对边缘，没有人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文字编辑经常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不就是找图片吗？谁都会。’事实上，这里面的学问很微妙，如何从海量的图片库中快速找到最合适的那张图，怎么剪裁标题打上去才会好看，都是有技巧的。如果没有一张好的图片，就少有人点击你的稿子，除非新闻本身质量特别好。”
从澎湃到澎湃的英文版第六声（sixtone），从为日常新闻批量配图，到运营一个视觉栏目，丁依宁也积累了一些做图片编辑的经验。比如在领导人的照片下面，不能搭配出现刀、剑等元素或灾难图片，否则可能会被解读为“有所影射”。而在为英文版配图时，要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汉字或者“横幅式”的图片，因为对于外国读者而言，汉字只是带有异域风情的符号。比如一张墙上写着“计划生育”大字的照片，对于中国人而言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但是外国人可能看得一头雾水。
为内容与为数据的差别：给读者看他喜欢看的？
在丁依宁曾经的同事杨深来看来，互联网时代，一个媒体更需要的是图片编辑而不是摄影记者。杨深来曾经是《东方早报》的摄影记者，在传统纸媒做摄影记者，工作内容大部分是日常新闻配图，虽然能够锻炼摄影基本功，然而十分枯燥，个人成长有限，杨深来光是拍每日天气就拍了不少。
澎湃创立之初，杨深来从《东方早报》来到澎湃，岗位也从摄影记者变成了图片编辑，后来又从澎湃跳槽到了腾讯，运营图片故事栏目“活着”。在他看来，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一切都是为了内容生产服务，而对于新媒体来说，一切都是为了网站的运营、数据（点击量、用户粘性、停留时间）来服务，这就要求图片编辑能够站在一个运营者的角度来操作选题，比如针对网页、客户端和公众号等不同的平台，为同一个图片故事配发不同的标题等等。“但是内在的价值判断是永远不应该变的，最low的运营方式就是读者喜欢什么就给他看什么。”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另一个区别在于观看方式，“报纸不是一种线性的浏览方式，因此在报纸上，图片故事的叙事逻辑也不是线性的，图片的大小、版式在诱导你阅读，这是非常视觉向的；但网络是非常线性的，尤其在移动端优先的中国。而且，没有了版面的限制，新媒体可以承载内容、形式更多样的图片选题。”即便如此，杨深来还是认为，图片的叙事功能是有局限的，它只能呈现故事的一个侧面，对于传统的纪实摄影题材，尤其是人物故事而言，视频可以表现得更好。因此他更乐于去探索融合性的新闻产品，向一个产品经理或者视觉统筹的角色上转型。
任悦在接受采访时说，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最大变化，便是每个人都在运营一个自媒体，每个人每天都在编辑图片，“从这一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图片编辑。”图片编辑作为一个职业的未来不甚明朗，媒体转型和视频爆炸大潮袭来，这一职业面对的危机和转型暗流汹涌。没有图片编辑能成为另一个约翰·莫里斯，而你在新闻里看到的每一张图片背后，其实都有一位像约翰·莫里斯那样的人——他为你选择照片并做出裁剪或排序，而你永远都不知道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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