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卡吉·米舍尔（Pankaj Mishra）
在印巴分治 70 周年的时候去思考分治，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印度今日面临的巨大危机。印巴分治——这场 20 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在分治 50 周年和 60 周年纪念之间，印度这个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世俗化国家正积极进行全球化，逐渐向印度领袖口中的那个强大国家迈进。相比于印度急切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巴基斯坦似乎一直在自我伤害。
在 1997 到 2007 年之间，充斥着各种歌颂印度“崛起”的言论，即便人们的双手都沾染了帝国主义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民族国家留下的诡计和残暴族群清洗的暴行，这些暴行定义了两者之间的自我形象，定义了注定逃不掉的内部和外部冲突。今天，随着圣雄甘地暗杀者的同谋的肖像放置在了印度国会里，印度巨大而可怕的变化不断折磨着我们。
然而，这一切真的那么让人震惊吗？我们是不是太过陶醉在那些将自由民主、世俗主义、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写成新信仰文章的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所制造的满足里？
无视诽谤不难，忍受分治的结果也很容易。我们作为多元论者身份的种种日常经历，可以完全拒斥这些。我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巴基斯坦作家、音乐人、板球队员和跨界友谊大大地丰富了。然而认为圣雄甘地对穆斯林和巴基斯坦太友善而杀害他的印度教狂热教徒，已经展示了建立这个国家时刻的致命逻辑。很多使用武力去控制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领导人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很多方面来说，纳伦德拉·莫迪（现任印度总理）和他的暴徒们正在完成这个未完成的分治大计：通过分离、迫害国内外政敌，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遵循着这熟悉得可怕的历史进化模式，印度已经赶超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地区和族群差异阻碍了均质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没有任何单一意识形态可以引领国家以及公民社会。
我们曾经极力说服自己，说印度是一个例外，它免疫于已经几乎感染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病原体感染。在印巴分治 70 周年之际，苦苦思索拥有核武器的南亚前景让人害怕。我们无法从历史、或者当下这个正在崛起，或者说正在冒头的印度里找出任何解放的幻觉，让我们从中得到安慰。我们（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在内）被迫得承认：印巴分治是明确导致我们当下残忍现状的最大暴行。
米舍尔的新作是《愤怒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
《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在 1981 年出版，出版的时候是印度独立 34 周年纪念日前几个月，现在已经又过了 36 年。如今看来，这本小说像是一个中场检讨。而下半场则值得再写出一个故事，尽管我并不是最合适写这些的人。
当我的小说出版时，有人批判其结局过于黑暗。确实，很多小说都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全国紧急状态期间写出来的。那个时候，英迪拉·甘地让整个印度经历了可耻的 21 个月的民主政治停滞，而这也是最黑暗的时期的象征。然而在小说里，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曾经一度陷于全国紧急状态的印度走进了新时代，小说主人公萨利姆的儿子亚当象征了新一代的希望。那新的一代已经长大，可以继承午夜之子的世界，而印度则会渐渐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当我现在再回去读我自己小说的最后几页，那几页简直乐观到愚蠢。
这个国家在“印度教传统（Hindutva）”支持下，很快便朝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远离印度国父甘地的世俗理想。你要是批判这一切，你就会在这个网络喷子此起彼伏的推特时代被骂成“世俗主义脑残”（sickular，“世俗”和“有病”的合成词）或者更狠的“世俗婊”（sickular libtard，类似“圣母病”、“白左”）。同时，在奉牛为神的土地上，占有牛只和食用牛肉都是一种“罪行”。据称拥有牛只和食用牛只的人会因此而受到私刑惩罚。历史教科书被重写成印度教徒的政治宣传。“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给人的感觉是——比起它应有的状态，印度更加独裁，更不民主。
然而莫迪政府很受欢迎，非常受欢迎。这是英迪拉颁布紧急状态下的印度和今天的印度的最大区别。那时候，英迪拉·甘地夫人发起了选举，并错误判断自己会赢得胜利，她以为这样可以把紧急状态这种离谱的弄权行为合法化。结果，她被罢免，并赶出了总理办公室。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不远的未来印度选民会和现在的政府对抗。看来午夜的孙子们（小说里午夜之子的再下一代）对于现在所发生一切还是满意的。把两个印度政治故事相提并论，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悲观看法。
鲁西迪的上一本小说是《金屋》（The Golden House）
卡米拉·夏姆斯（Kamila Shamsie）
在我成长的年代里，印巴分治更像是一个家庭历史故事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印巴分治将我的家人分成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两半；印巴分治意味着我的奶奶无法拿到签证，去看望她垂死的母亲；意味着 1987年，当我为巴基斯坦板球队在比赛中战胜印度队欢呼的时候，我那正在卡拉奇探访他姐姐（也就是我奶奶）的叔祖父，正在为他支持的板球队比赛失利而沮丧。印巴分治意味着，我是如此深爱卡拉奇——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城市，同时也是我成长的地方。在我只有黑白之分的儿童世界观里，我爱这个地方，即便为了这个地方失去一半的家庭，也是值得的。
但在巴基斯坦官方和国家用词中，1947 是“独立”而非“分治”相联系的一年。在英国教科书和英属印度电影中，“分治”几乎总是碾压“独立”。这是当然。谈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独立也就是承认殖民统治的束缚，比谈论“分治”容易多了。因为“分治”暗示了当英国不再统治印度的时候，一切都破碎了。尽管刚刚说的破碎并不是地域划分和统治政策直接导致的结果。当我被要求就“分离”而不是“独立”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一直都很难回答，现在面对你们记者的问题同样如此。
然而复杂的真相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分治和独立是缠绕在一起的。印巴的独立是国家英雄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胜利，但两个国家的诞生也同时浸泡在仇恨和杀戮里。当代的历史讨论经常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杀戮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意味着什么。但我更关注这两个国家各自陷于的对自己内部少数族裔的暴力。我想知道，这对两个国家如何和自身的历史建立关系。从来没有人估算过分治带来多少暴力，这么做有碍于政府把这件事描述成光荣的独立事件。相比之下，单纯地把所有暴力行动责怪于对方身上，装作最开始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没有在各自政治旗帜之下进行大屠杀，并希望没有人会留意到那鲜血已流成河，可容易多了。
卡米拉·夏姆斯最新的小说，《家火》（Home Fire）入围了今年布克尔文学奖的长名单。
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
印巴分治 70 年后，这古老的仇恨依然健存。印度正在落入让人无法忍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之中，明显是下定决心要模仿沙文主义（盲目爱国主义）并且镇压在他们眼中服务于巴基斯坦的异教徒。在巴基斯坦，曾经有一瞬间，人们觉得这个国家最终可以走向舆论自由，并且由公民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可以按部就班完成他们的职责。然而，这短暂的曙光已经消失。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说不出口的、不被承认的、不民主的泥潭中。双方的士兵在印控和巴控克什米尔的边界上打仗。核储备在增长。没完没了的政治花言巧语，确实经常让人精神错乱。一个从 70 年前大屠杀穿越到今天的人，看到现在的社会可能会说：“我早就料到了。”
真是失败，于我们所有身居南亚的人而言，这是失败。而对于居住在海外，居住在那些政府只看到南亚的市场规模和地缘政治优势，对愤怒的兄弟姐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不断增加的危险视而不见的西方人来说，也是一种失败。
莫欣·哈米德的最新作品《离开西方》（Exit West）入围了今年布克尔文学奖的长名单。
姬兰·德赛（Kiran Desai）
每个周六，我都遭受着抑郁情绪的折磨，我称之为周六抑郁症。这个病最主要的症状是：当我看镜子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鬼魂。看到这个鬼魂让我充满恐惧。我知道这个幽灵只是这么多年来，我一年又一年一周复一周地为了写一本我努力了很久的书而自我强加的孤立，所不断积累出来的结果。
上周六，为了逃避我那不可避免的抑郁情绪，我去了纽约的罗宾博物馆（Rubin Museum）看亨利·卡特-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拍摄的印度照片。展出的摄影作品（我差点写成了绘画作品）其中一个篇章是在甘地最后活着的日子和他被暗杀后的那些日子里，卡特-布雷松所拍下的照片。这些作品就像画作一样。它们不止是过去的事件，而是至今仍然鲜活；尽管这些照片摄于混乱的时代，却带着一种平静。尽管它们诞生于喧嚣，却又悄然无声——仿佛暴力把大屠杀案发现场炸开了，数以百万的人群被定格在永恒的时刻里那样。在这里，人的数量很重要，事实上，这个百万人群中的每个个体好像都失去了面容。人类自己把我们的人性泯灭掉，使得他们成为整个灾难般的背叛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恐惧压抑的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第一任总理）和克里希那（Brij Krishna，甘地的秘书）承受着相同的损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努力爬上权力巅峰，只为了看一眼葬礼的柴木，而克里希那成为了从德里到拉合尔的火车上的难民。
我很庆幸，当我发现我的脸上被泪水湿润的时候，那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并不是为过去而哭，我是为现在而悲伤。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暗杀圣雄甘地的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现在统治着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脱胎于国民志愿服务团——译注）。他们现在和过去一样，还在为暴力这个词而欢欣鼓舞。一个累极了的劳动者睡在街上，他那已经磨损的鞋子以同样的方式“睡”在旁边。一个穆斯林畜牧人 Pehlu Khan 在连拍组图里祈求印度教暴徒们把他的妻子还给他，这只是如今这么多袭击的其中一个受害者。这些照片仿佛把我带到过去，仿佛这个国家注定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建立的时候，直到永远。也许印度永远也走不出照片里面的那个瞬间了。自从那时候起，所有事情都像是早就注定的那样，宿命般地、循环地、永无止境地发生着。
我有过一刻的心虚，我并没有感受这些的权利，我没有在照片里的时代感同身受过。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居住遥远他乡的人。
我记得一个叔祖父被英国人抓进监狱的故事，直到他出狱的时候，他还从没离开过他的房间，他在监狱里织印度土布的日子已经把他的身体伤透了。他向我分享了和我德国祖母之间建立的特殊连接。我那位祖母曾经带着一箱子瓷器，远渡重洋嫁给那个她在柏林遇见的东孟加拉工程学学生。她在一个即将要和英国一起攻打德国的国度安了家，成为那个家庭的一部分，而那个家庭同时也为孟加拉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而战斗。这一切在意识形态上都充满矛盾，但没有一样是可以取消重来的。个人的故事和所有这些历史，所有这些战争在对抗着。圣雄甘地的葬礼列车从德里驶向阿拉哈巴德——尼赫鲁的家乡。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去那里探望祖父母的旅程。我的祖父是阿拉巴哈德高等法院的法官。他们像甘地一样，也是古吉拉特人，也像其他上百万古吉拉特人一样，只在远离当地的风光，语言，宗教和他们世俗理想印度的种姓见解的地方粗糙地游览过。我出生在英属印度的父母，他们的整个童年见证了德里和阿拉巴哈德的标志物随着拥有一半人口的巴基斯坦的分离而改得面目全非。等到我出生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相当的平静，尽管有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仗了，但我也是在见证着德里燃烧成暴力化身的过程中慢慢长大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残疾的锡克教绅士背对我们走在街上。那时候，一个暴徒刚刚把他从他的房子拽了出来，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我想起我那自学乌尔都语（Urdu）并且享受在夏夜里在屋顶上背诵法伊兹（Faiz）和赫里布（Ghalib）作品的父亲。我想起我妈妈的书《拘留》（In Custody）。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印度文学教授尝试记录乌尔都语诗歌的故事。在那本书里的印度，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再一次受到了威胁，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从未停息。
在回到明亮的夏日阳光底下之前，我在这博物馆冰冷的黑暗中重组自己。那时候，我对卡特-布雷松充满了私人感激：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代表，抹去了自身的存在，成为一个躲在他 35 毫米莱卡镜头后的鬼魂。尽管照片记录的是暴力事件，看着这些照片，会把人带到重新带到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
姬兰·德赛是布克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失去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Loss）的作者。
西达尔塔·德布（Siddhartha Deb）
巴尼亚昌（Baniachang）是锡莱特（Sylhet）地区的一个村庄，我的父亲就是来自那里。1947 年，那条村子成为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今天，在东巴基斯坦 1971 年分裂以后，村子属于孟加拉国。我从未去过那里。我想当我听家人谈论离开巴尼亚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另一个身份，把宗教置于语言和文化之上有多难？印巴分治，就像 Yasmin Khan 和 Vazira Zamindar 最近的书里给我们展示的那样，取决于你位于事件哪一部分。英国和印度的精英正在建立属于他们的国家——诸如英国总督路易斯·蒙巴顿、印度未来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表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印度企业家及甘地提倡者比尔拉（GD Birla）等，都急切地推动这一过程。蒙巴顿坚持把 1947 年 8 月 15 日作为印巴分治的日子。这天离决定分裂这块南亚次大陆的那一天才两个半月。由大律师拉德克里夫（Cyril Radcliffe）为首的边界委员会勉强在 8 月 12 日完成他们的地图，尽管这些地图在 8 月 17 日，也就是分治两天之后，才公之于众。
到那时候，种族清洗已经进行了。超过一百万人被杀害，数以千计的人被强奸或者诱拐，还有 1200 万到 2000 万人无家可归。载满尸体的火车纵横交错地穿梭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徒步逃离的人排成的队伍有时候长达 45 英里（约 72 公里）。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官方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些暴力和痛苦。这当然成为了使得印巴分治有一种神奇的自我复制能力，可以在数十年来，以小规模分治、小规模屠杀的形式不断发生的原因。少数族裔渐渐被边缘化，被残酷对待，也成为了南亚国家主义管理精神的一部分。
印巴分治之后，乌尔都作家曼多（Saadat Hasan Manto）发现自己在新国家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只好不情不愿地从孟买搬到了巴基斯坦。他创作的短篇故事是这一情况的最佳表达，小说中，在拉合尔庇护所，病人全部作为新国家的重要资产被分割开来。用他出生的村庄来命名的锡克教领导人 Toba Tek Singh，被带到了边界并即将送回印度——尽管他所在的村子刚好被分在巴基斯坦那一边。他躺在边界“这一点点既不属于印度也不属于巴基斯坦的土地”上，拒绝参与到这个已经毁灭掉许多生命的过程中来。
德布是《美丽和可怕并存：新印度生活》的作者。他的新小说关于分治，将会在今年秋天再一次印刷出版。
法蒂玛·布托（Fatima Bhutto）
印度这个名字取自印度河。这条河流经我在巴基斯坦的家乡信德省。这条湍急的河流是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传说生命力的源泉。摩亨朱-达罗（Mohenjo-daro）是那古老河流文化的所在地。尽管有现代的印巴分治发生，这个城市依然是这两个国家的共同遗产。
今日，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聚在一起，在一个印度庙宇和清真寺并在一起的综合建筑中为乌德罗拉（Udero Lal）——他们深爱的朱雷拉（Jhulelal，信德人信仰的水神）的一个化身祈祷。朱雷拉有非常多的化身：对于信德的穆斯林们来说，他是卡兰达尔（Qalandar）的一种形式：卡兰达尔是一个苏菲派圣人，为了让信仰离神更近一些，从遥远的中东来到南亚的海岸边；对于印度教教徒来说，他是伐楼那（Varuna，印度教水神）的化身，同时他是一个掌管海洋的吠陀神。边界的另一边的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的名字也有来自伐楼那。
我童年的很多时光是在摩亨朱-达罗的城墙之中度过的。我的兄弟把他的青春都花在了去乌德罗拉朝圣的旅途中。我们两个都被迫从我们的家乡卡拉奇赶出来，坐在苏菲派圣地 Sehwan Sharif 的金色穹顶之下。人们来到这个圣地，带着最虔诚的心，把玫瑰花瓣献给卡兰达尔的墓。由于圣地代表着一个充满崇拜和爱的庇护所，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是一样的对待，去年，圣地被 ISIS 袭击。Sehwan 这个城镇是巴基斯坦苏菲派最珍视的圣地所在的地方，很多人相信 Sehwan 这个名字来源于印度教天神湿婆。
信德的融合文化在数个世纪以来保持着宽容并存的态度，甚至它混乱的当下，都是对宗教人士分治理念的公然藐视。而我相信，尽管 70 年过去了，这座城依然可以在为它度身定做的灾难中挺过去。
法蒂玛·布托最新的小说，《月牙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Moon）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娜扬达拉·萨加尔（Nayantara Sahgal）
我的父母在圣雄甘地的带领下为自由而战斗。我的父亲在英国统治时期的监狱里待了四年便死去了。甘地组织了一次能创造出政治联合的民族运动。这个政治联合体高于地域、宗教和语言差异，并且把印度的文化和宗教多样性当作立国之本。甘地用这样的方法颠覆了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统治。另一方面，穆斯林对独立国家的需求则和殖民统治者的分割做法相一致。
威斯坦·休·奥（WH Auden）那刻薄的诗歌《分治》是这离奇的帝国分割法的最好阐释。在诗歌里，他毫不留情到地讽刺英国人西里尔·拉德克利夫（Cyril Radcliffe）——一个从没踏上过印度土地却根据自己的想法在印度边界画了一条线的人。印巴分治是一场充满杀戮和苦痛的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个灾难毁灭了双方数百万无助的人，并且还一直萦绕在南亚次大陆的记忆中。震惊和悲伤在法伊兹（Faiz Ahmed Faiz）的诗歌、曼多笔下的故事、古吉拉尔（Satish Gujral）的画作，还有所有被撕裂的家庭记忆中长存。在那个时候，尼赫鲁和很多人——包括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一样，相信灾难是暂时的。很多年过去了，这个信念依然坚持，他们相信，这种不真实最终会结束。一个世纪的历史不会因为一条草率画下的线条而被改写。
当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一起庆祝他们共同的音乐和舞蹈，语言和文学遗产的时候，这种伤痛被部分治愈了。在印度，一直以来都有一场运动，拒绝和巴基斯坦作战，呼唤和平的情感。
然而，印度人再一次面对分治的威胁。这一次，部分人意图把印度教作为国教强加给我们，并宣称印度教徒之外都是外人。偷偷把印度教教徒身份混进一个世俗的共和国，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愚昧——这个共和国还拥有世界上第三多的穆斯林人口，并且印度也（就像马尔克斯用来形容自己的祖国那样）是人类的家园。杀害圣雄甘地的同样思潮现在又无情地回潮，对所有的——包括作家、理性主义者、贱民、教会人士在内的所有异教徒进行惩罚。滥用私刑的暴徒杀戮穆斯林，让人想起当年美国南方腹地的黑人。在印巴分治的周年纪念日，另一场分治正在盯着我们。
萨加尔编辑的《尼赫鲁的印度：一个国家的建构者》（Nehru’s India: Essays on the Maker of a Nation），由Speaking Tiger出版。
阿米特·乔杜里（Amit Chaudhuri）
当我开始写作，然后开始出版、写小说的时候，印巴分治总是印度英文小说作品中最经典最中心的主题，独立也是。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午夜之子》遗留下来的影响。鲁西迪完成了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现代印度历史的作者——和 Spike Milligan 在《阿道夫希特：我如何拉他下台》（Adolf Hitler: My Part in His Downfall）揭示出的他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一样。
我一开始的写作无视历史背景，写的是一个住在南加尔各答的家庭（基本上是照着我叔叔的家庭来写）。我描述了一个来到这个家庭屋子的来访者：一个十岁来自孟买的男孩。我并没有给故事加上具体日期，但是我写的应该是 1970 年代初的故事。小说《一个奇怪而庄严的地址》（A Strange and Sublime Address）中所有主要角色都无家可归，而他们这种生活现状是因为印巴分治而造成的。我的家庭也是这样。我的父母在锡莱特长大。锡莱特在 1947 年就变成了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在 1971年变成孟加拉国的一部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锡莱特。我的父母也没有回去过。我们住在孟买，我的叔叔在加尔各答，这都是因为历史的进程逼的。我本能地对这些人为他们自己创造的新生活感兴趣。我不想在花太长时间顿悟和分析印巴分治，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由很多其他人的顿悟组成的。
现在，我父母在过去三年里相继逝去，我对他们的一开始的出身背景赋予他们的性格特征感到一丝失落。我在一定程度上会从两种最伟大的语言的角度来想他们，分别是西部几乎失传的乌尔都和东部孟加拉语方言。印巴分治并不仅仅是宗教或者土地被分成两部分；它表示了一种不可挽回的文化转移。就像二战后的欧洲一样，在 1947 年，一个精妙非凡的现代文明被不可挽回地损毁了。我曾在我父母亲身上看到过这个文明。当那些仍然存活在世界上，具有这样礼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份文明遗产就再也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证明其存在了。
阿米特·乔杜里最新的小说《我青春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将在今年 8 月出版。
密勒扎·瓦西德 （Mirza Waheed）
印巴分治——这个帝国主义制造的灾难吞噬了上百万人，并且将刻薄的种子播种在其他数百万人内心。灾难发生后的第七个十年里，两国之间依然有一个无法假装其不存在的敌意来源——克什米尔。
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曾经保证：“我们已宣布，克什米尔的最终命运由人民来决定。我们不仅仅向克什米尔的人民作出这个承诺，而是向全世界作出保证。我们不会也无法收回这个承诺。当时他还宣布：“显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违背克什米尔人民的意志去掌控克什米尔。”
自从那些保证（和联合国决议）以来的数十年间，印度议会的演讲和对全国广播的讲话中，包括原始的尼赫鲁版本在内，印度政府切切实实在把人民当作违背他们意志的对象，而且还远不止于此。当人民站起来，在议会、街头或者葬礼上发表他们的心声的时候，印度却在长期受苦的克什米尔人身上施加了难以言语的恐怖。
没错，冲突是很复杂，其中有很多棘手的层面，克什米尔政治体的损毁和人民意志的狂热——在面对历任印度政府对他们长期否定和背叛后，人民意志变成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暴动。这个后果对于所有人都是毁灭性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克什米尔。没错，还有一个敌人（就像尼赫鲁在给巴基斯坦总理 Liaquat Ali Khan 写信时所说）——控制了克什米尔 1/3 的邻家兄弟巴基斯坦，这位敌人还尝试通过有史以来最自私的阴谋诡计强迫人民立即做出决定。没错，在民族自决的历史进程中，分裂和常年不断的紧张局势一直存在，比如印度自己提出的委托联合国管理，但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并没有这样做。
*Liaquat Ali Khan：生于 1895 年，是巴基斯坦的创立者之一，政治家，律师，第一任巴基斯坦总理，1951 年被刺杀死亡。（译者注）
今天，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庆祝他们独立 70 周年的时候，克什米尔人民依然在被殖民化、放逐、强奸、虐待、监禁着，除此之外，他们还不辨是非地把小小的、肮脏的铅弹射在呼唤自由的游行者身上。
瓦西德最新的小说《金叶子的书》（The Book of Gold Leaves），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塔米娜·阿那姆 （Tahmima Anam）
几年前，我去加尔各答寻找我外曾祖父的房子。关于房子的地点，我出生在那里的祖母只能告诉我一个模糊的想法。她随便说了几个加尔各答的地标——没有一个可以缩小我那广阔的寻找范围，她记得她小时候那房子是一幢 4 层楼高的别墅。无论如何，她的家人住在那里的时间很短：我的外祖父浪费了他的财富，最终只能搬到一个偏僻很多的房子里，和亲戚们住在一起。那个在马斯登街 36 号的房子很容易找到。我的母亲和我的视线穿过大门，凝视里面，我偷偷地排列楼上的照片。我们想过按门铃，但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带着深深的失落离开了。这是印巴分治，加尔各答划归印度之后，我们全家在地域划分者的命令下移民是一回事，我尖锐地感受到那里有一段永远找不回来的历史，又是一回事。有些地方已经完全消失了；有些故事也永远被埋没了。在 1947 年之后，我祖母家庭里一半的家人搬去了西边的卡拉奇，另一半搬去了东边的达卡。两部分家人都搬到了同一个国家，这真是奇妙的历史讽刺，只是离他们被迫离开的地方有上千公里罢了。那些搬去西边的人还是巴基斯坦人，另一半来到达卡的家庭成员，在 1971 年独立战争之后变成了新成立的孟加拉国公民。因此，来自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家庭的人，在仅仅数十年的跨度里，分别成为了三个不同国家的公民。这样破碎的家庭里，家庭历史被完全毁坏了，没有人能够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逃离了这个一切发生的地方。
我父亲的家庭从也同样从加尔各答消失了。当他们在印巴分治的暴力行动中存活下来，很快就明显意识到他们不可以留在加尔各答。暴乱和杀戮在独立后并没有停止；他们居住的小小的穆斯林“城中村”里（周围都是印度教教徒居住地），已经没有多少人居住了；从他们的窗户往外看去，他们偶尔可以看到远处上升的浓烟，他们知道又有一户邻居被烧成了灰烬。比我的父亲大几年的伯父曼祖尔（Manzur）被他自己见证到的恐怖景象造成的噩梦所折磨。因此，1950 年，他们决定把家庭搬到东边。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被禁止携带他几年前在加尔各答创立的报纸离开。
然而 43 年后，我父亲开始创办自己的报社，这一次是在驱逐了独裁者并重新建立民主的，独立后的孟加拉国。另一份报纸在充满万千可能性的时刻被创建起来了。我想，当家园和机构没法保存下来的时候，不知怎么地，人们讲故事的欲望却增加了。
阿那姆最新的小说《好穆斯林》（The Good Muslim）由 Canongate 出版社出版。
（翻译：麦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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