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在华旅居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大明王朝的观察，他说：“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这位对中国引进西学做出贡献的学者，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指出在明朝时曾经存在的盲目自我优越感。如今，四百多年过去了，中国早已结束闭关锁国，开放了国门，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来到这里，观察并记录中国。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是否与利玛窦笔下的“天朝”大有不同？
雷立柏是一位古典语言学家，也是一个在北京生活了22年的奥地利人。1995年初来北京时，他还是一名学生，师从北京大学汤一介，学习中国哲学；如今，他已成为一名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书14年。雷立柏1988年开始学习汉语，他一边调侃道“汉语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另一边因为迷上了汉语天天背诵“之乎者也”，被旁人笑称为“小孔乙己”。如今，他扎根中国并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一些人称他是“当代利玛窦”。
几年前，一位来自深圳、曾在上海和香港求学的南方学生向雷立柏历数了自己眼中北京的缺点，她对这座城市颇有微辞，这番言论刺激了雷立柏。“我听说有些南方人不太喜欢北京，但一个南方人在我面前那么明显地挑出了北京诸多缺点和毛病，这还是第一次。”于是，在北京生活了22年之久的他以《外国人应该爱北京的101个理由》为序，出版了《我的灵都》这本书，替北京“辩护”。《我的灵都》是雷立柏的随笔集，也是他写给北京、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新星出版社 2017年6月
由封闭到开放的灵都北京
雷立柏看北京，不愿停留在现象本身，喜好历史的他倾向于向过去追溯，向历史更深处探寻，试图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还原北京开放变迁的全过程。
自18世纪以来，北京小心翼翼地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往来，从传教士到留学生，这座封闭的古老城市渐渐为西方所知晓，也悄悄窥见了西方世界的一隅。但历史上的北京对于“外国人”“传教士”却并不十分友好。雷立柏在《我的灵都》一书中写道：“北京历来的任务就是充当国际桥梁和沟通的载体，但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长久地抑制了这种作用。”正如利玛窦在札记中记录的那样，当时的中国封闭保守，骄傲自大，对外来之物始终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
雷立柏认为，当时社会的保守多疑使得“传教士”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它常常与“外国侵略”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很多希望在中国推广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教士被高度地警惕怀疑，处处受制，无法自由活动，也得不到认可。比如，于1294年来到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是中国的第一位拉丁语教师，他被雷立柏视为“北京和欧洲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却一直被中国的历史教材忽略，也极少得到纪念；1698年来到中国的法国人雷孝思不仅将《易经》翻译成了拉丁语和法语，还帮助中国测绘了全国地图和航海地图，他的墓碑碑文对此功劳未提一字。
在雷立柏心目中，他们都是“伟人”，是自己精神上的“祖先”，这些曾帮助过中国、曾为西学东渐做出贡献的传教士至今都没有得到“同情性的理解”。他在书中写道，中国最大的敌人和“恶魔”，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如果没有“世界主义”的胸怀，没有“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的信仰，那么真正的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同时也经过这么多代传教士和留学生的努力，今天的外国人雷立柏“并没有感觉到北京人对外国人怀有某种反感或猜疑”。和他亲切打招呼的摊贩与热情挽留他的村民让雷立柏体会到了北京人的朴实和热忱；居庸关口里用六种语言刻就的“石板”、牛街清真寺里用阿拉伯语刻就的墓碑等等，这些保存在北京的大量外语文物让雷立柏感叹这座城市是“外语教学的天堂”，是中外的桥梁之城“桥都”；北京大学的培养之恩与中国人民大学对他的热情接纳，这一切都让雷立柏感受到了北京的包容和开放。除了冠以北京“灵都”之名，他说，这座城市也是他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
西方古典文化的普及者
雷立柏没有伴侣，却在《我的灵都》中声称自己有“三个爱人”——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自己设计的黑色文化衫上便印着这三种语言的字母以及“精神使人活”五个汉字。“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是西方古典文化的三种代表语言，简称‘三个代表’。拉丁语代表西方的法律精神，希腊语代表文学、历史，希伯来语代表宗教和一神论传统。”雷立柏认为，只有了解这三门语言，才能真正地理解西方文明。
这种推广西方古典文化和语言的强烈使命感来源于一次演讲对他的启发。1998年，当时的雷立柏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一位中日文学史专家在讲座上提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只了解西方的“反”，却不了解西方的“正”——“‘反’是指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传统，一种激进的传统； ‘正’是指西方的古典文化和中世纪文化传统。”这段话激励了雷立柏，他由此立志在中国普及西方古典文化。如今，他不仅在大学里开设了古典语言文化课程，也做翻译、撰写古典语言教程、编纂词典、出版学术著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北京西什库教堂授课、在后浪开设儿童拉丁语、希腊语基础班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把雷立柏形容为“把中国古代有意味的存在和西方古典有意味的存在连接起来的人”。《我的灵都》一书也贯穿着雷立柏对现代汉语与西方古典语言两者间关系的思考，身为古典语言学家的雷立柏从语言入手，借此探究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似与不同。比如，“首都”这个词在古汉语词典中并不存在，那么它从何而来？雷立柏查阅各种资料之后发现“首都”一词来源于拉丁语词根“caput”，表示“头”“首”，这一发现立刻让他感到“自己和北京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在对于“法”和“宗教”的理解方面，雷立柏发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分歧。在拉丁语中，与“法”相关的词是ius和lex，前者包含“法”“权利”“正义”“道德”的多重含义，后者则指“具体规则”；但在中国古代法中，“法”的核心是“刑”，它超乎规则和正义，作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存在。因此，“正如用汉语无法译出ius一词的真正含义一样，中国人要从观念上理解西方文化中ius的意蕴更是异常艰难”。至于“宗教”一词，雷立柏指出，在20世纪的汉语中，“宗教”通常和“封建”“迷信”或者“鸦片”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而“宗教”的拉丁语词源是religio，表示“约束”“纪律”“法则”，因此它在西方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学习西方古典语言的重要性就此凸显，雷立柏有感而发：“无论是在法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它（西方古典语言）都会给人们带来无数的新启发。”
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推销人”
自称“世界公民”的雷立柏希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互动，因此他不仅“在现代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不断寻找着共同点的桥梁，让更多中国人对西方语言产生兴趣”，同时也努力“让更多西方人对汉语产生兴趣”。
雷立柏不断鼓励在北京的外国人甚至是家乡奥地利人学习汉语，以此“拥抱中国文化”。汉语的发音和语法并不难学，但汉字却非常复杂，这使得学习汉语的门槛过高，多数外国人总是半途而废。雷立柏为此痛惜不已，也萌生了改良汉语的想法，以降低汉语的学习难度。他想出了一种方法：只保留每个汉字的偏旁部首，用汉语拼音写出声旁的发音，比如他的名字就可以写为“雨léi立lì木bó”。
虽已料想到很多中国人会反对这一提议，但他依然坚持“汉字是可以改进的”这一观点。1988年在台湾学习汉语期间，雷立柏学习的是繁体字，他的老师甚至明令禁止他学习简体字，因为“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但他目睹的事实并非如此。雷立柏引用孔夫子之言“辞达而已”，认为文字是一种工具，只要能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即可，如果它“阻碍知识的传播”，就应该有所改进。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放弃声旁、只留部首，便可将汉语简体字的4000个符号减少为200个，他希望这种简化能够减轻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负担，真正推动外汉语学习蔚然成风。
雷立柏说自己有一个愿望，他希望世界能拥抱中国，拥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它是属于世界的”。孙郁评价说，雷立柏的“忘我精神”使他看到了利玛窦、鉴真这些古人的遗风，在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融过程之中，他的价值彰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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