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天猫美妆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共同发布的《2017中国美妆消费趋势报告》发布了一个结论，在过去的2016年中，中国美妆市场上有一个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网红”品类，那就是口红。
想到它，男性们脑子里立马迸发出烈焰红唇的娇艳画面，女孩们则能迅速拉出一份长长的名单：Chanel、Givenchy、Tom Ford和Armani。
在现在的消费社会中，口红的确拥有几个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美国人把7月底的最后一个周六作为“口红节”；而中国消费者拜电商们所赐，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口红日”……但实际上，这些节日没有一个和口红真正的历史有关。而关于口红这件小物，也鲜少有人知道它作为战争武器的过去。
口红的确曾是冷战时期的间谍工具。1947年到1991年间，苏联和美国进行了长期的军备竞赛，但这种大国之间的政治冲突渗透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就变得琐粹而日常。
最极端的体现发生在1959年的“厨房辩论”中，在当年7月24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展开了论战，他们的辩论地点被布置成了一个厨房。
基于此，尼克松将辩论关于武器的焦点转移到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上，而赫鲁晓夫也强调了苏联的实用主义消费观，而非把眼球盯在奢华物品上。
也许正是因为涉及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女性逐渐被卷入政治斗争中，它们使用的物品也开始成为符号，变得犀利而富有深意。洗个泡泡浴后化个妆，这是美国生活的象征。而在苏联，女性们会在生产线上工作，为了保证她们的女性特征，工厂会在更衣室里提供口红或安排她们化妆。
苏联方面认为，这些女性是独立的工薪阶层，她们不需要消费主义的诱惑，她们的口红和头发不需要依靠丈夫来满足。这意味着两国的女性对时尚同样有直觉和追求，但实现的方式却大相径庭。
女性和口红被卷入战争中，成为战士和武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学者解读为政治对女性主义的压迫，因为它们往往是利用女性特征来行战争之实的“掩护品”。
至今，在国际间谍博物馆里还有一个经典收藏，它是一个4.5毫米口径的单发手枪，但却被做成了一个口红形状。这是1960年代中期从克格勃特工手中获得的。这枚手枪曾被称作“死亡之吻”，它曾在特殊年代被用于暗杀活动。
但其实，这种判断有些言过其实，口红之所以和女性联系在一起本身也存在极大误解。在这种时尚单品的历史演变中，它事实上从来都是一个中性化的产物。
早期的美容活动并不分男女，西方学界认为口红诞生于公元前的苏美尔文明，那时候，铅粉和红色矿石做出的口红是陪葬品，多是富裕阶层使用，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男性多使用口红彰显身份的尊贵，这一点在中国也有体现。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男性为了防止嘴唇干燥，很早就懂得使用润唇膏。
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政策改变了口红的性向。依靠反对口红，教会借此严格区分男女的性别界限，在此之后，涂抹口红的男性被视作有性别倒错的问题。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口红进一步被认定为阶层符号，它不应该被文静端庄的淑女所用，因为非常不得体，是妓女和演员的身份标签。
可见，凡是在政治动荡期，口红都会被拿出来反复咀嚼。时尚是无根之水，因而最容易被操纵。不过有趣的是，也因如此，它既可以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能够是反抗者的武器。
娇兰在19世纪推出的第一支管状口红，就做成了子弹型口红的模样，这是第一次，口红在公众商业层面和冲突、斗争联系在一起。
到了二战期间，它彻底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德国背部的贝尔森集中营就曾收到过一箱神秘的口红，这个集中营中被长期关押的犹太人被宣布解放后，都虚弱地跑去涂上了口红，他们因为口红重新成为了自由人。
而为了支持二战，英国曾将所有化妆品停产，但丘吉尔决定保留口红这个品类，他认为口红对士兵的士气有积极影响。
口红制造商Tangee曾用过的营销口号“战争、女性与口红”，足以体现出女性在战争中的价值。不过，这种过分强调某个概念的做法到了今天来看，也有些过犹不及，倒像是另一种“刻意强调”的不自信。
因为战争年代中，也有许多男性的时尚单品被制作成了武器，最常用的就是绅士用的长柄雨伞和皮鞋。比如20世纪的东欧外交官都非常喜欢去欧洲购买皮鞋，这个举动一度被情报机构利用，他们和邮政部门合作，在许多鞋跟底部都安装了发射机和录音设备。
相比之下，如今的女性对待口红的心思纯粹得多了。从美妆产品出发，女性对权利和权力的认知，从被男性解读发展到了自我解析上。在美国，曾写过《欲望都市》的作家Candace Bushnell还有一本畅销小说改成了电视剧，名叫《口红战争》，讲的是三位事业一帆风顺的女性各自的生活烦恼。
你会发现，口红和高跟鞋一样，代表她们对男性、性与婚姻的看法。在和平年代，她们不再将口红的枪口对准别人，而是对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