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位于东京中央区的筑地市场发生了严重火灾。消防人员出动了 60 多辆消防车，花费了近 8 小时才控制住了火势。虽然火灾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却使 7 栋店铺共 935 平方米建筑彻底化为灰烬。与此同时，整个市场近百家商店也因为临时停电而不得不中止营业。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火灾的起源很可能来自于位于市场内的知名拉面店“井上”。这家曾经得到美食评论家蔡澜强力推荐的老铺因为建筑木板碳化加上隔热设施落后，最终酿成了这起惨剧。
但与此同时，大火远不只在物理上对筑地造成了伤害。同时也为已经燃烧了很久的，围绕着筑地市场搬迁而展开的争论又增添了一把新柴。
筑地市场的空间简史
今天，筑地市场早已成为了东京知名的景点。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之一的鱼鲜市场靠着美食珍馔和独特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2015 年市场所理的水产达到了 40 万吨，其中鲜鱼占到 34.7％，排名第一。另一方面，以鱼市为世人所知的筑地其实还是日本重要的蔬果市场。经手筑地的水果、蔬菜和鸡蛋总量为 27 万吨。这两部分相加，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能超过 5 千亿日元。
“筑地市场”又分成“场内”和“场外”两部分。场内市场由鱼鲜和蔬果提供商、拍卖行和中间批发商市场占据，它们不面对个体客户。场外市场则由零售商店和各色餐馆组成。这一次的大火就发生在场外区域，它对市场本身的交易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游客或本地市民除了参加由市场官方定期组织的参观活动之外，绝大多数时候不被允许进入场内市场。而场内市场的工作人员则以自身职业的专业性为荣，他们认为自己所占据的空间才是真正的筑地。
其实筑地过往和鱼市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它名称所暗示的，这片区域是江户时代靠着填海造地而修筑起来的。靠着域内本愿寺繁盛的香火，筑地逐渐成为了一处商业和文化中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门被打开。筑地在 1869 年被政府设定为了外国人留居地。而彼时，东京最大的鱼市仍位于现在的日本桥地区。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 1923 年。这年 9 月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改变了一切。震后经东京市政府统一规划，日本桥被摧毁的鱼市于 1935 年整体搬迁到了筑地。经过数年发展，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全面爆发前，筑地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地区中心市场。但是，由于战时政府把所有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外侵略，加上战后短期内日本经济的萧条，筑地市场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一直到日本战后民主体制得到确立，市场得以重生。借着日本经济腾飞的东风，筑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才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第一鱼市。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 Bestor）曾于 2004 年出版民族志研究《筑地：世界中心的鱼市》（Tsukiji: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在书中，贝斯特提到了两种颇为有趣的空间实践。
第一，贩卖不同产品的商家会组成各自的行业协会。比如金枪鱼协会、贝类协会等。这些协会统一代表成员摊位的利益，与市场管理方和拍卖行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博弈。第二种实现差异化的途径，依靠的是由批发商出生地所决定的“地缘”。比如，基本垄断筑地贝壳类产品销售的是来自千叶县浦安市的批发商们。他们原本只是在浦安捕捞、养殖贝壳产品的生产者。但由于当地贝类产量日趋减少，他们被迫来到筑地成为了批发商。在统一的行业协会之外，他们能利用相同出生地这一因素，迅速动员起自己的成员，在细节上为自己谋求更多、更具体的权利。
另一方面， 贝斯特发现，当时基本上每隔四五年，场内市场的所有商户都会通过抽签形式，重新进行一次摊位分配。在通常为期三天的再分配期内，市场整体会暂停交易以便拆除旧摊位、搭建新摊位。这个独特的实践之所以会诞生是由于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有些摊位会得到空间上的优势，比如离顾客入口或者发货口近。对于以新鲜度为卖点的筑地商户们来说，位置上的不同，对自己的交易足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于是，这种传统才会被发明并得到保留。在此之上，筑地的中间批发商们还将所有摊位的地理位置分为上中下三级。抽到上等摊位的商贩每个月要在摊位费上附加额外的作为占据有利位置的“税金”。这部分钱将被回馈给那些抽到下等位置的摊位。
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 Bestor），2004 年
筑地市场内的商户们靠着各色空间实践在平衡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同时，不断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筑地也成为了有着自己实践逻辑的独特场域。同时，作为日本甚至是全球市场体系一部分的筑地，又注定不会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需要随时和更为宏观的权力结构进行互动。而这一点在围绕着市场搬迁问题的争议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斗争舞台的筑地
日本媒体在描述由政治新人所掀起的政坛旋风时爱用“剧场”一词。它既包含了普通百姓“看戏不嫌事大”的犬儒，也有“看你横行到几时”的恶意。从2016年开始，日本“票房”最好的是由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所主演的“小池剧场”。而筑地市场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舞台。
筑地市场改造和搬迁问题的讨论，早在 1972 年就已开始。一方面，陈旧的市场设施无法跟上不断增加的交易量。另一方面，市场所在地距离繁华的银座不足千米，不管是交通还是土地利用上，似乎都不是个好选择。东京市政府最早的打算是在原地拆分筑地。通过缩小化和精品化实现升级。可是数十年过去了，讨论没有任何实质结果。而当日本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地方政府再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再来赞助耗费巨大的原地改建计划。2001 年，政府最终确定了将把市场搬迁至同样是填海而来的丰洲地区。此决定一经发出，反对的声音便接踵而来。除了市民和商户对旧市场的留恋之外，对新市场的担忧似乎更为重要。根据市政府 2007 年的官方调查，搬迁预定场所作为东京煤气公司曾经的使用地，其土壤和地下水中苯、铅等有害物质的含量远超出了标准值。时任知事石原慎太郎于 2010 年表示将以有害物质数值下降到标准以内为新市场开业的前提。终于在 2014 年，官方对外宣布将在两年后的 2016 年的 11 月 7 日正式开始新市场运作。
正当人们以为筑地搬迁问题终于要告一段落的时候，形势又峰回路转。2016 年 6 月 21 日，因为公款私用等嫌疑被媒体曝光后，前任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宣布辞职。在同年 7 月 31 日举行的改选中，小池百合子脱颖而出，成为了东京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知事。在选举宣传期间，小池虽然没有十分明确表明对筑地市场搬迁的态度。但是却不时暗示可能暂时延后相关日程的态度。这不仅取得了许多筑地从业者的支持，更获得了对政治“建制派”存有疑心的选民们的青睐。终于，在她当选之后一个月的 8 月 31 日，小池正式表明将会暂停迁移丰州市场，同时也停止对筑地的拆除工作，以待后续讨论。
小池说，虽然科学技术可能让新市场“安全”，但这一匆忙的决定无法让市民“安心”。在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其实有着更大政治考量。小池本来是日本国会同时也是东京都议会执政党自民党的一员。对于2016年的知事选举，自民党东京都支部其实有自己偏好的候选人增田宽也。可是小池不听组织的劝阻，提出了离党申请并一意孤行参选。在她当选后，自民党东京都支部的负责人石原伸晃引咎辞职。而石原伸晃的父亲正是上文提到的东京都原知事石原慎太郎。
作为今天日本还在世的政客中可能是最受争议的一位，石原慎太郎一共做了四届共 13 年的东京都知事。筑地最终将被转移的决定，以及围绕新市场环境而展开的争论，都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开始的。虽然基于个人魅力的民粹帮助他取得了知事一职，但是他的口无遮拦和偏激立场，也使他无法扩大选民基盘，问鼎首相大位。和许多家长一样，石原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寄托在了后代身上。长子石原伸晃正是他一心栽培的首相候选人。但挡在石原一家首相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之一正是小池百合子。
在2016年的都知事选举中，石原慎太郎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儿子一边。他不仅攻击小池对于筑地转移的政策混乱缺乏决断力，还批判小池“年纪那么大了妆还那么浓”。虽然小池可能不是怒怼直男癌的女权斗士，但她也绝不是随便捏的软柿子。在她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知事选举后，小池立刻展开了反击。今年 3 月，她决定在筑地转移问题委员会上以证人的名义召唤石原慎太郎，并暗示如果存在弊案将会追查相关人士的责任。不得不出席的石原不仅接受了来自各方长达一小时的猛烈攻击，还得在众人面前晚节不保式地承认：因为自己两年前脑梗塞发作，委员会文书上的一些字他其实已经认不得了。
客观上来说，在这场以筑地为舞台的权力斗争中，石原一家是输的一方。虽然老石原到头来并没有被追究什么法律责任，但他经过了被公开传唤一役之后，对东京政府的事务安静了好一阵子。而随着小池领导的新党“都民第一党”在今年 7 月的选举中成为执政党，她更为放心的透露了自己真正的心声。在今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临时记者会上，她发布了名为“保护筑地，活用丰洲”的方针。根据这一计划，筑地还是会搬迁到丰洲，但原址并不会卖给私人企业，而是作为东京奥运会的相关设施使用。五年之后，筑地将会重新作为“美食主题公园”回归。兜兜转转，筑地还是无法避免将要告别现址的命运。
尾声
在英语中有 market和 marketplace 两个词可以和“市场”相对应。前者包含更多抽象的成分，它是经济学中理性人活动的地方，又是设计图纸上市场的布局。而后者更倾向于指涉作为一个物理空间而存在的市场以及在其中活动的商家和消费者。
在大众传媒关于筑地搬迁的讨论中，我们容易看到的，是政客的角力和资本的斗法，而市场从业者和普通消费者的声音无疑更难被听见。但只要你亲自来到筑地市场，就会发现：不管是抗议的条幅还是不定期举行的游行，都还坚强存在着。
小池的方针在日语中是“築地は守る”，而反对者的口号则是“築地を守る”。虽然两句话翻译成中文都可以是“守卫筑地”。但它们所使用助词的些微差别却暗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前者想要保护的是作为一个品牌和概念的“筑地”。不管市场到了哪里，它似乎都会存在。而后者强调的则是建立在“筑地”这片具体土地之上的牵绊。如果旧市场不再存在了，那么它也不可避免的会被连根拔起。如何真正平衡好这两者，似乎是东京都政府还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