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发布消息，为了杜绝女性屡遭偷拍或非礼的现象，将试行女性专用车厢，从 28 日起，工作日上下班高峰时段（即上午 7 点半到 9 点半，以及下午 5 点至 7 点）一号线最后一节车厢“提倡女性乘客使用”，其他时段则作为普通车厢。
这虽是国内首次尝试，在全球范围内，却不是新鲜事。放眼两岸三地，十年前，同样是为了防治性骚扰，台湾铁路局亦曾试行女性专用车厢，却在推广半年后叫停。可以想象，难度在于，一方面，因为规划不清，“仅通勤时段作为女性车厢”的设置，让其在界定上颇为暧昧，另一方面，如何做好前期宣传、建立公民意识、订立惩罚制度，显然也不是一两天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广州地铁从宣布到落实，仅短短数日，如何保证执行力度，也只能画个问号。
更重要的是，采取空间隔离的方式，把女性安置在某一节固定的车厢内，借由保护的名义，实则画地为牢，在平权意识迅速发展的今时今日，是否是一种性别体制的倒退？
亲善型歧视：不平等的另一幅面孔
地铁中被隔离起的女性乘客，让人想起高考期间，为艾滋感染者考生设独立考场的新闻。
来自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 16 名考生，坐在该校设立的标准化考场中，完成了这场平凡又特殊的考试——看起来，他们成功走入考场，为未来的升学创造了可能，为消除歧视走出了第一步，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艾滋传染途径只有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哪怕与普通考生坐在同一个考场中，这 16 个特殊学生，也并不会散播病毒，然而，独立考场的设立，恰恰折射了现实中的恐艾情绪，人们谈之色变，戴着不可说的有色眼镜，唯恐受分毫影响，看似是突破性创举，实则为人言可畏下的无奈折中。
一般认为，隔离必定是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合理正当化，例如隔离肺结核病人、隔离危险的罪犯，否则会促成歧视。虽然表面上，对于某一隔离种族或阶级的隔离，已在现代文明社会渐渐销声匿迹，但是，当女性车厢以爱之名义举起公共利益的大旗，性别隔离这个父权制的产物就这样改头换面，有肆无恐地悄悄出现。
心理学中，性别歧视划分为常见的、易于判断的敌意型歧视（Hostile Sexism）与更晦涩、难以辨认的亲善型歧视（Benevolent Sexism），不同于前者，后者虽然以帮助女性为出发点，在主观上对女性抱持保护、关爱的正面情感，但却是以性别刻板印象——即柔弱的依附者、需要被怜香惜玉的对象——来看待女性，依然是男性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把女乘客们抛在了更被动、更无权的一方。
与此同时，作为不平等的另一幅面孔，为了达到免受咸猪手或偷拍困扰的愿望，不少女性也成了亲善型歧视的同谋者。
事实上，一番草率的美意背后， 伤害是双方面的，例如，粗暴地把两性隔离开来，预设男性必然会做出不文之举，是否也是一种污名化与歧视？更进一步说，倘若性别调转，男性也有可能成为被侵害的对象，那是否要再设专用车厢把他们保护起来？公共交通工具不止地铁，当女性走出站，转搭巴士或是出租车，是否也要继续被隔离才能维持成效？受到来自同性的滋扰，也并非什么稀罕事，在这节小小的专属车厢，是否要分出一个个如胶囊般真空的小空间，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换言之，当凡此种种的问题一再浮现，就像是早前雷声大、雨点小的女性专用出租车一样，只从个人化的角度看待公共空间中的性别文化与制度，将其视为男人与女人的拉扯与战争，只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陷阱。
当我们动辄谈论阶级固化的时候，不要忘了，刻板印象之固化，对种种性别认同造成的压迫，才是性别实践需要对抗的根本，社会性地看待之，才是问题的关键。
空间政治：性别尊重的战略与战术
走出了简陋的保护主义，下一个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平权不同于特权。也就是说，“没有性骚扰”的公共空间，理当属于所有人都可享受的权利，每一节车厢，都应该是安全车厢。
公共空间，作为构成公众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元素，亦素来是性别实践的战场，而何为公众文化权？社会学家 Nick Stevenson 的观点是，“在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社会普遍可以提供必需的符号文化和物质文化，来使社会生活具有意义，对统治进行批判，并承认差别存在”。既然主流公共领域的文化视角，往往把社会问题简化私人问题，那么在个人生活经验上，女性需要在城市规划中获得特殊考量吗？
答案是肯定的，空间的设计，是为了配合使用者的需要，政策设计的前提，不仅要充分尊重多样性，更要从实际关怀与需要出发。事实上，当我们打破公/私领域的二元分解概念，就会发现不仅是上下班路上，在家庭或私人范畴之外，女性每天走过大街小巷，穿梭在公共空间与个人经验之间，都在重新定义生活中不同空间的关系，除了当遭到性侵犯、咸猪手等压迫时的反抗，还有掌握对身体的控制权，彰显女性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共通与差异。这些都反映了活生生的性别政治。
既然女性的身份被建构在消费主义之内，就像赛杜（Michel de Certeau）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认为，人人都身处结构中， 须遵守其赋予我们的秩序与规范生活，他将这套建制化规范称之为战略(strategy)，但是个人具备自主行动与思考能动性，会在结构中寻求各种缝隙，于其间发展出一些伎俩，去挑战、松动结构对个人之控制，但仍然不推翻整体结构，仍身处建制化秩序中，这种个人行为就是战术（tactics）。具体地说，他认为，都市所创造的是鸟瞰式、整体性秩序，地面上的我们行走于都市中，却不时会创造出自己经验都市的方式——抄捷径、徘回、穿越街廓等，便是人们隐约、却稳定地挑战结构之空间战术。
在早前因少女误搭顺风车惨遭杀害的评论文章《女性需要的不是“安全小贴士”，是安全的公共空间》中，作者举出了某非牟利组织在印度、阿根廷、俄罗斯等地推广的“性别包容城市”计划，就是针对女性易于受到暴力侵犯的城市环境，其目的是使当地社区参与到建设更安全的公共场所中来。在这个计划中，人们改善街道昏暗的灯光，对低收入社区进行治安干预，成效如何？根据当地数据，袭击事件的发生率已从每天至少10起减少到每周3起，用受益于此的女性的话说，“走在街上我很自信。我确信我有出行的权利，不用感到害怕，因此我更欣赏自己，也能在公众集会上谈论我们的安全问题”。
即使当审视的范畴缩小到车厢这个小小的空间，可做的努力也还有很多。例如之前同样引发舆论热议的女性在外哺乳难、如厕难的现象，都是有意义的角度。要改善现状，凸显友好，单单靠正义感、或是口号式的政策启迪，都远远不够，从体系的设计和制度的改革切入，才是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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