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今日时代报》前主编Sevgi Akarcesme说过，她的人生可以分为两部分，政变之前和政变之后。去年7月26日，土耳其未遂政变发生的11天后，Akarcesme正要从纽约飞回伊斯坦布尔时发现，护照已经被政府吊销，原因是她被指控与涉嫌发动政变的法土拉·居伦（Fethullah Gulen）组织有染。
像Akarcesme一样，土耳其几十万人的命运因为这场政变被改变。政变一年后的今天，冲突似乎还远未停止，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安宁。而埃尔多安本人也面临着经济持续不振、反对派越来越强势，与欧盟关系日趋僵化等困境。
血腥记忆
当地时间2016年7月15日凌晨，土耳其武装部队发动军事政变，试图劫持总统埃尔多安。不到24小时之后，行动被镇压，土耳其军方宣布正式挫败政变企图。据报道，这场政变至少造成265人死亡，2200多人受伤。
政变结束之后，埃尔多安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随后便开始大规模逮捕活动。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声称，此次政变是流亡海外的宗教人士居伦一手策划并发起的。截至目前，已有5万人被逮捕，包括军官、公务员、记者在内的超过15万人被撤职。
最近，正义与发展党发布了一本新书，名为《关于7.15国家意志胜利的分析》。书中写道，7.15政变使得373名儿童成为孤儿，在因政变而死亡的人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这本304页的小册子全篇都在谴责居伦及其支持者发动的这场政变对土耳其人民造成的伤害。书中将居伦及其拥护者称为“法土拉主义恐怖组织”(FETÖ)。
紧急状态无限延期
埃尔多安在本周二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当我们不再需要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我才会解除紧急状态。”
而就在埃尔多安的这次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14名军官被逮捕，与他们同时列在逮捕名单中的还有另外51个人，其中包括34个土耳其广播电视协会（TRT）的职员，一位纪录片制作人。所有这些逮捕行动的顺利实施都要“归功于”国家所处的“紧急状态”。
只有在“紧急状态”之下，埃尔多安才能对未遂政变涉事人员进行逮捕、停职或打压，才能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单方面发布政令。
据路透社报道，截至目前，土耳其四分之一的法官和检察官已被免职。而讽刺的是，大量被逮捕者的家属还在积极上诉，请求公正的审判，但土耳其国内目前没有足够的法务人员处理这些诉讼。
据《华盛顿时报》分析，土耳其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加快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不少土耳其政治评论家称，“紧急状态”已经成为了埃尔多安扩大权力的工具。
今年4月，土耳其举行全民公投，结果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修宪决定，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拥有了任免法官、部长甚至废黜总理的权力。
反对派的非暴力抵抗
土耳其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领袖奎里达欧鲁（Kemal Kilicdaroglu）在今年6月发起了一场名为“正义游行”的抗议活动，他与支持者们一起，从首都安卡拉出发，徒步游行450公里，25天后到达伊斯坦布尔。
这场“正义游行”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抗议埃尔多安政府的相关政策。他们要求埃尔多安恢复议会权力，解除国家紧急状态，重新建立独立的司法部门以及释放被关押者。
这场游行集结了数十万反对党支持者和民众，在最后一天到达伊斯坦布尔当晚，超过150万民众参加了由奎里达欧鲁支持的集会。奎里达欧鲁在集会中说道：“这场游行没有结束，它才真正开始，这是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后代、我们国家的重生，我们将对不公正反抗到底。”
这场游行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令埃尔多安无法忽视。他在本周二的讲话中评价这场游行时说道：“他们的确走了450公里，那么他们是否花45分钟为那些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民众考虑一下？”埃尔多安所指的恐怖分子便是目前流亡美国的，他之前的亲密盟友居伦。
土耳其自由报评论员耶特金（Murat Yetkin）表示：“土耳其已经不再是25天前的样子了，诸多迹象表明，像正义游行这样的和平抗议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执政党的立场，甚至改变土耳其的政治文化。”
“胜利者”的迷茫
过去一年无休止的镇压除了令土耳其人民愈发恐慌、疲惫之外，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欧洲国家对埃尔多安的政策也表示不满，纷纷对其进行谴责。一贯强硬的埃尔多安将这些指责和不满视为政客的虚伪。土耳其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多年来希望加入欧盟的愿望也似乎更加渺茫。
除了与欧盟国家的关系遇冷之外，土耳其因为叙利亚内战的问题与美俄也变得矛盾重重。
困扰埃尔多安的除了政治上的重重隔阂之外，还有国内经济开始衰败的现实。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去年政变发生之后，土耳其国内的通胀率上升至10%以上，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4%。
土耳其学者图兰分析称，也许是经济压力而不是政治困境，开始促使埃尔多安重新考虑目前的政策。如果经济持续恶化，埃尔多安在2019年的总统大选中的不确定性将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