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永远不会知道在1995年7月28日那天夜里，我（指本文作者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拉姆）的脑袋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大概是这么一回事：一开始，由于某些仍不可知的原因，我的脑动脉中悄悄形成了一个血凝块，它切断了对体内一个器官某部分的供血，这个器官对血液的需求仅次于心脏。最终，可能是在几个小时后，这个血凝块像大坝决堤一样，冲进我的大脑右侧，造成失控性“出血”，这会在我的头颅深处造成不可逆转的脑组织损伤，具体是在大脑皮层中叫做基底神经节的部位。用医学书中的说法，这是“一次严重的脑损伤”——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中风”。而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这是一次极其临近死亡的意外。
当我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苏醒过来时，意识时断时续，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怪异的狂喜。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似乎都挺过来了。我躺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没穿衣服，盖着粉色毯子，身体连着监控器，我意识到自己身处鬼门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回忆出这段经历，以及能够侥幸活下来讲述这段经历的那种怪异的心跳感。
就身体状况而言，我像是被屠斧砍过。我的左腿瘫痪了，我的左手臂吊在肩关节上，像个暴徒一样；将近有10天我的左脸下垂得厉害，感觉被冻住了，就好像我的牙医刚刚给它注射了大剂量的麻药奴夫卡因。我无法站起来，或者说甚至都不要想着能下床；另外，我的下体加装了一个康维（Conveen）的安全套样子的用具，用来把尿液排到一只塑料袋里。我说话发音含糊；每过几个小时，就有三个护士来把床上的我翻个面儿，好像我是一只在慢慢烘烤的鸭子。我未曾感到任何疼痛，取代疼痛的是一种与身体分离的幻觉，仿佛我灵魂出窍，看着自己。
那天侥幸存活是我命大，谢天谢地，一年后，我开始进行复健训练。从那以后，我一天接一天地过日子，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可以叫做及时行乐，或者叫做否认事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知道命运必然会来找我算账。
该来的还是来了，就在2014年6月27日，那是个周五，伦敦夏日炎炎，我在穿过诺丁山一条高低不平的人行道时摔倒了，旁边就是一排商店——包括一家古董商店、一家理发店和一家食品杂货店。那天下午1点半，我正要完成自己每周与德瑞斯·列伊涅克（Dreas Reyneke）的普拉提/理疗课，他是从兰伯特芭蕾舞团（Ballet Rambert）退役的一名舞者，因为有一套治疗方法而出名。当我走出他那普通的黑色大门时，我正想着回家冲个澡，然后乘车长途跋涉到德文郡的事，我原定在那里参加一场婚礼。刚走三步，我就摔了个倒栽葱，再也高兴不起来。
这次摔跤发生在一瞬间，但也是一种慢动作。我左边身体上的旧伤，也就是那次中风瘫痪留下的身体障碍，长期以来一直是我易受伤的根源。20年来我最担心的事现在就要发生了。当我脸摔在路缘石上，我首先想到的是丁丁（Tintin）而不是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哎呀，*@?%$*！”我害怕极了，但我紧接着意识到，人们用“摔跤”一词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恐惧，它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词语，和山脉一样古老，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过去，而且包裹着害怕的意思在里面。
对于小孩子来讲，摔跤就只是打个滚，对于小丑来说，则是那种屁股着地的坐倒，但是摔跤是对我们晚年的诅咒，还是非常麻烦的那个。人类身躯的失败，即便是在一次摔跤中表现出来的，是对我们自我感觉的深深羞辱。在英国，65岁以上的老人里，他们每摔一跤，就有三分之一的几率摔断一条腿，或者腕关节骨折，甚至髋骨骨折，这个是最严重的。这种摔跤可能导致无行为能力和虚弱：摔倒后大约40%的老人将会住进护理室；20%的老人可能永远也不能走路了。
我当时穿着卡其色短裤和磨损的运动鞋，直到我看见路面上还有自己白T恤上溅的血，以及嘴巴里糟糕的金属味，我才明白自己头上出血有多严重。这就发生在我61岁生日的前几天，（当我直挺挺躺在人行道上）我正从这里进入一个新世界，路人关怀地俯身问我“你还好吗？”，还有一位驾驶四轮摩托车的和善的西印度年轻女士正在拨打急救电话。
“我们在肯辛顿公园路和彭布里奇路交叉口……”
当她提供方向信息时，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流血止住，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前额上的伤口。虽然心怀感激，但我还是对此感到非常生气。我流着血，全身擦伤，分不清方向，但其他方面没啥问题。也许会有脑震荡，但我没这么想。
我下一个想法是：我不想去医院（我已经看够了，谢谢）。我想回家。但紧接着急救车就来了，鸣声让我想起50年代童年时期古怪的红十字会的车辆。两名护理人员开始进行初检，一波问题向我袭来：出生日期？职业？家庭住址？病史？当然他们也想给我测血压。世界上的每个医护人员都想测你的血压。依照多年以来记录的读数，我一直是“正常先生”：血压大约在125/80。
我被送上救护车，车身竟然横在路缘石上倾斜着，它闪着蓝色的灯，车上的人在用无线电把病人情况回传给医院，“一个60岁老头儿头部受伤……”，他们描述的这个人我真不想认识。那是我吗？我简直无法相信。但确实是。
救护车响着警笛，几乎庄严地开向不远处的帕丁顿圣玛丽医院，这时我有了第三个想法，“这就是受伤时期”，是最终退场前不可避免的序曲。意外地、偶然地，没有任何预警，在我们最不设防的时候，夏日午后从打开门到走了三步的一眨眼间，就这么发生了。现在我躺在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救护车上，沉睡多年的久远记忆浮上心头——同时意识到自己命悬一线。
突然间我回到了1995年7月29日那条伊斯灵顿街道上，我正紧急驶向老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边上的伦敦大学学院医院。我还能回想起透过那辆救护车车窗看到的周末世界：逛街的人成群；车子在拥堵中缓慢前行；人们端着啤酒杯站在酒馆外面。
现在，坐在另一辆急救车里，之前担忧的算账时刻已经到来。我从自己的栖木上跌落下来。
这一跤是一种败退，也暗示着最终那个更大的坠落。当救护车转进圣玛丽医院，医护人员给我的信息加上“虚弱”，问我能否走到急诊室，还是说“你更想要一把轮椅？”我要吗，见鬼！这个周五下午正在变成两种自我之间的内战，骄傲的我和脆弱的我。在之前20年的经验中，我不情愿地被提醒一件我已经熟知的事：我们是肉体凡胎。
当我沿着一条长长的油毡走廊，去登记急诊时，感觉就像在度假酒店一样，我发现自己在思考一些让人担忧的“如果？”。如果我摔成脑震荡，或者更糟糕摔成脑损伤怎么办？如果它指向了一个更加凶险的问题怎么办？如果我不再能够抵抗神经退化的副作用怎么办？如果我不能出院怎么办？如果……？
等到我恢复平衡能力后，我好奇在我身边耐心等候的人可能怎么看我。一次袭击的受害者？原因不明头部受伤的一个中产阶级专家？一个优雅的流浪者？我们这个奇怪的人群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痛苦地想着发生的“意外事故”或者“紧急情况”：一名超重的伊朗商人穿着闪闪的西装，紧张地盯着他的黑莓手机；一个孕妇和她的妈妈，都穿着黑衣服；一个长得像白鼬的瘦小的，面容苍白的男孩，右手缠着一块洗碗布；还有布兰登（Brendan），一个戏剧舞台上那样的爱尔兰酒鬼，圣玛丽医院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这会儿正在默默地给自己唱歌，同时小心翼翼脱掉鞋子袜子，检查他那双臭脚。
我在青少年时期，第一次偶然读到《莫菲》（Murphy）书中那句令人难忘的开场白——“太阳照常升起，一切都没有改变”（The sun shone, having no alternative, on the nothing new），塞缪尔·贝克特自此成为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在承担摔跤后果的这一刻，我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贝克特会成为我生命的向导，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文字仍然是学会面对衰老的最好武器，还有贝克特所说的“摔好一点”。
在离开大学后的40多年里，我就像《空爱一场》（Love’s Labour’s Lost）里的老师荷罗孚尼（Holofernes）一样，食纸饮墨；最初在1980-1996年间，我担任费伯出版社（Faber & Faber）的总编辑，然后在1996-2008年间，我是《观察家报》的文学编辑。书和报纸是我的向导、慰藉和工作方式。对我来说，经验常常是从小说、诗歌和戏剧里折射出来的。
翻开新的一页，你会发现一种新的消遣，或者现实的另外一个版本。这难道不是在找寻更充实多样的经验吗？艺术，帮助我们聚焦生活的品质，也启发我们对自身肉体存在有更丰富的理解。
我在圣玛丽医院等待着。沉闷地过了几个小时，我的指数上来了，很快我被准许转到治疗区，我躺在一个私人隔间里，周围挂着轻薄的蓝色挂帘，接受一位操作很熟练、也很友好的年轻医生的检查，他非常实在地让我做个选择：一种是做全身扫描和一整套诊断检查，另一种是用绷带包扎一下头部伤口（不需要缝针），开一点止痛药，然后坐出租车回家。“你大概想要的是，”她笑着说，“一个舒服的热水澡”。
没有什么能像平常轻松地喝杯英式鸡尾酒那样抚慰人心的了，这也叫做连贯性的美好幻觉。所以我当然选择后者，回到正常生活中。夏日炎炎，傍晚的街道仍然炙热，到了那天晚上7点钟，我回到公寓，冲澡洗掉急诊室留下的苦味。不过我没去参加婚礼，而且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正如彼特鲁乔（Petruchio）在《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中说的，“我的生活将走向何方？”在这一天，我路过了命运的边界，变得不再像曾经那样无忧无虑或者若无其事。在2014年6月27日的下午，发生了决定性的个人转变：在这个新世界中，尾声必将上演，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20年前的那次摔跤，我从中幸存下来，还是100%的我自己。但是这次，连带跨过重大的心理边界——60岁——我的自我意识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青春年少时那些光明的、压抑不住的梦想，变成更加微妙的对于时辰的计较
打个比方来说，摔的这跤把我推到了真真切切的临界点。仿佛我穿过一扇门，走过一条凶险的走廊，就会看到一座闪闪发光的宏伟的黑色拱门，从这里开始我再无回头路可走。可能在冲澡时，我希望把对年老的恐惧一道冲走。然而，在自我意识的秘密角落里，我意识到，就像《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我应该现在开始承认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会合。莎士比亚的魔术师讲的是退隐，而我没有退隐的计划，现在还没有，但是控制他回到自己公爵领地的情绪，是任何一位60多岁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
我的人生故事过得很快
那些意外遭遇也随之消散……
我将用你的船到那不勒斯去……
然后归隐回到我的米兰，在那儿
等待瞑目长眠
我们无法逃离生命时针的转动。用圣经《诗篇》（Psalms）中的话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2013年我迈入60岁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回避它。大概有一年左右，我假装自己59岁，或者如果我不会因此受惩罚的话，我假装自己57岁。我悄悄地在手机上做了一个既简单又让人清醒的计算，看看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按照圣经的标准假设还有大约10年时间，这是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呢？我得出的计数是（存在闰年误差）：3650天，8.7万小时，525万分钟。
看着眼前的数据，时间似乎惊人的有限。如果你愿意，那就再靠近点看。人性中有个聪明的方法，来对付那种让人淡薄生命意志的内省活动。它青睐讲故事，一开始通过神话和宗教，后来通过文化和心理分析。因此青春年少时那些光明的、压抑不住的梦想，变成更加微妙的对于时辰的计较，记载遗憾的清单在某种视角下也像是失败的目录。
这些遗憾中大部分是不重要的琐事（希望我在澳洲内陆待更长时间；想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或是徒步到紫禁城）；有一些是一厢情愿的多愁善感（如果我待在剑桥读书会怎样；如果我没那么早结婚会怎样；如果我在纽约定居会怎样；如果……？）有几件事更痛苦一些，包括对个人缺点的灰暗审视。
从步入晚年开始，脆弱的自己发现“少即是多”，并且学会减轻年少时的自负。年轻人以为他们是不朽的，以为这个世界围绕着他们转。年长的人知道了他们只是凡人，他们的未来不是无限的，以及他们必须在万事万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摔倒之后去圣玛丽医院的过程中，我被迫承认了这一点。话说回来，我还是1995年半昏迷着被推进医院的那个人吗？
唔，是，也不是。感谢在基因的幸运转盘上交了好运，我这20年恢复得不错。就外表来看，我相比之前没有什么变化。我走路一直有点跛脚，但我的左手臂（1995年瘫痪了）用理疗的话说，现在相当“有用”。确实，由于我尽自己所能地锻炼，我的体力可能有所增加。
和很多中风患者不同，我能够回到英国媒体的竞技场继续工作。碰巧这里的对话有时更容易从外观的问题开始，而不是新闻自由的问题。上周，我遇到几年未见的曾在BBC工作的朋友JP，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你看起来不错。
J：好吧，我还有头发，你也是。
我：头发很重要。
J：60岁以后还有头发真不错。在我们这个年纪，头发真的很重要。
等等。
“假新闻”的挑战，24/7（译注：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新闻周期这些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开始觉察到减速的迹象，虽然轻微但是（对我来说）能够察觉出加速度消失了。为弥补中风造成的各种小的身体缺陷，我多年来逐渐完善的日常应对策略，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效了。
我的身体怀有它无法实现的心愿，这很痛苦。在这种受挫的状态下，《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这样的经典电影就变成一种折磨，它发生邀请，让人产生对舞蹈本能的兴奋，但我既不能接受这一邀请，甚至也无法注视它。当我看到吉恩·凯利（Gene Kelly）的那些画面时，自身的行动不便感觉像是一种监禁。
和很多中风患者相比，我算幸运的。我行走上的不便较小。我仍然是以前的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进步通常较慢，而且可能比较费力，但是我可以自理。最近，我发现在机场和火车站的人群里，我更愿意拄根拐杖。随之的结果是，每天即便最小的行程我也要提前计划好。如果我开车去商店买牛奶或面包，那我应该顺便也去下银行吗？我能把车停在足够靠近巴克莱银行的地方，之后又可以穿过马路直接到塞恩斯伯里（Sainsbury's）超市吗？
如果我安排在伦敦西区见一个朋友，我能开车到约会地点吗，或者我是否应该找一个“残疾人”停车位，然后搭乘巴士或者的士完成最后一英里吗？如果下雨怎么办？我该怎么回去？交通会有多堵？这种问题不停地冒出来：每一天内心都会产生上千种思量，总结来说就是，对待任何事都不能再想当然。
关于变老有一点没有人公开谈论过，或者最多私下悄悄表达过，那就是羞耻，由“无能力”带来的屈辱感。这一点太基本了，我们都学会去掩饰它。在我摔跤后，我对朋友表现的是对此不在乎，并且有些极端地把注意力从伤口淤青上转移开。我的“永远年轻”的心态坚持自己不能有伤疤，以及我的身体不应该让我失望。
这几乎可以确定是自欺欺人。坦白说，我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而且我的大脑已经开始受侵袭。我身体的其他地方也会像这样发展。至少看看好的一面，就像那位曾在BBC工作的朋友所观察的，我还有头发，它只是显露了灰色。另外，体表其他部位容易莫名长痣和肿瘤。至今为止经过细致检查，这些被证明是良性的。然而往身体内部探查，会发现有麻烦在酝酿：我的牙齿需要定期保养，由于牙龈萎缩，我的牙齿变得越来越长，而且容易出血。我不戴老花镜就看不清楚这个屏幕。
再向下探查，我的胸口会因为胃灼热而间歇性地灼痛。胸肌在不可阻挡地下垂，腰在无情地变粗。如果我停下来想一想，我感觉自己的屁股也不好。由于中风，我的左手臂和左手有难治的“障碍”，也就是说我在用超级敏捷的右手打字。我的两只膝盖都受损了，左腿半瘫痪（这里的障碍更大），两只脚从脚底到脚踝都有周围神经病变的麻刺感。
福楼拜曾经断言，“从阅读到死亡，一切都必须学习”。
身为中风康复者，我以前经常说这句话。我相信要尽可能地庆祝常态和积极的生活。《我的一年休假》（My Year Off）是我对复健疗养这些年的记叙，在书的终章，我甚至汇编了“要做和不要做”的列表。今天这个列表已经得到了精简：
- 努力保持健康
- 接受你的命运/平庸
- 活在当下
对我来说，死亡和正在死去，恰恰与生命和正在活着一样神秘。能够宽慰人心的叙事必然是由短暂易逝的经历片段拼接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不庆祝“现在”，活在当下呢？去发现智慧和经历的喜悦。去珍惜你的家人。去庆祝所有神奇类型的人生戏剧。
事实上，没有其他合理的叙事可用了。除非你相信来生——我不相信，不然这就是唯一向前的路。这一课也许很难，但是正如福楼拜曾经所说，“从阅读到死亡，一切都必须学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机会轮盘上靠运气转出不可思议的情况——从而诞生一个传说。这就是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新颖的出人意料的爱情故事。
我们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郊外的一棵山楂树下相遇，那是在彼此朋友的花园中参加一次夏日午餐派对。那是在很久以前：大约十年前。
我心满意足地和莎拉（我的妻子）结了婚，完全投入家庭生活。我们的女儿爱丽丝和伊泽贝尔，分别不超过9岁和7岁，正和她们的朋友一起在草坪上搞破坏。
我就坐在花园的桌子边，观察在我周围的这些小孩子们调皮捣蛋，就在这时，一位娇小的微笑着的女士前来打招呼，她基本还是“一个小女孩”（她马上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草坪上的其他妈妈）。她刚读过我1997年的回忆录《我的一年休假》。她迅速放下戒心直率地告诉我，她妈妈正在从一次中风中恢复。也许我们可以聊聊？
我说了什么，我们讨论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忘不了那次与艾玛聊天的感动——她很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并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
我记得阳光穿过头顶的树枝，包围住我们。我想我当时喝着玫瑰葡萄酒，并且为艾玛轻松亲切的态度感到惊讶，还有些小兴奋。我们谈论着生与死，她以轻松的欢笑来谈论这个严肃的话题，她还巧妙地问了我一连串关于“脑部受伤”的后果的高度私人性的问题，她用最具感染力的方式，把我拉了出来，让我敞开了心扉。
我从不介意分享我中风的经历，但这次不仅仅是分享。这次面临自我揭露的危险。我记得当时的想法是：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问我任何问题，我都会回答，是的是的，我会回答……对，吹个口哨我就会过来。我们就这么聊着。
在某一刻，我被孩子们分散了注意力，转身回来发现，艾玛已经消失了，和她出现时一样悄无声息。我记得当时在想，是否应该问问女主人关于这位神秘客人的事，但我好好想了一下，决定还是不要去问了。
午餐结束后，悠长的夏日午后渐渐转入黄昏；我们全都挤进自家汽车返回家中，日常生活再一次填补了空虚。
十年过去了。日常生活变得冷漠而苦涩。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与莎拉的婚姻会悲惨收场，只能痛苦地坦承我和她的爱情已经死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分手对家庭来说，就好比一次死亡。我们经历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的阶段，（是的，我们也找了咨询：就像在船沉没了很久以后想要爬进救生艇，这种尝试没有什么结果），最终我们接受了。不管怎样，我们挺了过来，努力打捞在伦敦和纽约的家庭生活的残骸，尽可能地补救为人父母的责任。
我一直知道中风幸存者的生活通常会遭受离婚和抑郁之苦。刚开始我相信自己不知怎么的已经避开了这些恼事。但现在中年职场上的受挫，再加上因为上了年纪渐渐慢一拍，造成一种压倒性的衰退感。莎拉在2013年7月离开，回到之前在纽约的家中，这似乎让我的生命开始恶性循环。人生的第三幕本应没什么吸引力，但似乎出现了诱人的前景。
一个人住在伦敦西区的新房子里，50多岁单身的我开始为自己商定未来无法确定的前进道路。独居本身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婚姻失败的灾难之后。有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去重新评估生命和事业中重要的部分，这些非常吸引人。毕竟我们都需要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
与此同时，虽然单身公寓解放了我，它也成为一座牢狱。我很孤独。在更黑暗的时刻，我会想这就是我的命运，在以后的数年中孤独终老。在这种受挫的情绪中，我很感激有什么东西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并且很快开始接受周末的活动邀请。
回过头来看，我是太伤感了，以致于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单身朋友们懂得如何驾驭人生的这一阶段，他们建议我预订好自己的周末，好好筹划一下圣诞节。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行动。
但是紧接着到了2013年的秋天，大概是在与莎拉离婚后的三个月，我的朋友，就是我在ta家的山楂树下与艾玛聊天的那家，提议11月初到多赛特郡（Dorset）度周末。为什么不呢？最好从什么地方开始行动起来。
随着日期来临，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问我能否在周五晚上顺道搭其中一位客人过去？
我没有多想，简短回复了大概的出发时间和合适的碰头地点，然后在那个周五下午接到了电话，时间太短，我只能猜测出这位乘客是个女性，名字不熟悉，电话号码也没什么特征。
我坐电梯下楼到昏暗的门厅，快步穿过我所住的公寓楼的厚玻璃门，来到大街上。外面灰蒙蒙的，稍稍有些冷，一场秋雨即将来临。似乎没有谁在等我。我转身四处张望，沿着人行道扫视。接下来的一幕——简直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罗曼蒂克电影里的场景——我永远都忘不了。
站在那里撑着伞，带着一只行李箱，孤单瘦小而又泰然自若的，正是山楂树下的那个女孩。“你好，”艾玛对我说，脸上露出可爱动人的微笑，“我们以前见过吗？”
罗伯特·麦克拉姆的新书《每第三个想法》（ Every Third Thought）将在8月24日由Picador出版社出版。
（翻译：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