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译自英国《卫报》文章“全球化：席卷全球的思潮的兴与衰”。作者尼基尔·萨瓦尔 (Nikil Saval)，是杂志《n+1》的编辑。该杂志专注于文学、文化与政治，致力于发扬文学参与政治的美国传统。他也是《格子间里：工作场所秘史》(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 一书的作者，该书考察了150年来美国办公室的物质结构和白领工作的社会建制。
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y Forum) 每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 (Davos) 举行。这通常是个波澜不惊的场合：商界领袖交换有关全球的商业机会的信息，一边推杯换盏，一边品评滑雪场的雪质。而今年的1月，超级富豪们又回来了，手里依然端着酒杯，人群中却弥漫着焦虑、防御和自责的情绪。
达沃斯的与会者们自视为经济全球化未来的守护者，却被一系列的政治动荡所震撼。全球化有多重意味；但现在最让人们担忧的就是，跨国自由贸易这一事业还能不能继续开展下去。去年夏天，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离开欧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11月，扬言要退出各种贸易协定的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全世界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国的贸易关系似乎危在旦夕。法国和德国即将举行的大选，也让反全球化的各方人士寄予厚望。野蛮人还没到滑雪胜地的门口；但他们已经并不遥远了。
在主题为“全球化治理”的分会场中，自由贸易的著名支持者、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 (Dambisa Moyo) 悲壮地宣布：全球化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不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还能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提出了迄今为止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闻所未闻的政策——“更多的再分配”。多年以来，人们对自由贸易的恶性后果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置若罔闻，现在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全球化造成了失业和工资下降；以前在达沃斯上做出的建议（如让受影响的人接受现实）行不通了。如果不做出改变，很可能在政治上带来更糟糕的后果。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人们对全球化的抵触情绪功不可没。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时，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对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大加挞伐；在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公然提出了要让贸易条款倾向于美国业界。他在去年7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咆哮道：“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将是我们的信条。”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倚重制造业的地区遭受了很大打击。在1月份的达沃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这位来自拥有资本和继承财富的保守党的党魁，也令人难以置信地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对很多人来说，“更进一步的全球化……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会被外包，工资也会降低。”与此同时，欧洲的极右翼一直在反对人员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在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中出线之后，玛琳·勒庞 (Marine Le Pen) 警告说：“在这次选举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在全球化日益猖獗的今天，我们的文明危在旦夕。”
很多人，包括一些批评者在内，都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力量。人们的这种认识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美国记者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 写道：“拒绝全球化，就像拒绝太阳升起。”全球化可能指代很多东西，包括服务、资本和思想，这使得它成为一个以不精确而著称的术语；但在它最常见的指代——跨境交易上，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好处。实际上，这通常意味着工业从劳动力昂贵的富裕国家，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贫穷国家。富国人民要么要接受较低的工资与之竞争，要么失业。但无论如何，他们以前生产的货物现在都会依靠进口，而且比以前更便宜。失业人员可以获得新的高技能工作（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必要培训的话）。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全球化优势形成了共识，却对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毫不关心。
那时候，在面对反全球化的情绪时，经济学家可以淡定地将之归咎于妄想狂、边缘人物，或者那些在“夕阳工业”里被时代抛弃的人；而最近，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选民投票，表达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不同意见，他们的淡定消失了。数百万人已经表态，拒绝接受“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这一无情的逻辑，尽管他们并不确定后果会是怎样的。这样的反弹情绪在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弥漫开来，激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反思：他们怎么会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呢？
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
在全球化受到举世推崇的时期，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公开地对全球化提出质疑。但在1997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发表了一本超薄的书，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美国即将进入历史性的经济增长期之际，罗德里克的《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一书，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警告。
罗德里克指出，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表明，自由贸易未必会为人们所轻易接受。1995年，法国通过了财政紧缩方案，为进入欧元区做准备；工会组织进行了自196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做为回应。1996年，苏联解体仅五年之后，由于俄罗斯一度受到保护的市场被强制开放，生活水平突然下降，共产党人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赢得了40％的选票。同年，也就是踌躇满志的北美自贸协定 (NAFTA) 生效的两年之后，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者打着“美国第一”的旗号表现优异，成为当年的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
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它们共同的原因是什么？罗德里克认为，原因就是“最终被称为‘全球化’的进程”。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降低国际贸易壁垒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关税被腰斩，监管被弃置；工会保障着工会成员获得高工资、避免被开除，所以必须被摧毁。各国政府互相竞争，使各国对企业更加友好，更具有“竞争力”。这意味着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宽松的监管；而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为“本土”行业提供过多年关税保护的国家，往往具备这些特点。
这些措施得到了经济学家的普遍肯定。他们都相信比较优势的原则，简单地讲，就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各国获得各自所稀缺的物资，因而各国都可以从中获利。从理论上讲，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可以使富国消费者受益，他们购买贫穷国家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而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有助于促进那些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罗德里克指出，这一过程中的社会成本一直为经济学家们所低估。197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幅下降，降幅达到20％以上。工人的失业率提高，工作时间也有很大波动。
许多经济学家将此类不安定因素归咎于技术变革，即复杂的新型机器取代了低技术工人；但是罗德里克认为，全球化进程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人之间的竞争，降低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一再被迫面对这样的情境：要么他们就得接受，他们所在的企业可能离开，到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去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要么他们就得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否则就失业。民意调查显示，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罗德里克预见到，更大程度上的“经济一体化”，会导致更大程度的“社会瓦解”；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政治反弹是不可避免的。
罗德里克后来回忆，其他经济学家对于他的观点，是持漠视或恐惧态度的。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因为在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学方面的工作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奖；他曾私下对罗德里克说提出警告说，他的工作就是在“给野蛮人输送弹药”。
众所周知，赞成全球化的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政界人士，正遭受着新兴起的左翼运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所提出的担忧与罗德里克的非常相似。在1990年代，一个笨拙的国际联盟开始反对全球化。媒体称之为“反全球化”运动，参与者则自称为“另类全球化” (alter-globalization) 或“全球正义”运动；这一运动指出自由贸易政策会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全球化本应发挥有益的作用。各色人等都对这个话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以“全球化革命者” (globalutionaries) 为主题，在专栏里记叙他的见闻：今天跟孟山都 (Monsanto) 的CEO聊了什么，隔天又描写了在斯里兰卡在内衣制造厂的见闻。活动家们则打算展示一幅更黑暗的画面，揭示全球化如何把农民们赶出自己的土地，以及血汗工厂的扩张又是多么的猖獗。对于七国集团 (G7) 、世界银行和IMF等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机构，他们也不吝批评。1999年，这一运动达到了高潮：一个由工会和环保人士组成的独特联盟，使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被迫中止。
经济学家情绪不甚稳定，撰写了大量专栏和书籍来进行回应，试图为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做辩护。大唱赞歌者有之，冷嘲热讽者亦有之。2000年1月，克鲁格曼作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所写的第一篇专栏，就是谴责WTO的污蔑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美国的左派长期蛰伏，如今唤醒他们的事业竟然是——不要给第三世界的工人任何的机会。”
尽管克鲁格曼充满嘲弄，其他人则郑重其事地把当代反对“反全球化”的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联系了起来。《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Why Globalization Works) 一书中写道：“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是一场自由派、社会民主派和温和保守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与宗教狂热分子、愚昧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当今的反全球化者，之间的斗争。”这样的语言把争取全球化的斗争描绘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斗争。更为常见的叙述方式，可见于弗里德曼等人的著述；他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嘲笑“衣着靓丽的美国大学生”，“穿着时尚潮牌，却对血汗工厂产生兴趣，作为赎罪的一种方式。”
对全球正义运动的争论主要取决于，更加开放、一体化的经济，优点和缺点哪个更多。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Jagdish Bhagwati) 在《捍卫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一书中写道：“自由贸易会带来高增长，高增长会带来减少贫困。因此，增长会减少贫困。”他进一步推断，无论局部地区有多么令人不安的情势，全球化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全球化的支持者发现，他们现在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为全球化做辩护；这说明，在2000年代初，全球公平运动取得了多大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运动走向失败，因为一个有利于全球化的政策协商一致。全球化的支持者信誓旦旦，绝不允许让下一次聚会中断。他们不再在大城市举办聚会，各地的安保措施也得到加强。到美军入侵伊拉克时，世界的注意力已经从自由贸易转向了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全球化的共识得以幸免。
最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正在正常运作。活动人士指出的不利影响——血汗工厂的劳工也好，饥饿的农民也罢，正逐渐被中国GDP的增长和让人目不暇接的城市建设所掩盖。除了极个别例外，如罗德里克和前世界银行行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等，追求更自由的贸易早已成为经济学家、评论家和绝大多数主流政治家的共识，甚至成为一种迷信。在2006年一次电视采访中，托马斯·弗里德曼被问到，有没有他不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他说没有，并且承认，“我写了一个专栏，表达了对加勒比海自由贸易倡议 (CAFTA, Caribbean Free Trade initiative) 的支持。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倡议的内容。我只认识两个词：自由，贸易。”
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就在金融危机山雨欲来之际，全球化的共识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到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共识了。曾经是全球化积极倡导者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成了其最著名的批评家。过去的支持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承认全球化造成了不平等和失业，以及对工资的下行压力。经济学家以前只在私下里提出的微词和批评，终于开始公开化。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克鲁格曼已经承认了“有罪的良知”。1990年代，他一直非常有影响力，坚称与贫穷国家开展的贸易对富国工人的工资影响很小。到了2008年，他开始产生怀疑：数据表明，这种影响似乎比他猜测的要大得多。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金融危机、欧元区危机、油价下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相叠加，对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自2012年以来，贸易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不到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的一半。同月，马丁·沃尔夫在一个专栏中指出，由于世界经济放缓，新市场“开发殆尽”，世界各国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已经“失去了活力”。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采访中，沃尔夫告诉我说，虽然他依然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在撰写《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之前，并没有充分预见到这种不平等现象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们把不平等归咎于建制派，对他们越来越不信任。他说：“很多国家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精英——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精英，越来越不招人喜欢。精英制定的政策必须让人们再次相信，他们的社会是以一种体面和文明的方式运行的。”
对建制派的不信任，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后果：在右翼，有法拉奇 (Nigel Farage) 、特朗普和勒庞；在左翼，也有新兴起的党派，如西班牙政党“我们能” (Podemos)；还有奇怪的民粹主义混合体，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波云诡谲的政治局面，反映出公众对“最终被称为‘全球化’的进程”的焦虑；这个局面和1997年类似，只不过更为严重。如果在以前，全球化的批评者或者因为缺乏经济学训练而被无视，或者因为身处于一个遥远的国家而被忽视，或者被警察的包围圈所阻滞，那么在现在，这股政治势力在西方富国的突然上升，就没那么容易打发了。
过去一年来，各大报纸的评论版面充斥着来自于全球化宣扬者姗姗来迟、愤愤不平的评论文章；他们本以为在20年前已经打败了全球化的反对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的转变。萨默斯有着光辉的履历，包括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荣休校长、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他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以全球化的大力倡导者而闻名。对于萨默斯来说，市场的逻辑是如此的不可抗拒，它的指示凌驾于一切社会问题之上。1991年，他在世界银行发表的《备忘录》中，提出了声名狼藉的观点：他认为，富国处理有毒废物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其倾倒在贫穷国家，因为这样更经济。“人们经常忘记，经济法则就像工程法则，”有一年，他在曼谷召开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法则只有一套，在任何地方都同样有效。我在世界银行里，很快就学到的一件事是：每当有人说，‘这儿的经济学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那么他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说蠢话了。”
过去两年间，萨默斯出现在各报的社论里，好像换了一副面孔，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出言更加审慎，他称发展中国家经济放缓，发达经济体则难以摆脱危机。除非有某种突破，我们将长期处于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有些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会得到现实的充分印证，罗德里克就是最新的例子。他本人也是土耳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受益者。他父亲的圆珠笔公司由于关税保护的存在，取得了足够的成功，使罗德里克得以在1970年代进入哈佛大学成为本科生。他个人对于经济成功的这种多方位的理解，可能是使他与主流经济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共识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
“我从没觉得我的想法脱离了主流，”罗德里克最近告诉我。相反地，是主流经济学与业已存在的、多样化的观点和方法相脱离了。“经济学很奇怪，你离学术越远、离公众越近，越容易失去对细节的感触，特别是关于贸易的问题。”他感叹到，在课堂上，贸易模式总讨论输家和赢家的概念，其结果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带着一种“娇纵与傲慢”，忽视了再分配政策的意义。“可以说，许多经济学家已经不再关心道出真理，而是成了全球化的拉拉队。”
2011年，罗德里克在《全球化悖论》一书中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同时追求民主、民族决心和经济全球化。”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数百万人投了票，对那些支持更多全球化的运动和机构表示了反对。罗德里克告诉我说：“对这个反弹，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真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惊讶。”
但不管怎么说，“更多的全球化”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有许多经济学家和作家，已经开始针对进一步一体化的承诺进行重新思考；对他们来说，这个概念与2000年代初已经大不相同。发生了变化的不仅是这个话语；全球化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发展成为一个许多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混乱和不平等的机制。全球化的好处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即使在这些国家，这些好处也可能已经消失殆尽了。
《全球不平等统计》(Statistics from Global Inequality) 是发展经济学家布兰科·米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ć) 2016年发布的一本书，相对地来说，全球化带来的最主要好处就是，在中国大陆产生的“新兴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但是其所带来的坏处也在于此：绝对地来说，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人称“1%”的那部分人，有一半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 (Richard Baldwin) 在他最近的一本书《大收敛》(The Great Convergence) 中指出，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的几乎全都集中到了六个国家。
除非发生一些政治灾难，譬如右翼民粹主义取得政权，全球化将是我们问题中最次要的——沃尔夫承认他“不能肯定”排除这种可能性——全球化一定会放缓，事实上已经放缓了。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有很大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已经被开发了。我们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开放的世界贸易经济。”沃尔夫指出，《大收敛》提到，供应链已经得到扩展；未来的发展，如自动化和机器人的使用，似乎破坏了工业劳动力会日益增长这一前景。如今，政治上最紧迫的事项，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因为技术进步使旧的工作过时，改变了工作的环境。
罗德里克同样认为，全球化，无论是减少还是增加，都不会再次产生过去曾产生过的那种经济影响。对他来说，这种放缓和他所说的“过早的去工业化”有关。过去，最简单的全球化模式表明，富国会逐渐成为“服务型经济体”，而新兴经济体则承担着工业的任务。而最近的统计却显示，整个世界都在进行去工业化。那些具有更大工业潜力的国家，正在进行自动化转型，转型的速度比过去发达国家的转型速度还要快，从而不能发展出一支更为广泛的工业劳动力，而这样一支劳动力正是共同繁荣的关键。
对于罗德里克和沃尔夫来说，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有深刻的不确定性。沃尔夫告诉我说：“我真的很难确定，我们生活中的这个转变，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而深刻的转变，至少跟一战或者十月革命一样重要的转变。”他还提到了，他与萨默斯等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把重点从全球化转移开，已经是一项政治上的优先任务；继续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对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政治局面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
罗德里克指出，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终于认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通过再培训和更健全的国家福利，对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利益受损的人做出补偿。但倾向于自由贸易的人，有着削减补偿的历史：比尔·克林顿通过了北美自贸协定，却没有扩大安全网。罗斯里克说：“问题在于，对于声称可以对他们做出补偿的中间派，人们正当地表示不信任。希拉里·克林顿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她没有任何信誉。”
罗德里克认为，经济评论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全球经济增长的途径越来越少，而经济和政治全球化所带来的破坏又是不可逆转的。他说：“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处于转折点；关于能做什么，大家想法很多。人们重新重视补偿；但是，你懂的，我觉得这来得有点儿太晚了。”
（翻译：王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