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自我 “大悔大悟”之年
盛夏，湖南荷叶镇像火炉一样，曾国藩彻夜不眠，半夜在房间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涌上心头。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老庄的著作，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启示，仿佛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拿着书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渐渐地静下心来了。
他开始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仅是因为皇帝小心眼，大臣有私心，而是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也有很多缺陷，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别人都是混蛋，因此高已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国藩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湖南巡抚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
当时骆秉章给他回信，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曾国藩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
经过反复“放电影”，他越来越清楚看到了自身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我也是个道教徒，对曾国藩阅读《道德经》的感悟，也有一些同感，曾国藩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生存的必须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因此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乡居，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过去觉得自己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往往见到别人的缺点，自从自己大悔大悟之后，才知道自己全无本领,以后见到别人，总是能见到别人的优点。
曾国藩“四变”成为“庸人”
没想到，当他重新认识自己之后，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他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又回光返照。咸丰八年，1856年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他从锋芒毕露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
过去他对地方上的官员和将领不大瞧得起，现在每次都在去一个新地方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请他们指导。到了长沙之后，他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以前对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从来都是不理不睬，现在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此前他对人总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必要时还会行贿。
这就好有一比，过去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会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把自己也涂上了斑纹，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甚至这番变化太过迅速，他的一些好朋友也误解，觉得他变得圆滑了，缺了一股刚方之气。
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
“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现在他对皇帝也不再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
他早年奏折，用词激烈，不讲究方式方法，多次惹的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开始训练湘军的时候，他不仅对同僚很生硬，甚至对咸丰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不能草草出兵。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再次出山之后，他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出山的旨意六月初三到，六月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而且回复皇帝的折子，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很得皇帝欢心，表扬他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过了不久，咸丰命令他率部进入四川，他不愿意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着上了几道折子，找各种理由，或是说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是说在湖南就可以消灭敌人而不必入四川，或说江西安徽应该防守，结果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没有去四川。
第三个变化是他不再谨慎地保举自己人，当时晚清的军队，有“滥举”之风。每次打很小的胜仗，领兵的将领都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创立湘军之初，非常痛恨这种风气，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举了三百人，受奖人数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他曾经的老部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来以为，就应该文官不爱才，武官不怕死，仅凭忠义两字，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这次出山，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他认识到如果不多保举人，不多花钱，就会“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后，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可以说，曾国藩的关系网，遍布大清。
第四个变化是，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花钱时手很松。他以前对打完仗之后抢劫查得很严，再出山之后，他对于抢劫所得，通常不闻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结果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朝廷。
多面曾国藩 其实是个拙人
曾国藩的一生是复杂多面的，他40岁之后的变化，是真的变得同流合污了嘛？其实不然。
史学家吴方曾分析，曾国藩一生用“以‘王霸杂’来持身、用人、施政、御军，他的成功主要在于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
这和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有关，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曾评价他，这一辈子，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曾国藩虽然在所谓的“大悔大悟”之后，已经洞悉了做官的秘密，但本质上依然是很有操守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晚年在官场，也并不特别得心应手，因为他本质上还是不善于应酬，而且湘军中跟着他混的所有人几乎都发财了，只有他自己没有，甚至在他去世之后，儿子生病都差点没钱医治。他在晚清封疆大吏中，是对朝廷最忠诚的。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
曾国藩这个人，并非天资特别聪明的人，他长得土头土脑，吃穿都不讲究，有时候一个月才洗一次脚，也不是才华横溢那种人，用兵偏保守，不敢行险招，梁启超后来评价他，说他在当时晚清的贤人豪杰中，最为钝拙。这样的特点，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郭靖，很有韧性，反而能成大事。
就像之前说的，他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可是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而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就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同。
我们常说所谓初心，但其实历经坎坷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没有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扶持让政治清明，让社会稳定。可是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而是必须要通过浸润之功，逐渐实现这个理想。
所以他的计划就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重要职位，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社会风气，实现社会良性发展。他后来给胡林翼写信说，自己默默观察天下大势，已经万难挽回，所能做的就是“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他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读后感悟
中国文化中，老子的思想对很多文人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之前读过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故事，王阳明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受了很多老庄的影响。曾国藩的荷塘镇悟道，又和王阳明不一样。
柴静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做序时分析，曾国藩虽然晚年表面上变得油滑柔和，但其实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但他劝勉自己的子侄时也一直说少年时一定要有“狂者进取之趣”，也就是要张狂，否则现在不尝试，以后必将不肯为矣。
实际上，他悟道之后，对“刚”这个概念是拆碎重组，去除了其中愤怒和暴戾而留下来了倔强，他曾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并非软弱无能。
胡适晚年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和柔软与刚强的理解相关。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女朋友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曾国藩就是在势能之下的柔，雄壮之下的柔。这才是他拙的内核。用梁启超的形容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
回顾平生吃的几次大亏，他认为挫折才是自己最大的助力。他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
这个笨人，有两种功夫，是需要所有创业者学习的：一个“悔”字诀，一个是“硬”字诀。悔就是复盘意识，“硬”就是硬挺着，打落牙和血吞。
最后送给大家曾国藩的一句话：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创业需要拼资源、拼模式、拼融资、拼人力、拼创新，但最后拼的，还是一股“打的通”的拙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