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妮可拉·巴克（Nicola Barker）所承认的，她的新小说《幸福》（H(a)ppy）“看到最后会让你晕头转向”。她认为，读者看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就会“疯掉”，不过平心而论，书的开篇部分就已经在传达这样的信号了。以下是没有透露关键情节的内容梗概：故事发生在未来，饱经洪水、大火、瘟疫及死亡邪教折磨的人类被“利他力”（Altruistic Powers）所拯救，主角是米拉·A，青年人（Young）中的一员——这代人在“信息流”（Information Stream）的规制及具备实时调整功能来保持自身平衡的“图表”（Graph）之下，免除了不确定性、欲望及情感上的不安。
但这只是半个故事：书页上的文字崩坏了，符号与图片填补了文字破碎后的空隙，字与字扭成一团，结合大小写与色彩的变化，指示出情绪强度的波动。第二个故事就此闯入视线——它讲的是巴拉圭的历史，更具体地说是著名吉他演奏家奥古斯丁·巴里奥斯（Agustín Barrios）的故事，巴克建议读者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可以听一听巴里奥斯的作品——可想而知，大多数前一秒脑子里还想着米拉·A和她那条以神经-机械技术制成的宠物狗的读者们肯定会被这种操作吓得惊慌失措。
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没有上帝，没有计时工具，连叙事本身也是禁忌。在笔者与巴克在伦敦东部的河边相互告别时，巴克说：她所谓的叙事，是指一种让世界变得有意义、揭开其神秘面纱的手段，在这部小说中，“故事自身即是毁灭性的元素。你正在读的是不被允许的东西。因此，字词自身便是对某物的破坏，讲述故事乃是一种错误，想要去讲述的冲动随之而产生。”
但这不仅是形式上的实验，也不仅是一项专为给小说家和读者捣乱、整蛊的写作实践。巴克坦承，《幸福》就是一部巴克式的小说：其中杂乱而相互交织的故事线，无方向感及充满淘气色彩的戏谑成分，从她那本赢得国际 IMPAC 都柏林文学奖的《彻底放开》（Wide Open），一直到获得布克奖提名的《暗黑人》（Darkmans）以及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场高尔夫混战的《The Yips》（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在完成出杆基本动作时不得不停顿或无意识移位的状态，最早出现在高尔夫运动员中，它是一种运动障碍性疾病，主要症状是腕关节不自主地痉挛或抽动——译者注），巴克式风格都是一以贯之的。不过，巴克本人坚持认为，《幸福》一书的创意并非一味炒冷饭，而是另有别的源头。
她表示，在创作该书的过程中，她经历了“内心的燃烧”，这种能量充溢的状态兼具毁灭性及创造性。巴克几乎是在写完上一部小说《花椰菜》（Cauliflower）的同时就立即开始了《幸福》一书的写作——《花椰菜》讲述了一个 19 世纪印度神秘主义者的故事。“这并非我想要的状态，但我无非也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开了个头就赶紧跟着写了。”那段时间她经常做噩梦，睡眠质量受到影响但却“兴味十足”，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在其它俗常琐事上，她都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我是没法完全理解那些从来没有任何琐事的人”）。她深知，这些年的工作狂经历——巴克今年 51 岁，本文提到的新书是她的第 12 部小说——几乎令她自己快要处于抓狂的边缘。与此同时，她又跟相伴多年、同样也是作家的本·汤普森（Ben Thompson）离了婚——尽管此后两人依然有保持密切的私人联系。她开始发现自己陷入了“中年危机”，身体、精神及情感上都发生了某些并不喜人的变化，正在此时，一个青年人的自我形象在她的脑海中徐徐浮现了，“你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些年轻人，便立即能产生某种令人激赏的认同感”。
换言之，按照巴克的定义，一切急剧的变故都意味着“某种试图以写作来表达自身的灾难性冲动，这是一种混沌不清的冲动，但也给人以喜悦，给人以毁灭。我感到自己不得不接纳它。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本书对我的生活可能有某种爆炸性效应，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对我来讲，所谓创造力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对她的写作生涯来讲，这样的变故留下了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我并非为了所有的人而摧毁叙事，而是为我自己，”巴克解释道。“对我而言这是灾难性的，因为我显然要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想象一下，去摧毁一个曾经帮助你解释一切的东西，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去年就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对我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问题也牵涉到小说本身，毕竟我已经把这本小说解构得七零八落了——这么一来它还剩下什么？”
这样的追问看起来让巴克显得有些严肃、理论化、晦暗不明——甚至死板——但她本人以及她的书肯定不是这样的。在讨论叙事之死的间歇，我们也会谈到新娘真人秀《向婚纱说是》（Say Yes to the Dress，美国综艺节目，各方会在节目中帮新娘设计出最适合她的婚纱，新娘透过完成一些挑战也可获得奖赏——译者注），她爱在健身自行车上看这些综艺节目，而《与卡戴珊姐妹同行》及《老大哥》也都是她的消遣之选。巴克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不忘追逐流行文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充满好奇心的旁观者，而不是一板一眼的分析师。她也曾经看过《爱岛》（Love Island）这样的大尺度综艺，但因为这个节目过分集中于性暗示而弃坑了，那总归是很无聊的：“（这档节目）原本还关注一些真情实感的东西，但后来就有点忸怩作态了，套路过多，缺乏真诚。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过于重视形式，忽视了实质性的内容。”
与一般人所想的不同，在巴克作品中屡有出现的一些关键要素——如超越的理念、细腻敏感的“自我”如何与无定形的“全体”打交道、信仰现象、英烈乃至受难等等——均在大众文化中有所体现。“不能说我刻意地想要对这些元素感兴趣，因为我是直接地爱着它们的，”她说道，“当我看到《老大哥》上的参与者一无所知、一步步艰难前进并且犯下错误，我对他们产生了无比的热诚和爱。试着去体会并且传播这种爱与喜悦，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恨那些势利眼。我发现，那些最有趣也最微妙的事物就隐含在朴实无华之中。我经常跟普通人打交道，严格说来我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不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只是个简简单单的个体罢了。”
她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自己的童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南非度过，“那里没有阶级。只有种族上的差异和区隔。哪怕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这种不公正令我产生了撕裂感，我当时就觉得有些事情是没道理的，是完全错误的。”巴克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现在的她当然已经算中产，然而她对这个群体始终有一种冷漠态度，对于作家或者所谓“作家性”（writerliness）本身也是如此：“那算不上是立场，说到底我只不过是不怎么在意这些而已。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一看到那些关于中产或作家群体的书，就觉得自己被捅了刀子，想死的心都有了，因为我觉得那无聊透顶。”
巴克这个人友善而富有亲和力，但绝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交际花”，她一般不怎么混作家圈子，只是在2016年才打破了这个惯例，随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远赴俄罗斯去做一些文化交流。这趟旅程颇为愉快，她跟旅伴们都相处得很好，但也有认识到“我跟其它人是相当不同的。”此话怎讲？巴克解释说，那些人发话时，讨论的都是“包容读者、并为读者创造空间对自己的写作过程是多么地重要”这类问题。“我当时就在想，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我创造了一整个世界，我也会体现出包容，方式是简洁明快而又引人入胜的文风，但与此同时读者也必须接受这一点，即他们所进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不能够简单地感叹说这个世界里还算有我的容身之处——在探索这个封闭世界的旅程当中，他们也必须信任我，必须跟在我身边。”
这有点像但丁，我问她：这是不是说，读者可以进入地下世界，但这里面的人并非每个都是好人，因而不要抱怨这一点？巴克哈哈大笑。“这倒不是我自己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读书过程当然可以包含趣味成分，但我并不觉得它就理应一帆风顺。”她所喜爱的作家——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她提到后者曾经在作品中使用过极为不友好的语句，为此还激怒了一些读者——总体上都是“障碍重重、晦涩难懂的”。巴克倒不是说作家就必须为写作而写作，丝毫不顾及读者体验，她的这些态度其实更多跟某种半宗教式的感受力有关，那就是“挣扎与受难在最美的事物中拥有一席之地。”
巴克有天主教背景，她说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没法解释的东西，“意义对我而言来自于那些超越知识的东西”。如今，巴克希望能够就信仰及其与现代生活的勾连如何推动她参与当前某些争论等问题展开一番深入考察，但这同时也让她显得有些“不入时”。“其实整个社会都仍在关注信仰问题，”她分析道，“我们感到伊斯兰教正在扩张，并对此表示忧虑不安，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了，而这种生活方式显然在基督教中有其基础。”但现在又没几个人愿意成为基督徒。于是我们便面临这样的尴尬情形：我们在捍卫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没法准确地加以描述、也几乎不怎么相信的东西。我们的挑战者则所向披靡、势不可挡且具有专断色彩——至少伊斯兰教的某些方面是如此——但换到另一个层次看，这当中又有着一些美好而光荣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场争斗完全是关于信仰的，尽管现在已经没多少人愿意认真谈论它了。
在《The Yips》这部小说中，巴克曾讨论到穿戴那种完全遮住面孔的面纱的穆斯林女性。“因为我发现自己很难跟街头这类遮盖着全身出门的女性打交道，这让我感到不适，尤其是我的耳朵又不太好（巴克有局部的耳聋症状）。如果我看不到一张嘴的话，那会特别不舒服。然而，与此同时我又知道这当中有某种美。无论在我的作品还是在我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当中，都经常会有这类矛盾，它为我留下了一些最为美妙而超脱的瞬间。”
巴克认为，持续地对自己的所思及所感进行拷问，乃是十分关键的——不要觉得害羞，要坦然接受思想与感受当中充满矛盾、令人困惑的一面。在当代的作家中，巴克在以下方面的立场可能是最鲜明的：她绝不让自己的工作计划有任何偏差，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上也是坚定无比。但即便如此，她也承认自己在为小说拟定标题的时候的确需要有某些妥协：按照最初的设想，那个打了括号的（a）原本是倒着印的，以此来表示米拉·A所处的那个世界其实并非真正地平安无事，但这么做的话技术上有一定难度，成本上也过于昂贵，她便只好作罢。
“我在这本书里面捅出的各种篓子是你根本没法想象的！”她笑称，但事实上我是能够想象到这一点的。多年以前，我曾经在《GRANTA》杂志上发表过一个巴克写的小故事。它的题目是《布雷十字邮箱盗窃案》（The Burley Cross Postbox Theft），后来被扩写成一本小说，篇幅不大，以搞笑为主，算是巴克各种长篇作品当中的一个点缀。这个故事里面包含有一封信，是一位愤怒的居民写给当地官员的，主要是抱怨狗屎没人清理。信里面的情绪逐渐变得越来越疯狂。这封信还刚好包含 100 个脚注，每个脚注的位置都是精心安排过的，以便让这种情绪的发展达到最大效果。在谋篇布局的细节上去挑战极限的做法，跟高水平的创新可能关系不大；但即便如此，以下的写法也算是见证了这个小故事的才华横溢之处：电脑和证据没法自己从窗子里跳出来。但这正是妮可拉·巴克的特点：一旦准备好坐车兜风，就不再想着下车。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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