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25年前的今天，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柏林出生。百年后，他的作品仍然广为流传、极具生命力。诸如《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至今被奉为经典之作。本雅明的文字把读者带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街头，解剖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大都市如春笋般崛起，时间和空间被都市生活所彻底改变，复杂社会与政治状态诱发一串串的战争与革命……
本雅明的一生颠沛流离，但他的笔触却直指欧洲最中心的问题。今天我们读到的很多作品，是在他死后发表的。他生前尚未完成的作品《巴黎拱廊计划》像是一座“纸上博物馆”，庞大的格局、繁杂的资料和细致严谨的分类引用，令人称奇。他的手稿如何保存到今天？这与他自幼酷爱收藏，对书写、记录极为重视有关。他把手稿的复制和流通当做自己收藏的一部分，生前通过各种渠道，分散处理自己的手稿。也正因如此，这些手稿在他死后再次聚集，供后人浏览、查阅。在1930年代动荡德国的背景下，这实属不易。反过来说，可能恰恰是这种动荡，让本雅明持续保持一种紧张感和危机感，因而更加重视手稿保存工作。
死亡、公文包和一份文件
1940年9月26日夜晚，瓦尔特·本雅明服用大量吗啡，死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小镇包港的一所旅馆中。警方报告显示：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公文包，里面有一块表、一只烟斗、六张照片、一张X光片、眼镜、一些信件、杂志、一些内容不明的文件，和钱。这些钱后来被用作支付旅馆的住宿费和他葬礼的花销。
这个公文包在本雅明人生的最后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1940年5月，希特勒的军队聚兵巴黎，大量居民外逃。当时已成为无国籍人士的本雅明先逃到了挤满难民的卢尔德，在那度过了一个夏天。8月底，他抵达马赛，好友阿多诺帮他从美国领事馆争取到一张紧急签证。诡异的是，对手稿和文学笔记向来重视、从童年时代就爱好整理和收藏的本雅明，这一次却阴差阳错地没有带齐所需的所有文件。于是他打算非法越过西班牙边境。
9月25日凌晨，他和向导丽萨·菲特库、摄影师亨尼·古兰德（后来她成功逃亡到美国，成为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妻子）和儿子约瑟夫在比利牛斯山脉脚下汇合，从那里步行翻山，进入西班牙。
丽萨·菲特库后来在《老本雅明的故事》中回忆，本雅明心脏不好，所以他们走十分钟，休息一分钟，像游客一样欣赏风景。她也注意到本雅明随身携带的一个公文包，而就在不久前，为他们指出逃亡路线的巴纽尔斯市长曾嘱咐：“在太阳出来前出发，混在葡萄园工人中，不要随身携带任何东西……以及，不要说话！”本雅明显然没有听从市长的意见。他的公文包看上去很大很重，丽萨曾询问是否需要帮他拿。
“这里面有我最新的手稿。”
“但你为什么要带着它赶路？”
“你得明白，这个公文包是我最重要的物品，我不能冒险失去它。这手稿必须保存下来，它比我重要多了。”
本雅明确实这么做了，虽然在他死后，这份手稿不知所踪。此后，关于本雅明及其作品的研究中，围绕这份手稿的争议层出不穷。本雅明的好友，犹太神学家肖勒姆认为这份手稿在本雅明死后不久，便被亨尼·古兰德销毁。因为她害怕手稿一旦被警方发现，后果会不堪设想。也有人推断，这份手稿很可能是《论历史的概念》，是他已经交给哲学家乔治·巴塔耶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手稿的复本。
恋物癖与本雅明的童年
手稿，以及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构成了包裹本雅明之死的神话的重要部分。
以《柏林童年》一书为例，在本雅明死后，这本书有不下五个版本，包括生前好友阿多诺根据散见于遗稿中的篇章以及三十年代发表文章整理出的一部书稿；包括1972年莱克斯茹特在编《本雅明全集》时又新发现的章节；包括1981年发现的，本雅明1940年离开巴黎前藏在巴黎图书馆的手稿本，也包括了1988年，在德国基森市发现的另一份成稿。
为何本雅明对于自己的手稿如此看重？对于一个生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人，为何他死后的作品如此丰厚、甚至同一部作品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涌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
这可能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也就是《柏林童年》中写到的那些儿时岁月。在书中，本雅明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物的迷恋和收藏为他带来的快感。本雅明提到过对于物件的喜爱和对于整理的热衷：
“我所发现的每块石头，采摘的每朵花蕾和捕捉到的每只蝴蝶都已是某个收藏的开始，而我所拥有的一切对我来说便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收藏。‘整理’会将一片布满荆棘的栗树建筑毁掉，里面有启明星、锡纸、仙人掌、图腾树、铜币、龟甲、积木和棺木。童年时代的拥有就这样在那些方盒、木架和空格中得到递增和贮藏，因为以前被从古老的乡村土屋带入童话世界——那个对圣母子孙来说作为最后禁忌的世界——中去的东西，如今在大都市的公寓里被缩减成了柜子。”
他把对于柜子的探索当成一次次充满未知的冒险旅途，他和抽屉中的物件合二为一，生出一个“新我”。
本雅明在童年时期，就十分努力地和物发展出一种超越商品、超越物的交换价值的关系，但最终却无不遗憾地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发现，作为商品的有着洋葱图案的餐具，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替代、被超越：“我多么盼望它在出现不平等争执时成为我的支持者，那些争执常常使我吃不下午餐。但我从没有如愿，因为这个洋葱图案就像一尊有其渊源的中国武士像一样是可以花钱买到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柏林童年》的写作贯穿了本雅明的流亡生活。1932年，德国局势动荡，本雅明暂时离开柏林，前往西班牙的伊比萨岛躲避，并在那里应《文学世界》之约，开始《柏林童年》的写作。1933年11月，他回到柏林，见证了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后的火炬游行、国会纵火案和焚书。本雅明的一些朋友也受到波及，其中一些被送进了集中营和酷刑室，另外一些即刻逃离了柏林。
本雅明在给肖勒姆的信中谈到这种高压和恐怖的政治气氛：“这里的空气几乎不再适于呼吸了……”本雅明认为自己的写作在柏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1933年3月中旬，他离开柏林，从此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第一站是巴黎，接着他开始辗转于法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1938年，纳粹政府开始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这直接导致当时在法国的本雅明成为无国籍人士。他被法国政府逮捕，送入勃艮第中部的一所监狱，呆了三个月。
也是在1938年，本雅明完成了《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这和当初为《文学世界》所写的文章已经大有不同。在1938年本雅明写的序言中，他坦言早在1932年，他对于当时的德国局势看得很清楚，至始至终也没有那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乐观态度。他在序言中写：“在我1932年身居外国时已开始明白：我即将不得不与自己出生的那个城市作长久甚至是永久的告别”。
同时，本雅明也强调了自己选取材料的策略，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思乡之情，在童年的无数流光溢彩的画面中，选取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事物，“旨在从特有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而不是从带偶然性的个人传记角度去追忆往日的时光。” 如此筛选导致的结果是，“只在展现经验之连续性而不能凸现经验之深邃内蕴的传记性要素完全隐退了，随之隐去的还有我家人和儿时同伴的整个外形容貌。”
有趣的是，经过上述标准的筛选和过滤后的，上面几段关于儿时物品以及和物品亲密关系的记忆片段几乎都消失了。《柜子》变成了《长筒袜》，删去了原来三分之二的篇幅，把叙述的重点从容器柜子变成了容器中的物品长筒袜，并且强调了“形式与内容、包裹与被包裹住的东西其实是一体的”这一美学哲理。
不过，这似乎说明，即便本雅明在写作过程中试图克制、冷静，但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于物的迷恋。肖勒姆在《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中回忆：“本雅明和他所拥有之物——书籍、艺术品或通常是粗糙的手工制品——的那种深刻的、内在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自从我认识他开始，甚至在我最后一次去巴黎拜访他时，他一直热衷于展示那些物品，将它们放入来访者的手中，而他自己则若有所思地对这些物品发表意见，像是一位在键盘上即兴演奏的钢琴家。”
[以色列]格肖姆·肖勒姆 著 朱刘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8月
对于这样一位极度恋物的收藏家本雅明来说，流亡者似乎是他的反义词。我们无法揣测当时本雅明是如何痛下决心，离开柏林，离开自己的居所，告别他曾经整理到天亮的藏书，告别他从莫斯科收集的各种玩具和工艺品。但我们可以推断，当日后开始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后，他极有可能把对于精致的、易碎的、不易随身携带的物的迷恋逐渐转化为对于更加便携、也更加容易分散保存的物品的眷恋，比如他的手稿、书稿、笔记和信件。
手稿的聚与散：在动荡中保存火光
如今德国柏林的本雅明档案馆中数目可观的档案，可以说是他生前努力制造的“成果”之一。档案馆中存有本雅明手稿、工作底稿、通信、照片以及笔记本，加起来多达12000页。
这些档案的来源分为几部分，一是本雅明死后，被送给他好友阿多诺的档案；二是巴黎国家图书馆乔治·巴塔耶藏匿的资料；三是本雅明生前在巴黎的公寓中的资料——红军在二战末期把这些资料带到莫斯科，并于1957年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中央档案馆。
持续的流亡生活中本雅明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分散”，是他在信件中提及自己作品时经常使用的词汇。
“对于像我这样作品分散的人来说，现在的条件已经不再允许一种幻想，即将来的某一天，这些作品会再次聚集。从四处听到读者的消息对我来说是一种真诚的支持，对于这些读者而言，他们总能够从我碎片化的写作中寻得归属感。”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雅明放弃了抵抗分散的努力。在《拱廊计划》手稿中，本雅明认为对抗分散是深埋于收藏者心中的动力所在。而事实上，他也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对抗因为自己的四处漂泊而对自己的作品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本雅明是在用分散本身对抗分散。他不遗余力地散布自己的手稿和作品，为的是将来的某一天，它们能再次聚集。
本雅明的第一种散布方式，是借助印刷术和大众媒介的普及。在1931年10月28日本雅明在给肖勒姆的信件中写到：“对我来说，刊登我作品的那些个杂志和小报代表着一种私人出版社的无政府组织。因此，我的宣传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把我写的所有东西——除了一些日记条目——不惜一切代价地付印。可以说，最近四五年的时间里，在这方面我成功了。”
除此之外，本雅明也动用了一些更新的技术。1930年代中期，流亡中的本雅明找人为《拱廊计划》的手稿做了书影，并将这些图像送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保存。与此同时，本雅明也录制过一些广播节目，他的声音和思想通过电波这种介质被记录下来。虽然这些录音最后并没有找到，他的声音最终也没有留下，但这从侧面说明了本雅明作为一位流亡中的作者以及一位狂热的收藏家所拥有的那种敏锐嗅觉：他善于动用各种形式的大众媒介，把自己的文字、声音以及思想保存下来。
本雅明 著 霍华德·艾兰、凯文·麦克劳克林 译
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 2002年3月
本雅明的第三个“策略”是借由人把自己的手稿带到世界的不同角落。在1928年写给友人阿尔弗雷德·科恩的一封信里，他宣称“将会继续确保在你那里的、和我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小草小茎的收藏的完成……这样于我，而非于你而言是更有益处的，因为在我自己的植物标本集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完整的植物标本集。”
本雅明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把自己的作品比作一整个植物标本集（herbarium），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建立关于自己手稿和作品的一个庞大繁杂的档案馆。
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手稿的抄本寄给朋友和同事，要求他们“小心地储藏这些手稿”。有时候本雅明会要求朋友们归还或者把手稿转交给他人，曾经不止一次，本雅明让朋友们给他的手稿投保，并且估价。比如当本雅明要求好友肖勒姆归还手稿《关于墨西哥研讨会的备忘录》的时候，曾指出这份手稿的价值大约是400马克。
正是通过上述种种方法，本雅明的手稿以及作品分散各处，在动荡岁月、纷飞战火和政治高压下之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管。在多位本雅明的生前挚友的推动下，他的作品、通信最终得以整理出版。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直接推动了《柏林童年》第一版问世，还将1928年至1940年之间和本雅明的书信往来编辑出版。以色列犹太神学家格肖姆·肖勒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二人年轻时因研究灵知主义相识，从此成为至交。肖勒姆把他和本雅明的长期通信付梓出版；本雅明去世35年之后，肖勒姆完成《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回顾了和本雅明的交往细节。
汉娜·阿伦特 编 赵旭东、王斑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7月
德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编辑了本雅明文选《启迪》。在序言中，汉娜·阿伦特写到：“身后之名过于蹊跷，不能归咎于世人的无知或文学环境的败落。也不能说它是超越时代者的苦涩奖掖。似乎历史是一条跑道，有些竞赛者跑得太快，结果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之外。”今天，本雅明回来了，他的手稿、作品再次聚集，承载着他的思想和洞见，承载着他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重新理解、对于康德式的辩证法的再思考、对于历史起源的分析、对于艺术、审美以及危机的阐释,以及对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独特解读，照亮今人前进之路。
参考书目：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以色列]肖勒姆·格肖姆著， 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8月。
《本雅明传：在不确定中游走》，[德]毛姆·布罗德森著，国荣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12月。
《柏林童年》，[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涌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
《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著，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 Edited by Gershom Scholem & Theodor W. Adorno,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Walter Benjamin's Archive：Images，Texts，Signs. Edited by Ursula Marx，Gudrun Schwarz，Michael Schwarz，Erdmut Wizisla，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New York & London: Versonbooks，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