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断饮食（dietary detox）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净食”（clean eating）。仪式化的自我否认几乎存在于每一种主要宗教中，以绝食或饮食禁忌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通过剥夺饮食乐趣，来表达我们对精神重生的承诺。毕竟，有什么比纯洁的身体和获得美德的承诺更吸引人呢？如果夏娃能够抵挡伊甸园中苹果的诱惑，也许我们现在会居住在一个道德更端正的世界。
许多文化长久试图发展出一套模式来建立身体与道德的关系。比如，中世纪的相面术以体液学说（humorism）的医学系统为中心：每个人的体内都有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和黑胆质四种体液，每种体液都与具体的性格、表现、季节、星座有关。只有通过严格的饮食选择、草药和“放血”（用水蛭来吸取身体与精神中的毒质），体液才能够获得平衡。古老的印度阿育吠陀（Ayurveda）认为人体依靠体内三大生命能量（dosha）运行，这三大生命能量分别是瓦塔（Vata）、皮塔（Pitta）和卡帕（Kapha）。想要获得平衡，一个人必须遵守规矩的饮食习惯，而人们则一致认为毒素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也就使得摆脱身体中的毒素成为一种道德追求。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脱离了肉体的后现代 iPhone 时代，但我们似乎仍然对身体健康极为重视。2017 年 6 月 26 日，记者艾米·拉洛卡（Amy Larocca）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名为《健康流行风尚》（The Wellness Epidemic）的文章，她指出，在如今这个充满了奢华的冥想工作室、死藤水（ayahuasca）仪式和果汁清肠的世界上，“健康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日常用词，而是一个价值上亿的全球化产业。”拉洛卡批评了这种健康的产业化现象，认为只有富人才有资源（和时间）担心他们是否得了某种慢性小病，比如“也许有点腹腔病”，或者某种“有着又长又复杂的名字的自身免疫性疾病”。2009 年以来，不吃麸质的美国人几乎翻了三番，“不吃麸质”不仅象征着自律，也同时是成功和文化地位的象征。
同样，塔菲·布洛德瑟-阿科纳（Taffy Brodesser-Akner）在《纽约时报杂志》中，审视了减肥业的重新包装过程，比如，Weight Watcher 和 Lean Cuisine 两家热门企业已经把用“自我照顾”和“健康”等词替换了“减肥”、“节食”。“‘节食’这个词现在已经过时了，”布洛德瑟-阿科纳写道，“这个词是反女权的，是神秘的。在新世纪来，我们应该接受各种各样的身材，而试图改变身材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证明。”
拉洛卡和布洛德瑟-阿科纳都观察到，对女性来说，“健康”这个词带有个人崇拜、虚假精神力量的假象，但仍然传递着女性杂志已经信奉了数十年的完美主义压力。现在，拥有完美的身材已经和自我照顾、自我权益息息相关，让“完美身材”承担了更重的道德压力。
社会学家查尔斯·艾吉利（Charles Edgley）和丹尼斯·布里塞特（Dennis Brissett）在《完美身材的健康纳粹与崇拜》（Health Nazis and the Cult of the Perfect Body）一文中提到，完美健康和完美身材都是不可能的想法，但对完美的追求激励我们继续紧握拳头。“无论是科学还是药物，都从未找到保持完美身材的办法，”艾吉利和布里塞特说，“但这无法阻止人们继续寻找。如果科学找不到办法，那么现在的流行文化一定可以。”完美身材作为完美健康的虚构神话，让这一对健康的需求变得与文化背景更加息息相关。
“瘦”现在披上了“健康”的伪装，成为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理想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我们现在说服自己，自律是正义的行为，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玛丽莎·梅尔策（Marisa Meltzer）在《纽约时报》发文指出，“自我照顾”（self-care）这个词现在非常流行，但却承担着政治愿景的作用。具体来说，许多提到“自我照顾”一词的现代文化出处都可以追溯到诗人、活动家奥迪·罗德（Audre Lorde），她在 1988 年写道：“照料自己并不是一种自我放纵，而是一种自我保护，而这正是政治斗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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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的《饥饿：（我）身体的自传》（Hunger: A Memoir of (My) Body）代表了现在的文化运动模式，展示了我们对道德和自控的一些假设，尤其是关于女性身体和饮食等令人担心的问题。这本书诚实地解释了盖伊和她自己身体、性侵犯、肥胖、饥饿的关系。
自从 12 岁在树林里被轮奸后，盖伊开始通过食物来发泄她的情绪。令人惊讶的是，盖伊并没有把食物当作获得安慰的方式，而是一种能够用来控制她身体的工具。与其他增肥减肥的故事原型不同，盖伊的故事是一种故意的自我保护。“我找到一种方式隐藏我自己，去用食物填补永远无法被满足的饥饿感，”她写道，“那种可以停止痛苦的饥饿感。”
用盖伊自己的话来说，《饥饿》“不是一本关于胜利的书”，它与传统意义上第一人称叙述的减肥回忆录不同，这本书凌乱而又矛盾。一方面，盖伊批评了“减肥业”和“反肥胖宣传”（比如电视真人秀《超级减肥王》），也对美国肥胖流行现象的严厉现状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她承认了自我厌恶和对身体的排斥，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肥胖恐惧症：“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对肥胖人群的厌恶是可以被容忍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我就是这个环境的产物。”我们大可面对这个事实，我们都接收着同样的文化熏陶：肥胖的身材令人恶心，让人想到懒惰，甚至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此，盖伊问道：“我们的文化同样认为，减肥是女性必须要做的事情。”根据文化的极端主义特征，两千万美国女性都经历过饮食失调问题这一现象，恐怕也没什么令人吃惊的。
在《极端饥饿：饥饿之上的饮食失调》（Sublime Hunger: A Consideration of Eating Disorders Beyond Beauty）一文中，哲学家西拉·林托特（Sheila Lintott）抨击了人们常有的印象，认为女性选择过分节食是因为对美丽的追求。“饮食失调问题被错误认为是追求瘦与美貌等文化刻板印象的尝试，”林托特写道，许多女性一开始抱着追求美貌的目标开始减肥，“但在达成减肥目的后，仍然选择继续控制自己的身材。”所以，过分节食究竟是为了什么？
根据林托特的说法，对瘦的追求可以被理解为女性体验高尚、卓越、战无不败的一种尝试。拒绝满足饥饿欲望的做法，成为对力量和沉着的一种表达，因为我们可以证明自己能够“超越我们的自然倾向”。因此，正如林托特所说，“现在没有多少方式能够鼓励女性去表现她们的能力”，瘦因此成为了自由和力量的代名词。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认为：夸张的自我否认，对女性来说才是表达决心、力量和成功的常见方式。
人类学家西格尔·古尔丁（Sigal Gooldin）在《厌食症：饥饿、主体性和躯体化道德》（Being Anorexic: Hunger, Subjectivity, and Embodied Morality）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林托特的观点。她认为饥饿的状态让患有厌食症的女性产生了“一种英雄般的自我认知”。当某人在抑制饥饿感并克制进食的诱惑时，这是他们最接近“成功”的感觉了。“让自己身体获得规律的方法之一，就是否认。”盖伊在《饥饿》中写道。感受到饥饿并马上行动，意味着贪婪、暴食和享乐，就像是伊甸园中的艾娃。文学批评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在她关于厌食症的作品《无法承受之重：女权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Western Culture,and the Body）中提到了“女性原型”（the archetypal female）一词，这些“不道德”的特质因此也就与这一个词汇联系到了一起。要超越女性特质中的饥饿感，就是要把力量握在自己手中，要把眼光放在比“每日现实”更远的地方，并借此构建一个更加“伊甸园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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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纽约书评》发文称，1970 年代对于“自我满足”的新追求，比如心理治疗、催眠、慢跑、“东方智慧”等自我改善风潮，预示着“近期政治的骚动暂时平息了下来。”现在仍然如此，我们现在正笼罩在解决主义的自由风潮之下（“有一个Ap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科技创新，担心气候变化与其他世界问题。
也许我们没办法在硅谷通过“颠覆性的”黑客行为来阻止气候变化或核战争，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健康的名义来拒绝麸质、糖、转基因等诱惑。这种对抗很容易实现，并能够取得不错的、舒适的、与政治无关的进步，暂时将我们从社会、政治和环境的不安中解放出来。
女性仍然面临着保持健康身材（也就是：瘦）的巨大压力。拒绝啤酒、炸薯条和睡觉（用睡觉的时间来参加动感单车课）的诱惑不再是自我提升的方式，而是一种精神上获得满足的追求。博尔多在《无法承受之重》中写道：”我们文化中的女性成功代表奥普拉·温弗瑞曾说过，她‘人生最大的成就’是瘦身 67 磅。“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在 Weight Watchers 最近一则广告中，股东之一奥普拉·温弗瑞冷静地告诉观众：”在每一个超重女性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个她原本可以成为的自己。“这个广告是在鼓励所有的女性，让她们找到更瘦的自己。这让饥饿的概念更加流行和深入人心：把瘦当作健康不仅仅是成功的象征，也与自我赋权和进步相关。艾吉利和布里塞特将其称之为”反愉悦伦理“，它代表一种世俗的理念，一种创造意义的机会。健康赋予了瘦一种新的社会和心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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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地是，像拉洛卡和布洛德瑟-阿科纳这样对健康问题提出批评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试着理解“不含麸质”背后的意义，那么健康产业的发展就会止步于此。我们通过绿色果汁、高温瑜伽和大量出汗所排出来的毒素真的是问题吗？我的直觉告诉我并非如此，我觉得文化对排毒的关注背后，有着更大、更系统化的焦虑问题。
在清教徒对道德的理想化理念带领下，美国一直对自我提升有着强烈的追求，现在资本、互联网和信息等外部资源，更是加深了这样的追求。健康的定义不再是没有疾病，而是对完美的无止境追求。如果我们认为身体真的可以做到完美，我们也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了。健康产业正是靠这种想法发展壮大起来的。
健康让我们错以为自己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鉴于我们的身体永远属于我们，而且永远都是不完美的，对于健康的各种教条让我们有机会接近一次全能感。但如果相信禁断饮食能够坚持一辈子，而不考虑其高消费水平，那就太没意义了。（比如，一杯绿色果汁的价格是 9 美元，一堂单车课的价格是 34 美元。）
在奥斯卡·王尔德讽刺英国上层阶级的戏剧《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1893）中，艾乐白太太和伊林沃斯勋爵两个角色有一段关于健康的对话。“‘健康’真是一个可怕的词”，艾乐白太太讽刺地说道。而伊林沃斯勋爵也表示同意：“这是我们语言中最愚蠢的词语。”这段对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被解读称一种警告：如果我们持续“买入”（无论是哲学意义还是金钱意义），健康都会变成一个可怕而又愚蠢的词。脱离现实考虑的话，“健康的”身体并不是可怕或愚蠢的追求；但如果我们把健康等同于美德、为获得纯洁的身体而追求饥饿、吃一餐无麸质就能全能的话，我们就是在掩盖自己的观点，并把政治上的价值观嫁接到我们个人身上。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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