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说脏话的权力，因为压抑情绪不得发泄是很危险的。”而最新的一项调查研究，想必会令这位伟大的小说家赞叹不已：有学者对 100 多万本图书做了文本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的 60 年里，美国文学中脏话的使用频率“显著”增长。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2000 年代中期相比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混蛋”一词的使用频率多了 678 倍；“妈的”的使用次数增加了 69 倍，“操”在文学作品中也更加常见，增长了 168 倍。
珍·温格（Jean Twenge）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也是一位作家。在她的带领下，研究小组选取了谷歌图书资料库中出版于 1950 年至 2008 年间的美国英语书籍，通过分析作品标题来探究“妈的”、“尿”、“操、“贱人”、“混蛋”、“混账东西”和“奶子”等脏话的使用。他们之所以选择这几个词展开研究，是因为喜剧演员佐治·卡连（George Carlin）在 1972 年曾把它们称作是“绝对不能在电视节目中出现的 7 个词语”。
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发现，自 1950 年以来，作家们“对这 7 个词语的使用明显增多”。仅在 2005 年至 2008 年三年之间出版的书籍当中，脏话的使用频率就要比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发表的书籍中高出 28 倍。
温格表示：“一开始我就猜到脏话的使用会越来越频繁，但我却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大幅度增长，太让我惊讶了。”
最近，这份调查研究报告已经发表在 SAGE Open 网站上，其中显示：“美国文化越来越注重个人的自我表达，社会禁忌对人们的束缚也越来越薄弱，文学作品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脏话，正是该趋势的一种体现。”
正如温格所说：“这一增长，与越来越提倡自我表达和个人主义的文化潮流的兴起于同一时期。而个人主义是一种强化突显自我，弱化社会规则的文化体系。因此，当社会规则被搁置一旁，人们得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说脏话就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我觉得用这种文化视角来解析这一现象是最好的，而不是以单纯的‘好’与‘坏’来评判。”
2016年，美国小说家保罗·比蒂（Paul Beatty）凭借小说《背叛者》（The Sellout）赢得了布克奖。评委奥莉维亚·威廉斯（Olivia Williams）对该小说做出了高度评价：“作者切换色调的灵敏度令人钦服，他那无所畏惧的风趣，制造出一幕幕我无法定调的画面，他所刺破的禁忌充满毒性。”然而，小说中脏话的使用频率之高也让许多书评家倍感震惊。据统计，“操”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了 80 多次，“黑鬼”更是出现了 90 多次。
珍妮·费根（Jenni Fagan）的处女作《圆形监狱》（The Panopticon）广受好评，甚至被《卫报》的读者们推选为巧妙使用脏话的典范之作。这部作品不仅没有因为使用脏话而显得低俗，反而因此变得更加丰富。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对文学的亵渎，而是小说所传达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2013 年，费根被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提名为最优秀的年轻英国小说家。她表示：“对于很多人来说，文学只代表着一种纯粹的精英形式——无法展现出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而这种使用脏话的趋势或许能帮助人们改变对文学的这种想法。”
她还说：“最开始，文学就是书信体小说。‘novella’（中篇小说）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原本的意思是‘创新’。在 18 世纪早期，人们觉得小说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这种文学形式没有道德原则。因此，当时的小说家们不得不通过“精英形式”的创作来证明，小说其实也是道德指引的一种形式。然而，艺术在不断发展。人们在生活中都会使用脏话，而艺术正是源于生活。所以，只要符合小说中人物的个性特征，使用脏话也应当是无可厚非的。”
与温格一同参与此次调查的，还包括研究生汉娜·凡·兰丁汉（Hannah Van Landingham）和乔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W·基思·坎贝尔（W Keith Campbell）。他们认为，美国文学中脏话使用增多的现象。体现出在当今的美国文化中，社会禁忌对人们的约束日渐放松，而个人主义则越来越受到关注。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自我表达。说脏话是自由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愤怒的时候。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权利，他们会越来越注重自我表达的自由，特别是在表达个人的愤怒情绪方面。所以，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个人主义的文化当中，脏话的使用频率增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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