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四川凉山的“格斗孤儿”。
2015 年，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让凉山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公众视野。而就在一个月前，又有一个关于凉山的故事，牵动了整个中国的神经。
这一次，故事的主人公是刘绍华的“凉山兄弟”的下一代，凉山的孤儿们。在“梨视频”的报道中，两个失去双亲的凉山孤儿被成都一家格斗俱乐部“收养”，关在一个铁笼里肉搏，铁笼外的成年看客频频叫好鼓掌。这样一幅类似古罗马斗兽场的画面，将人们再次带回了对凉山的污名化想象。早在刘绍华的书出版之际，一些貌似知情人士就采取了“归咎受害者”的话语策略，在他们的叙述中，凉山彝族懒惰、嗜毒好赌，大肆挥霍国家和慈善机构的捐助，断送了自己的人生；而在关于“格斗孤儿”的争论中，新自由主义逻辑下强调个体差异和奋斗的论调再次占领了舆论，关心“格斗孤儿”处境、呼吁政府介入的人成了他们笔下反问“何不食肉糜”的“圣母”，而推崇丛林法则，将他们的命运置于要么饿死、要么战斗的极端二元选择之下的人，反而成了正义和理性的化身。
事实上，正如刘绍华在书中所言，凉山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它背后是积压多年的历史和政治“顽疾”，如果不能从更大的视野去关照和思考这些结构性问题，再下一代的凉山年轻人恐怕还要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在搏击和伤痛中用血泪摸索求生之道，只是这其中最不切实际的下策。
凉山“格斗孤儿”：“要么饿死，要么战斗”，并不是他们应该接受的命运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凉山，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长期以来，这里都笼罩在贫困、毒品和艾滋病的污名之下，仿佛一块法外飞地，来自“文明社会”的我们对其敬而远之、不敢涉足。其中究竟是一番怎样的天地，外人无从得知。
2015 年，人类学家刘绍华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经过长达 20 个月的田野调查，刘绍华决心用这本书为她“臭名昭著”的“凉山兄弟”翻案。在书中，刘绍华用“男子成人礼”来比喻带着渴求、冲动与彷徨的诺苏年轻人（聚居在凉山的彝族，主要由诺苏人和一些西南部落构成），从海拔 2000 米的凉山横冲直撞汇入城市的生命历程，在她看来，贪玩、吸毒和种种冒险犯禁的尝试，都是他们“男子成人礼”的一部分，但这些尝试却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至于既无法在市场经济中挣得一席之地，也不能回到家乡，重新安顿生活，凉山青年在一片蛮荒土地上追求现代性的尝试与挫败，未尝不象征着 1949 年之后，年轻的中国的命运。
刘绍华的这本民族志让凉山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公众视野。两年之后，“梨视频”发布了一则关于凉山“格斗孤儿”的视频，再次将凉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同为 14 岁的小龙和小吾都失去了双亲，先后被四川成的一家名为“恩波”的格斗俱乐部“收养”，接受 MMA（即综合格斗）训练，在俱乐部中，像他们这样的“格斗孤儿”还有 400人。视频一经播出，就收获了逾千万的点击量。俱乐部是否具有合法的收养资质，是否有通过未成年人商业演出来牟利的嫌疑，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如何保障，从事格斗训练和演出对这些孤儿而言是福是祸等种种问题，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
8 月 8 日至 11 日，由《新京报》和腾讯联合出品的新闻访谈节目《局面》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格斗孤儿”的反转报道。报道称，俱乐部中未成年人参与的“笼中格斗”是“表演赛”而并非“商业比赛”，并且没有任何收入；除此之外，报道还暗示，如果他们回到凉山，就意味着接受贫困无依的命运，甚至可能染上毒瘾和艾滋病，除了格斗之外，他们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希望。然而，这篇反转报道中提供的事实很快被推翻了，梨视频在回应中出示了万达、成都商报发布的宣传材料，证实了所谓“表演赛”的商业性质，在同时公布的采访片段中，俱乐部教练明确指出，“大孩子和小孩子都有出场费”。
即便如此，这篇报道引发的后续影响并未就此平息，微信公众号“新闻哥”在随后发表的“10万+”爆款文章《恭喜圣母，你们堵死了“格斗孤儿”唯一的生路》中，不仅直接引用了《局面》中所呈现的错误、片面的“事实”，并且将关心“格斗孤儿”处境、敦促政府介入的媒体和热心公众冠名为“圣母婊”、“好事者”，声称是正是这些生活优渥的人的“何不食肉糜”的无知和自我感动，堵死了格斗孤儿们唯一的生路。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针对这一言论发表评论称，未成年人靠搏击为生，在中国或许还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然而在泰国，这已经是一种稀松平常的社会现象。超过 3 万名职业儿童泰拳手在泰国登台比赛，职业拳击手 15 岁的最低年龄标准并没有真正保护到这些儿童拳击手，只要父母签署一份同意书，他们就可以走上拳击场。而拳击对选手造成的身体伤害，可能会很严重，有的甚至足以致命。
按照“新闻哥”和其他一些网络写手们的说法，不管多么辛苦和危险，搏击是出身底层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唯一的出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那只是一小部分孩子的出路。在泰国，顶级拳击手每场出场费可以高达两万人民币，还能享受到明星一般的待遇。但是，“成为王侯败者寇”，经常打输比赛的孩子，是不可能靠这项职业改变命运的，这个行业遵循的是真正的丛林法则，只有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实现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梦，一旦被摔下金字塔，只有用生命和血泪去重复向上攀爬的未知征途。
事实上，不仅是泰拳和格斗，任何掺杂着巨大经济利益、巨大民族自豪感的竞技体育项目，都必然会给参与者留下难以承受的身体损耗，这些伤痛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不是所有人都是艾佛森、C罗，他们只是极少数通过天赋和努力摆脱贫困、跻身行业巅峰的幸运儿，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的，那些倒在半途的孩子终有一天会发现，“金牌梦”、“英雄梦”不过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给穷人画饼充饥的精神鸦片。
“新闻哥”和一些为了博取眼球的网络写手信奉的，其实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二元论，那就是贫穷的人只有两种选择：“挨饿或者吃屎”，这就好像一边消费着因苯中毒而患上白血病的女工生产出来的运动鞋，一边忧国忧民地感叹，“不让她们出来打工，难道让他们留在贫敝交加的农村早早结婚生子吗？”，相比于“何不食肉糜”的无知，这些人的逻辑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说呼吁孩子们回家读书的网友是一群“圣母”，那他们充其量也只是无法认清结构性问题、无法给出可操作的建议的“糊涂圣母”；但那群追着“糊涂圣母”不放，造作地指责对方“毁灭了穷孩子的梦想”的看客，才是最糟糕的“终极圣母”。
除非在一个非人道的社会，一个赤裸裸地拥护等级制度、颂扬贫富分化的社会，否则，底层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不应该仅由他们自己负责，或者说，从根本上不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然而一些人无心从整体贫富分化、地域经济失衡中查出问题，也无法问责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更不愿意为改变现状尽自己的努力，他们只能将矛头对准那些“还能被安全地骂”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白左”、“圣母”、坚持“政治正确”的人，也可能是“对难民友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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