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新任主席约翰·贝利在访问中谈到学院的未来发展方向时，提到了多样性、学院博物馆、首席执行官道恩·哈德森（Dawn Hudson）以及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大乌龙。
贝利在上周刚过完75岁生日，他是第一位电影摄影师出身的学院主席，也是少数从“低于一般标准”的行会主管跃升到这个位置的人。他并不在那些尝试预测当选主席的博主的名单上，但他也表示人们不应该对当选结果过于惊讶。贝利一直是委员会的主管，度过了潮起潮落的21年，今年是他在委员会工作的第15年。对于预言家来说，约翰·贝利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对于电影业的行内人来说，贝利早已为人熟知。贝利表示：“我可以说是被来自不同行会的委员选派出来的，他们都极力支持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直有阅读我的博客，得知我不仅在历史电影项目以及保存与维护方面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支持多个委员会的工作。”
贝利提到的这些委员会包括：国际外联（International Outreach）委员会，贝利在任职期间曾与其他委员一同前往肯尼亚和卢旺达的难民营和电影学校；电影学者委员会（the Film Scholars Committee）；尼科尔编剧委员会（the Nicholl Screenwriting Committee）；甚至还包括科学技术委员会（the Sci Tech Council），就是这个组织让贝利成为了学院“入门级的科技怪咖”。贝利大笑道：“很少有学院主席曾在科学技术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参与过工作。”如果你理解学院名字中“艺术与科学”的内涵，本次的主席当选结果就可能不会太令人意外。与贝利交谈就像是在和一个电影狂人交谈一样，他是一个真正沉浸在对媒体的热爱之中的电影人。这就是他认为自己能够当选的原因。
而贝利也是外国语言委员会（the Foreign Language committee）的一员，他说：“我的兴趣广泛，而且很多委员会成员跟我的关系都很不错。行内人都已经认识我很久了，他们知道我热爱电影，熟知我的博客。如果你把这些细枝末节拼凑在一起的话，我想你就会理解这样一个当选结果。一切都是有机统一的，虽然我很讨厌这个词，但这就是这么一回事。”
2015年，当Pete Hammond在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内部预映班展示关于摄影师Sebastiao Salgado的纪录片《地球之盐》（The Salt of the Earth）时，请来了贝利作为幕后嘉宾。当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前任学院主席谢丽尔·布恩·艾萨克斯（Cheryl Boone Isaacs）经历了有关学院缺乏多样性的问题，学院成员由此开始从全世界不同领域挑选新成员。贝利可能会更为强调学院的核心工作，即对出类拔萃作品中体现出的艺术与科学元素进行褒奖。对此贝利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当前，学院内的电影制作人对学院并没有多少归属感，即便他们身处其中。和学院外成千上万的电影制作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学院。我就任的第一天就收到了350封邮件，这些邮件统统不是来自工作室总监或者发行商，而是来自一线电影制作人的。收到他们的邮件是对我当选的最大肯定。”他自豪地说，自己是第一位能获得如此荣誉的电影摄影师。
谈到在摄像机背后卓越的45年职业生涯时，贝利则表现得非常低调。他的作品包括电影《普通人》（Ordinary People）、《尽善尽美》（As Good as It Gets）、《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美国舞男》（American Gigolo）、《大寒》（The Big Chill）、《银城大决战》（Silverado）、《意外的旅客》（The Accidental Tourist）、《迷途知返》（The Way Way Back）等。尽管在几年前获得ASC终生成就奖，贝利并没有获得过奥斯卡提名。他还提到了其它电影，比如《布鲁克林最愤怒的人》（The Angriest Man in Brooklyn）——一部罗宾·威廉姆斯生前几年参演的电影，以及和他的风格类似的一些准备发行的新电影。贝利说：“我在我职业生涯里默默制作的电影，可能比委员会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我是在为我的信念而制作电影。”
在有色人种连续两年未获得奥斯卡提名，引发奥斯卡多样性问题大讨论期间，贝利二话不说提供了资金支持。他认为多样性要开始从电影行业开始，因此学院也应该找到有相关经历的人士带领委员会。“自我开始从事电影拍摄工作以来，我聘请过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种族的人参与工作，因为这种多样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极力支持和赞扬电影学院走向多样性的方针，因为这是学院能够做的事情之一。”贝利还指出，业界人士需要从电影工作室开始，特别是从选角导演开始，以不考虑肤色、出身以及性别为前提挑选演员。在新任职的其他委员会主管中，选角导演大卫·鲁宾（David Rubin）也参与了学院主席一职的竞选，但遗憾地输给了约翰·贝利。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颁奖现场，颁奖嘉宾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拿到了错误的颁奖信封，而一同参与颁奖的费·唐娜薇（Faye Dunaway）又错误地把奖项颁给了《爱乐之城》，而不是真正的赢家《月光男孩》——谈到这场大乌龙，贝利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件好事。“这场奥斯卡的大乌龙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因为它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而这就是奥斯卡在电视直播的意义，”他说。
也许贝利面临最大的新规划，就是正在筹建的电影学院博物馆，该馆计划在2019年春季或夏季开放，就在贝利任期年满之前。贝利只有在休整一年后，才能继续在委员会内任职。贝利一直是该博物馆的倡导者，他表示，筹建博物馆背后包含着相关人士意义深远的研究工作和默默付出，现在终于可以把成果向世人展示。贝利预测：“现在的筹建工作进展非常快，成果明显突出。”他将会与学院的首席执行官道恩·哈德森（Dawn Hudson）在此过程中保持紧密合作，哈德森的执行官工作刚刚续约到2020年。
“道恩和我一直在交流，因为她非常热爱电影历史。而在两年前，我就提出启动一个叫做《电影胶片中的电影》（Films on Film）的项目，利用电影学院档案中心的资源，以来自学院的玛格丽特·赫里克图书馆的资料作为补充材料，向人们展示这个庞大馆藏里的35毫米电影胶片——对此道恩马上表示支持和肯定。这是一个没预算的项目，也不会得到报酬，但她说：‘好，就这么办吧，这是一项美好的工程。’我们的伙伴关系由此开始。我们认真研究了推进或阻碍学院及其项目发展的任何事情，我非常激动并且看好这个项目。”
此外他还说自己的妻子卡罗邀请了哈德森周日到家中共进晚餐。“我很高兴能够与哈德森交谈，不仅仅是学院里的事务。道恩来自阿肯色州，卡罗来自俄克拉荷马州，而在加州长大的我则是出生于密苏里州中部地区。所以我们三个都是来自中西部地区，感觉非常亲切。”
贝利的妻子卡罗·利特尔顿是一名电影剪辑师，与贝利结婚有45年了，他们都在学院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估计也是首对在学院主管委员会同时担任委员的夫妇。对此贝利深有感触：“在上周二发表提名演讲时，我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21年前第一次踏进委员会主管会议的经历。当时我的妻子卡罗已经在一年前就任主管，也有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当时的主席亚瑟·希勒（Arthur Hiller）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告诉你们，今晚我们学院主管委员会迎来了自创始成员Douglas Fairbanks和Mary Pickford以来又一对夫妻’。对历史极为敏感的我，思绪立刻追溯到90年前的1927年，和学院的这两位前辈突然产生了共通之感，”贝利自豪地回忆道。而现在他将要准备主持在3月份的第90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
所谓因果相随，对电影的执着和坚持，也许就是约翰·贝利能够当选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的原因。
（翻译：陈伊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