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与移民问题是“杠”上了。上周，特朗普的助理、白宫高级政策顾问Stephen Miller与CNN记者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互怼，将移民改革的议题推到公众眼皮之下。
Miller建议行政部门在“谁该拿到绿卡”这件事上慎重决策，并将申请人是否会说英文、经济收入是否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是否能为美国经济做贡献，以及是否拿高薪等设为考察标准。
此番建议看起来没毛病，但却引起美国舆论热议，毕竟大部分美国家庭往上数三代都可能是移民身份。祖先们未必有高学历，甚至连一口流利的英语都说不出，但不妨碍他们为美国经济创造价值。反对者认为，如果严格按照Miller所说的标准去筛选谁才能留在美国，这也太苛刻了。
特朗普一直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在移民政策上，先是针对七个国家推出“禁穆令”，而后多次放出紧缩移民数额，并提高申请门槛标准的态度。他在8月2日公开支持减少移民法案的行为，只是对此前主张的再次重申。在过去50年里保持基本不变的移民政策，看起来要在特朗普手里迎来变革。
这也并非是件坏事，相比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等其他主流移民国，美国的移民政策更偏重家庭团聚，而非技能配额。“非技术型”移民数量猛增，着实带来了社会问题，但想要在短时间内求变革很难，它们已根植在移民史之中。
从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施行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随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美国在1830-1940年期间，大约接受了4000万移民以发展经济。
新移民涌入激化了美国宗教和种族之间的矛盾。19世纪末，新移民开始遭到各利益集团的Diss，来自爱尔兰、德国、东欧和亚洲移民都在不同阶段经历过歧视。
最典型的例证是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该法案规定华人劳工在十年内禁止入境和加入美国国籍。导致以前依赖华人劳工的加州农场主不得不雇佣日本移民来维持经营。而当日本移民数量增多后，美国又与日本政府达成“君子协定”，禁止日本移民入境，并颁布《外籍人土地法》限制对已入境的日本人拥有土地。
直到1924年，美国通过《移民法》，普遍限制所有外来移民。政策规定每年移民限额减少至15.3万人，其中西北欧国家占83%的配额，东南欧占15%，亚洲移民被排除在外。
每个第三代或四代美国家庭可能都有惊人相似的家族史，讲述祖辈们如何飘洋过海到美国，白手起家并将血脉延续下去的故事。最早的亲历者未必怀揣多么高尚的愿景，多数人在美国打工是为挣钱补贴家用。
这时期大部分移民是英语水平低的非技术工人，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拉低了美国劳动力的质量。美国《政客》网站的一篇报道就提出这样一串数据：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移民中无技能的比例是全国的五倍；在底特律，德国移民中的非技术工比例也比本地高出一倍；在1900年，不到10%的波兰移民，以及18%的意大利移民是技术工人。美国历史学家Stephen Thernstrom发现，以非技术移民身份到美国的初代移民，一辈子也无法奋斗成中产阶级，更别说实现阶层跨越。
不巧的是，在颁布《移民法》之后四年，美国遭遇了经济大萧条，数以万计的移民为生计所迫迁离美国。美国移民研究专家梁茂信曾援引美国商务部1960年的数据发现，1931年至1940年间，入境美国移民人数仅有52万，扣除期间迁出的移民，净移民人数仅有6.8万人，是18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解决劳动力匮乏，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42年与加拿大、墨西哥和新西兰签订引进合同劳工，从事农业、采矿、运输等工作。
时隔一年，为了联合中国在亚洲战场抗击日本，美国在1943年废除了实施长达61年的《排华法案》，象征性的给中国发放105个移民配额，意味着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的慢慢开放。《战时新娘法》和《美军未婚妻法》相继颁布，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增多。
英文水平并没有限制移民们的生活，相反，他们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圈层。一位在曼哈顿广告业工作的高管Jerry Della Femina回忆童年时称，自己小上学之前（20世纪40年代），从没说过英语。“我生活在幽闭的意大利社区，认识的每个人都只说意大利语，我不懂英语也很正常。”移民研究中心CIS去年发布过一份报告显示，五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6470万人在家从不说英语，超过总人口的1/5，呈现爆炸性增长。这也反映了美国移民现状，多样性很广泛，但社会粘合度不够导致同质化难以推进。
战后美国的移民改革加重了这点。
二战后，种族和民族主义政策难以继续，各国在移民政策上亟需打破传统的变革。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移民改革的加拿大却发展出另一套移民框架，以“积分制”为评估方法，接受移民是为了发展经济，而美国优先接收“家庭团聚”类移民。
加拿大移民改革也经历过各利益集团的矛盾，战后有约20年时间，改革的焦点都集中在哪个族群有更大的担保移民权。直到1966年，政府才意识到如果不限制担保移民数量，加国经济前景就会受到危害。只有接受教育水平、技术能力高的移民才能改变现状。
“计分制”评估体系出台。1966年，加国推出移民白皮书，移民申请者需要接受包括年龄、教育、职业技能和雇佣状况等方面的评估才能获得移民资格。该制度将所有申请人放在平等的评估体系中，因此也得到大众的肯定。
相比之下，美国也在想法设法改革。1965年国会颁布的《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废除明显的歧视性条款，移民限额也增加至29万人。但诡异的是，技术移民比重削减至20%，家庭团聚类移民增至74%。法案中仍然暗藏了限制有色种族的意图。
法案生效的确带来更多移民。1970年代美国入境移民数约为450万，80年代涨至733.8万人。从1970年到1990年, 亚洲移民从15万发展730万。
少数种族教育和技能水平提高不少，40年里，技术移民在亚洲和非洲移民总人口占比达到40%和49%，但非技术移民受益更多，他们大多通过“家庭团聚”方式入境，也为现在美国移民问题埋下伏笔。美国移民历史学家Roger Daniels曾写道：“近年来移民受教育水平偏低，英语水平也很差，他们大多在餐饮等低收入服务行业工作。”
如此看来，特朗普要求大幅限制亲属移民、减少难民移民的提议也有合理性。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提高就业率和薪资水平。美国中文网称，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各州已通过133项移民法规，数量比去年奥巴马在任时多出一倍。
但症结未必就在移民问题上。减少移民入境，让美国本地人多就业，就能加速美国经济成长，这个逻辑并不能走通。美国劳工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16-58岁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有5800万人处于未就业状态。很难说清他们是被移民抢去了工作，还是主动放弃努力奋斗的野心。
媒体人Zeitz这样评价美国的移民问题：“如果我们要讨论移民问题，应该更诚实的对待集体历史。”50年前，历史学家Oscar Handlin就将早期美国移民看作“流离失所”的人，认为他们并不适应高速发展的工业环境。现在越来越多美国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点，挖掘出勤奋努力的一面，即便移民家族无法在第一代实现阶层跨越，但他们子女创造的财富也反哺美国社会。
如此看来，移民问题对美国而言，已经远超出经济范畴，它背后掩藏的社会矛盾、涉及的人群已经与历史纠缠交错，将给新任决策者们留下棘手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