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保温杯背后的中年危机，和对“事业单位编制”趋之若鹜的东北年轻人。
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的保温杯火了，“一个铁汉一般的男人，如今端着保温杯走来”这一极具画面感的今昔对比让无数经历过摇滚时代的中年人产生了“忆当年”的唏嘘，保温杯瞬间成为中年危机的符号：喝热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衰老，臣服于养生秘笈和退休老干部般的安逸生活。而在当下中国，中年危机并非中年人的专利，许多 80 后、90 后也正在经历某种“中年心态”，体味着“不进则退”的焦虑和尴尬，被世俗成功和个人价值两套评价体系来回撕扯。保温杯的“火”是互联网上的年轻人对自己的“颓”的解嘲和发泄。
《凤凰周刊》一篇题为《东北青年们的入职选择：有编制扫大街也行》的报道，也将东北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文中列举的“近 3000 名拥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竞争一个清洁工岗位”，“全家倾尽积蓄、不惜借钱筹得 20 万打通关系为孩子考公务员”等极端个案，夸大了东北年轻人对“编制”的向往，仿佛在经济停滞的东北，吃“公家饭”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唯一出路。因此，报道一出，边有人跟风评论，认为东北的“官本位文化”和东北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心态导致了东北经济的现状。
事实上，个体的心态和行为只是大社会环境的映射，国企改制、下岗大潮的创伤记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持续大量的人口外流等等问题，共同造成了今天东北的社会气候，个体是其中被动的跟从者。
保温杯成中年图腾？现代人身体和精神的未老先衰
保温杯的意外走红源于一条朋友圈状态，“一个中年谢顶的摄影师朋友，年轻时候玩过摇滚。前段时间他去给黑豹拍照，回来甚是感慨：不可想象啊！不可想象啊！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如今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
这条朋友圈随后得到了当事人的证实，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听说我的保温杯在微博上火了”，还配上了一张自己拿着保温杯的照片。腾讯“新闻哥”出品的一篇题为《记住，中年危机最后的倔强，绝不拿泡着枸杞的保温杯》的文章则让保温杯迅速升级为全民性的话题，一个中年摇滚歌手手中的保温杯，触发了全民——甚至包括许多年轻人——对中年危机的焦虑。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认为，作为中年危机的标志之一，保温杯的走红是由于集中了人们的一种集体心态，在当下的中国，不论年龄上是否已步入中年，中年人要面对的“上升焦虑”恐怕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体会的。
中年危机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指的是事业、健康、婚姻等各个方面的关卡，它不仅发生在中年，之所以用“中年”命名，是为了凸显这种心态的焦灼和尴尬：青春不再，逝者不可追，既有的一切已经令人厌倦，而衰老的恐惧却日益强烈，于是使人身陷拥有与失去、青春与衰老、爱与死、责任与欲望、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纠缠与撕扯之中，不能自拔。
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很多年轻人也沾染上了这种“中年心态”，许多 80 后、90 后，都在自嘲自己已经进入”前中年危机“：职场上一无所成却疲惫不堪，只有谋生没有生活；情感上孤身一人，寂寞无依；身体上已经有了初老的征兆；更关键的是，房子和户口还没有着落……虽然人未到中年，但心态已经早衰，或许仍在锐意进取，但精神状态呈现出的却是一种焦虑和不安。借由社交媒介上对保温杯的讨论，年轻人以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来释放这一焦虑。
而“保温杯事件”的男主角，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则代表了另一种模样的青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摇滚歌手是时代的旗手，他们与当时的年轻人有着同仇敌忾的结构性共鸣，需要通过反叛确认自己的存在。然而时代的变化太过遽然，年轻人与摇滚乐的蜜月期很快结束了，伴随着商业化大潮的袭来，赚钱代替了叛逆成为时代的主体，摇滚乐要反叛的对象被消解掉了，年轻人纷纷从舞台前散去，投入到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今天，人到中年的他们仍然在摇滚乐和摇滚乐手身上寄托了一份对青春岁月的怀念。
让他们没料到的是，摇滚乐手们也老了，甚至老得更快；而反观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经过任何的叛逆和阵痛就直接老去了。只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呐喊疾呼的青春也可能流于空洞，而今天年轻人的保守务实，也未必就是沉闷。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评论则谈到了当下中国人对“好的中年生活”的想象。文章指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对“好生活”的想象是狭隘的，年轻人不认同父辈对踏实安稳、按部就班的“好生活”的追求，但他们本身对好生活的预设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青春的想象——上世纪 90 年代张扬自我、激情四溢的摇滚乐手身上浓缩着这种想象；另一种则是对成功的想象——成功学鸡汤和财经新闻向他们灌输了这种好生活的概念。换言之，就是要么能心无旁骛地拥抱“诗与远方”，要么就是享受没有一点“苟且”的世俗生活，前者应该是不分昼夜地喝酒；而后者，大概是身边永远有人递上一杯热茶。
端着保温杯的摇滚乐手之所以令人唏嘘，大概因为他既远离了恣意挥洒的青春，也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全民性中年危机的爆发，或者也说明，除了艳羡拥有才华和运气的少数人，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我们应该学会在现实中建立“好生活”。
《大象公会》的文章则另辟蹊径，从保温杯谈到了中国人“喝热水”的历史。文章指出，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有喝热水传统的，这一论断的依据有二，一是中国人喜欢喝热茶，二是中医忌寒。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中国虽然有喝热水的传统，但同样也有悠久的冷饮传统，早在先秦，宫廷中有设立的专门管冰的官员，随着储冰成本降低，冷饮也逐渐普及到市民阶层，宋代还出现了供士大夫阶层夏季饮用的“冰茶”。而中医对“寒”的忌讳，与“非热水不饮”也有很大差距，除了妇科问题和少数饮食禁忌之外，中医并没有单纯地批判冷饮而推崇热水。
相反，第一批“非热水不饮”的中国人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晚晴开埠，租界中的外国人深受瘟疫困扰，大量贫穷的中国人蜂拥聚集在租借周围，只求谋几件活计填饱肚子，因此，大量贫民聚居在临时搭建、拥挤不堪的棚户区，垃圾、粪便污染饮用水源的事情时有发生，导致传染病流行。为了防范疫情，租界出台了很多加强公共卫生的举措，包括铺设自来水管道等市政工程，但自来水厂的供水很难保障，尤其是在华界，能够用上自来水的人口比例很低。因此，只有靠改变中国人的饮水习惯，杜绝生水，改喝煮沸过的热水。正是这样的卫生宣教，培养了第一批“非热水不饮”的中国人。
而今天的中老年人喝热水的习惯，则源于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院生活。大院是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区，它高度封闭、高度集体化，大院内职工及其家属的衣食住行几乎由它一力包办，其中就包括饮水的问题。在 1950 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喝开水”作为一条政治口号，普及到全国各地。工厂和机关大院每天定时供应开水，用暖水瓶接了回家就能保证一天的家庭用水。而随着大批国企关停、改制，大院的开水房也成为了过去时，更私人化的保温杯接替了暖水瓶，继续满足着人们喝热水的需要。
东北年轻人的体制崇拜，是经济停滞的原因还是结果？
一周前，凤凰周刊的一篇《东北青年们的入职选择：有编制扫大街也行》报道了东北的应届毕业生们对“事业单位编制”趋之若鹜的现状，其中更有近 3000 名拥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竞争一个清洁工岗位，倾尽全家积蓄甚至不惜借钱筹得 20 万打通关系、参加九次公务员考试还是以失败告终这类极端个案，仿佛在东北，进入体制成为了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闯关游戏。文章将这一现象归咎为东北经济的停滞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不景气，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除了到外地找机会发展，吃“公家饭”变成了很多东北青年的唯一选择。
即便如此，人们也会问，为了一个月薪不过两三千的体制内工作，要耗尽整个家族的资源，划算吗？“腾讯大家”的作者张丰在评论中指出，振兴东北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大型国企的重组，也就是编制的重组，并不是社会形态的更新，在东北的一个县级市，整个社会都是以编制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如果拥有实权，也能成为当地社交圈子的中心。
在张丰看来，这种现象并非东北所独有，持续多年的公务员考试热潮，说明追求编制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新经济领域和创业公司，冒险和赌博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同时还有另一部分人，对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彻底无感，甚至在大多数内地的二三线城市，年轻人都爱为了编制而奔走，这也是在“北上广”奋斗的外地人不敢回家乡的原因之一。
张丰认为，向往编制的青年所代表的价值观，与 90 年代已经完全不同，在“下海”大潮中，每个人都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发掘自己的潜力；而如今的年轻人则更想成为集体的一员，希望从集体中获得安全感，那种属于“我”的、个体的困惑，消失不见了。对于想拼命挤进体制的年轻人来说，体制外的机会可能已经不多，他们想投靠最后的堡垒，但在机构改革的时候，他们往往也是最容易失去编制的人。
然而，这些向往编制的人如果最终失去编制，就一定是他们咎由自取吗？或者说，他们削尖脑袋想进入体制内，真的是因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吗？甚至，是不是年轻人不改变这种心态，东北的振兴就不可能？
专栏作家宋金波在《说活该的人，欠东北人一个道歉》一文中指出，东北年轻人争相报考公务员的行为是东北经济下行的结果，而并非原因，它反映了公务员相较于其职业对个人而言受益更大这一现实，而并非造成了这一现实。人口外流、产业结构等等，都可以算是东北经济下行的原因，但年轻人“思想落后”、不思进取还排不上号。
其次，凤凰周刊文中所谓的“东北年轻人”，实际指的是“留在东北的年轻人”。事实上，近些年来，东北的青年人口持续大量外流，已经成为现象级事件。每年东北对外的劳务输出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东北本身也成为中国最大的“侨乡”，这些年轻人可能是最具闯荡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东北人，就像他们闯关东的祖辈一样，他们也是“东北年轻人”。而留在东北的年轻人，也未必就是贪图安逸或者保守无能之辈，限制一个人离开故乡的原因有很多，不应该做这种武断的猜测。
话说回来，对于个人来说，追求稳定真的不好吗？很多东北年轻人选择公务员道路，是受父辈的影响，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崇拜体制？因为在上世纪 90 年代，波澜壮阔的下岗大潮，就发生的东北。当时有无数手握编制的国企员工，顺从地放弃了体制内的身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被“买断”，从而陷入巨大的困境。对于那个年代的深刻记忆，让他们迷信体制，这似乎也合情合理。
在宋金波看来，东北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东西问题”，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问题，而并非“南北问题”，即思想文化的差异问题，文化对经济必然有一定的影响，但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这么大。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好，在经济指标上有优势，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一旦这种优越感延伸至更多领域，从个体的性格品质到群体的文化和行文习惯，甚至是人种的智力水平，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这场围绕东北年轻人的论战，最令人忧虑的也并非这些炫耀优越感的看客，而在于那些付出巨大成本报考公务员的人背后的逻辑。他们之所以愿意投入如此大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必然有把握可以收回，这就意味着他们进入体制后，有机会运用权力牟利甚至作恶。曾经的受害者可能摇身变成加害者。编制不是问题，编制背后的权力寻租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恶劣的政治气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