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要在“作家”中找一个最典型的范本，那科尔姆·托宾一定是最佳人选。他的脸肉嘟嘟的，眉头紧蹙，眼神犀利，闪烁着既严肃又狡黠的光彩，他总是高高抬着头，今天，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和一件黑外套。他带着一点爱尔兰口音，声音低沉但轻柔，听起来机智博学。看到托宾穿过餐厅朝你走来，就像是听到了那句经典的开场白：“叫我以实玛利”，或者是他本人最喜欢的安东尼·伯吉斯的《尘世权力》中的台词：“那是我八十一岁生日当天的下午，我和我的男宠躺在床上，阿里进来通报说大主教来见我了”——你总感觉要为托宾的到来配上这些故事。
为了致敬他在加泰罗尼亚的早期写作生涯，我们在马里波恩的西班牙小吃连锁店“伊比利亚”碰面。（这家店起源于西班牙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老板纳乔·曼扎诺在山里研发出了他的两星米其林菜谱。）托宾在来的路上接受了 BBC 的采访，谈论亨利·詹姆斯的性生活，他没有吃早饭，“我只是静静地躺在宾馆的床上沉思”，所以他饿坏了。他和一位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服务员友好地交流起来，说到了西班牙语中“基督教”和“加泰罗尼亚语”的区别。他列举了一段处于弱势的分离主义运动的简史。“巴伦西亚人和岛民都说加泰罗尼亚语，但他们讨厌巴塞罗那。内战的时候，梅诺卡岛支持共产党，马洛卡则支持法西斯，而伊比萨岛民选择享受生活，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今，就好像根植于他们的血液中或是土壤里……”在他重述历史的时候，我们从菜单上点了几道主打菜，包括辣味马铃薯、帕德龙小青椒、回锅羊肉、取自曼扎诺人民用橡果喂大的猪的伊比利亚火腿。在上菜前我们又舒舒服服坐下来谈论。
托宾给人的感觉是十分善于社交，在作家圈人脉颇广，是节日和派对上的固定嘉宾。才华横溢的他除了创作出了 11 本小说（其中三本入围布克文学奖）和十几本非虚构类作品之外，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英语，为《伦敦书评》写关于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的文章。最近，他还策划了艺术展，参与政治活动（在爱尔兰关于婚姻平等的全民公投中，他为赞同阵营发声）。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认为作家在特定的年龄都要做出特定的决定，”他这样说道，“酒精是一个问题。作为作家，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控制自己不酗酒，而是继续写作。这并不容易。有很多个夜晚，你会觉得喝一瓶红酒也无妨。如果你喝了的话，就浪费了第二天早上的两小时。”
他喝了一口气泡水。他做了停下来的决定吗？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和一位著名编辑站在派对的门口，看着一位知名作家走过来，”他回答说，“那个编辑对我耳语道：‘他来了，伟大的拖稿狂’。而这句话击中了我，这就是他们眼中的我们。我们要不然就履行承诺，要不然就失信。”
托宾最近履行的一个承诺是一本小说——《名誉之屋》，重述了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系列，讲述了阿特柔斯家族自相残杀的故事。
托宾很擅长描写纷繁纠结的爱情故事，比如被改编成电影的《布鲁克林》就是一个典型，他自身偏爱的希腊史诗则开辟了一条描写暴力的道路。读者们把这看作是对当今世界的评论。“那些刀光剑影……”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这就是他的构想吗？
他表示自己并不确定是否有意识地这样写。“但确实，暴力行为是呈螺旋式增长的。人们尝到了施暴的快感。对作者来说，这也是一项有技术含量的挑战。”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站起身来，重演了奥列斯特把对手的眼珠按出来的场景。他对我的脸伸出了大拇指。“我想他可能是从背后攻击的，”他说道，“但这样就没有任何牵引力了，必须要从前面攻击。”
托宾切下了一块回锅羊肉。他坚信我们生活在充满杀戮的时代。“前段时间，我搭乘了一架夜间航班，我只能看到一排排座位上方的电视屏幕。大家都在看暴力电影，不论男女。没有人看爱情片和喜剧片。如果性爱重回潮流的话，似乎会更好不是吗？”
随着菜肴被一道道消灭，话题也转向了政治。托宾是典型的爱尔兰人，对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傲慢和愚蠢毫不掩饰地嘲笑：“如果我是欧洲政治家，有一定的头脑，我会非常礼貌地告诉西班牙南部的英国人：‘负责你们医保的公司现在是易捷航空，’”他大笑道，“想一下那些英国人在西班牙医院里浪费的时间，他们看着《每日邮报》，肿着静脉，拒绝说西班牙语……”
在午餐的其他空闲时间，他谈到觉得自己应该担起更多责任。“白宫的奇怪之处在于，除了特朗普之外，其他人都是爱尔兰人。”他说：“弗林、凯丽、班农、斯派瑟、康威、汉尼提、奥莱利和瑞恩。这些都是爱尔兰人，我在学校的时候认识了他们，但爱尔兰人一直都是民主党。从布什和切尼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定快疯了。从他们的身世来看，最多的还是爱尔兰仆人和建筑工……”
他对所有话题的立场都是调笑而不是愤慨。而且他对政治的好奇心完全比不上文学。他给我们讲述了文学世界中的故事：与不苟言笑的琼·狄迪恩的晚餐，秘鲁作家尤萨的新搭档，埃德蒙·怀特每次在纽约见到他的时候都要搞恶作剧。托宾还顺便提到了在洛杉矶的男朋友，还说这些年来一个人的旅行没有以前那么享乐了。“我每年还是会回巴塞罗那，”他说，“但我更多的时候会去爬山，因为城市里没有太多让我觉得兴奋的东西。而且我通常还有一些逾期的作品要写……”
当他谈起写作时，就像谈其他事情一样，带着显而易见的喜悦。大多数作品都在他都柏林的家中完成。托宾说，许多年来，他养成了工作一整天，六点钟休息的习惯。这些天，他每周有四五天回去后，会在七点坐下，在书桌前写到深夜。
他一定非常热爱写作吧？
“这和其他事情一样是一种罪过。”
这就是天主教的优势了吗？
“是的呀。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再忏悔了。在我十六岁前，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忏悔。现在已经没人这么做了，即使是在我长大的恩尼斯科西也没有。”
写作的冲动需要发泄的出口吗？
“对，但这种罪过是‘如果你不写这本书，那它会被别人写掉’，那真是太糟糕了。”
这算是天才们的寓言故事吗？
“在都柏林这样的城市，你会遇到许许多多想要写书但没有下笔的人。你看到他们走在大街上，看起来糟透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拖延症，而是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史蒂夫·班农。”
带着这样的想法，托宾吃完了布丁，准备继续对抗拖延症的个人战。“我再给你最后一句话。”他笑着说道。
来吧。
“那个服务员用赞赏的目光看到我们干净的灵魂。托宾也看到了他的内心，但没有深入，而是停留在了餐桌上。”
（翻译：陈梦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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