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陆军78步兵师迫击炮手老兵约翰·巴布科克说，“f*ck”这个词（F打头“四字经”）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军队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头禅。
对此，另一位二战老兵J·格伦·格雷表示同意。“美国士兵嘴上最常挂着的词就是这四字经。”无论在使用中有多不恰当或奇怪，这个词可以用作形容词、副词、动词、名词以及任何可能用到的形式。
有时候在思索更恰当的词的同时，这个词也被当作占位词来用，但是通常来说，这个词纯粹是在大头兵聊天的时候不自觉加进去的填充词语。
用“四字经”来指代一切描述语来源于二战尾声，那时军人们偶尔回家探亲时，会让妹妹或者和蔼可亲的祖母“把那块他妈的黄油递过来”。
102步兵师的格伦·费舍尔注意到，一位真正的陆军语言大师几乎每句话里面至少要用到一次那个脏词。
即便是像费舍尔这样在参军前只在“室外厕所墙上的涂鸦”看到，以及在大人听不见的情况下才会听到有小男孩说这个词的人，也习惯了用上这个词——尽管他们并不像其他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感觉良好。
不过，这个词究竟是怎样如费舍尔所说，成了军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头禅呢？
“在工薪阶层，‘f*cking’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语气词，但在战争年代，它成为了无数征召兵合情合理合法抱怨自己怨气和怒气的宝贵用词。”保罗·富赛尔说。他在二战期间是103步兵师的排长，如今是一位历史学家。
“假如你无法摆脱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起码还可以说一声‘f*ck it！’(去他妈的！)”
费舍尔表示不同意富赛尔的阐述，不过他也理论化地总结了为什么四字经会成为二战美国士兵的常用语。第一，他说，他认为教育水平不高的士官使用这个词是为了掩饰他们少得可怜的词汇量。
其次，这也是士兵之间通过使用“平民所不知道的秘密用语甚至闻所未闻的语言”，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当费舍尔在他父母面前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惊呆了。当他在家书里写下f*ck的时候，他的父母还以为这个词是buck（鹿）。
费舍尔怀疑他的父母之所以认错单词可能是因为下意识地否定这个词，他们的儿子怎么可能会用这种词呢？第三，他总结道，这可能是陆军将新兵变得凶狠的过程之一，陆军手把手地教新兵打破社会禁忌，比如杀戮。
重要的是，使用时要看地方。“带着这种词的咆哮和谩骂是无聊的躲避，是语言匮乏者的遮羞布。”巴布科克说。
当他在重要活动，比如武器指导，要求听众们认真听讲时，巴布科克说他“大体避免说脏字和谩骂，士兵们本能地知道空洞的咒骂语毫无营养和公信力，这样他们就会更加严肃。”
然而，四字经还是无所不在，夸张到了瓜岛战役中的日军语言专家都能猜到海军陆战队员在最近巡逻的汇报。“我知道，你看到那个[他娘的]小日本从[他娘的]山坡上跳出来然后举起你[他娘的]步枪一枪打在那家伙[他娘的]两眼中间。”那位日本专家讽刺说。
美军中过度使用脏字的现象甚至让一些最善解人意的听者也觉得反感。著名战地记者恩尼·派尔据说曾经叹息道：“如果再听到一次那个单词，我就要吐了。”
四字经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可以表达任何情绪。伤员可以咕哝着抱怨：“I fucked up. I fucked up（我搞砸了，我搞砸了）。”当副排长让一名士兵戴着头盔排队领饭的时候，士兵会对副排长说“go fuck yourself（去死吧你）”。
到了二战，这个词无疑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数百万军人的用语之一。战后，很多老兵很努力的摆脱，或者至少克制他们说脏话的冲动。
陆战一师老兵西德尼·菲利普斯（美剧《太平洋战争》主人公之一）在太平洋打了两年仗回家之后回忆说：“说话的时候不可能不带脏字，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二战期间及之后军人大量使用四字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侮辱性，富赛尔认为这个词到了越战的时候已经变得普通甚至索然无味了。
尽管在很多二战回忆录里没有提到，但“f*ck”这个词仍然比其它单词都更能体现出二战美军的经历，可谓当之无愧。
（翻译：徐江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