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微信和支付宝相继进军在线阅读领域，读书似乎成了互联网资本追捧的新商业“噱头”。但与传统的在线阅读软件提供的“线上图书馆”服务不同，无论是通过同城用户互借进行陌生人社交的支付宝“读书圈”，还是依靠微信关系链进行熟人社交的“微信读书”，都旨在打造一个类似“线上读书会”的社交圈。以读书为“噱头”来做社交，似乎成了在线阅读领域的新思路。
阅读的社交属性，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现，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阅读与社交的关系往往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很久以来，书籍一直是稀缺品，而组织读书会则是有效的资源共享方式。现代读书会在民国的诞生之初，就是为了解决年轻人旺盛的求知欲与书贵难求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而在知识最不受尊重的文革时期，知青之间以书易书的读书圈子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最后堡垒。
上世纪末，革命浪潮退去，知识界介入现实的尝试遭遇挫败，象牙塔内的读书会却迎来了“黄金时代”，二十年前的北大“福柯小组”走出了今天社科、法学界的中流砥柱。而随着学术生产的高度职业化，是否能得到体制内的回报成为了学院读书会存续的关键，如何借助读书会积累人脉、形成圈子、共享学术资源，成为了很多学生和青年学者的首要考量。
这种读书与社交关系的倒置同时发生在学院外。社交导向的阅读软件将读书会搬到了线上，读书和晒书变成了社交网络上虚拟人格展演的重要部分，“我在读什么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是谁”。更有一些视频、音频节目和网络课程直接提供“代读”服务，将一本书的内容提炼为适宜在社交场合抛出的“谈资”，以知识付费的形式货与用户。书籍和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超越了一切。
回顾过去的一百年，读书的社交功能似乎已经远离了“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古典理想，在无孔不入的商业运作和效率至上的功利考量中迷失了方向。如何利用阅读的天然社交属性重建真正有益的公共参与和集体生活，或许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命题。
知识青年的“读书合作社”
1932年，当时还是汽车售票员的左翼作家阿累在连续上了一个礼拜的夜班后，走进了上海内山书店。“已经困软得像一团棉花”的他被一本鲁迅翻译的《毁灭》提起了精神。他兴奋地向内山老板询价，得知这本书的售价是“一块四”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面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他懊悔自己的莽撞，红着脸说，“贵了”，但又舍不得丢开，摩挲着那本书，不说买，也不说不买。
阿累面对心爱之书的捉襟见肘，反映了民国时期年轻人旺盛的求知欲与书贵难求的现实之间的普遍矛盾。事实上，民国时期许多读书会的成立，都是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经济上的困窘。上海《关声》杂志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怎样办理一个读书会》的文章中就提到，“在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时候，薪水收入拿来对付吃穿住都有问题，又怎能顾到不能补肉长肌的精神食粮呢？而知识分子对于精神食粮的需要却不下于吃穿住，那么只有像办理消费合作那样办个读书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不再因为经济困窘而买不起书，但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读物依然十分匮乏。
1949年出生的作家阿城曾这样回忆他初中时期的阅读经历：“我还记得西城区图书馆在西华门对着的街上，我当时是初中生，只有资格去这个图书馆，还只能借1949年以后出版的书，看来看去都是那些。”然而在琉璃厂、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阿城却淘到了不一样的书：“我在那里看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书，当然沈从文的小说早就被清理了，‘反右’之后‘右派’的作品也被清理了，不过后来被奉为经典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有，作者当时被译为’乔哀思’，归在希腊神话一类。”阿城经常待在书店里看书，没看完的书怕被别人买走了，就藏在一排书的后面，第二天来了，往里一捞，接着看。
在知识最不受尊重的文革时期，下乡的知青在艰难的环境中也没有放弃阅读，由于图书稀缺，他们中间形成了很多以书易书的小圈子。没有书可跟别人交换的知青，只能以物易书，“一块肥皂看三天，一双袜子看五天”是当时的“行情”。如果连这些都没有了，还可以用精神代替物质，在借走的书上写下阅读的心得体会，一条心得换一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些文革时期的旧书上，往往还能看到这些带有“时代烙印”的心得体会，一本辗转多人之手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上，就提有“《戴家楼》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揭示了资本主义繁荣的根源。”这样的评论。
还有知青一口气买下三十本70年代初刚刚解禁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也就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己留下一本，其他的送人。当时一本书的价格相当于知青一天的劳动所得，出手如此阔绰，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寻找同道，阅读是人与人互相识别、产生认同的方式。
科学出版社 1971年7月
文革中后期，内部出版的政经类”灰皮书“和文艺类“黄皮书”，成为了北京大院子弟竞相传阅的地下读物，这些书籍也为他们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是他们最初的启蒙。北岛就曾回忆说，“每年农闲时，（插队的）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从这些带有读书会性质的文化沙龙中，走出了一批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弄潮儿，北岛也是在那时结识了芒克，后来一起创办了《今天》杂志。
象牙塔里的“友爱共同体”
到了90年代，遭遇重创的知识界因对现实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分裂，同时商业和消费的大潮来袭，社会经历着剧烈的转型。然而在象牙塔内，学术生产还没有完全职业化，读书和研究仍或多或少被理想所驱动，学院内的读书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北大的“福柯小组”就是当年的“明星读书会”之一。
“福柯小组的学术起点比较高，阵容比较齐整，就像是两年前的巴萨足球队。”人大外国哲学研究室副教授张旭这样形容当年的福柯小组。在福柯小组成立之前，赵晓力、强世功等在法学院有一个读书小组，而李猛、李康等在社会学系有一个小组，他们彼此之间并无来往。赵晓力第一次跟李猛打交道，也是通过借书。当时赵晓力要用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书被借走了。那时图书馆借书还没有电子化，谁借了书，就在卡片的最后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从学号中能看出系别和年级，图书馆的老师帮赵晓力查到书是李猛借的，于是他找到社会学系，李猛很爽快地把书给了他。后来他才知道，李猛也经常通过借书卡片，查书被谁读过，从中寻找同道。
福柯小组的据点在农园，那里空间开阔，环境也很好，门口有一尊老子像，手指被敲去了几根。场地是小组成员杨立华找研究魏晋玄学的大家汤一介先生借的，“也不晓得汤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曾经在那里度过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
至于参加福柯小组的动机，赵晓力表示，是自己在基层实地调研中遇到了无法解答的问题，因此想要搞懂社会理论，找到一个实质性的分析工具。当时有中译本的福柯作品只有《疯癫与文明》和《性史》，小组成员一致认为，研读一个思想家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于是他们开始自己动手翻译福柯，一边翻译，一边校读，一边讨论，从早上九点一直读到晚上五点。
三联书店 2012年9月
虽然福柯小组对于福柯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赵晓利看来，福柯小组并不是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互相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赵晓利这样说。
而这样的“友爱共同体”和完全去功利化的读书，在今天的学院里恐怕已化为某种“怀旧乡愁”。学术生产的高度制度化、职业化，使得“读书”和“友爱”不得不在学生和青年学者的考量中屈居次席，学院读书会对他们最迫切的意义恐怕在于形成圈子、积累人脉，并以此为核心辐射出论文、会议、学术信息和资源共享等多方面的机会。
北大中文系在读博士、“新文学读书会”的发起者李浴洋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当前的学术环境和评价体系下，大家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读书会，必然有现实层面的考量，“有效性”成为读书会能否生存下去的命脉，如果没有体制内切实的回报，读书会只能是昙花一现。在今天的学院里，读书的社交功能似乎已经从“从阅读到社交”变成“通过阅读来社交”，这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迁呢？
在线读书社交：是互相督促，还是自我标榜？
2016年11月，微信公众号“新世相”策划了一场名为“丢书大作战”的图书漂流活动，他们将出版社赞助的10000本书丢在在北上广的地铁、航班和顺风车上，每本书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追踪这本书的漂流足记，还可以看到“丢书人”的信息并留言。这次“丢书”活动邀请了众多明星和大V参与，借助名人效应，活动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批评者认为“新世相”的“丢书”是“东施效颦”《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发起的伦敦地铁“藏书”活动。沃特森的“藏书”活动并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一次性的商业策划，而是她发起的女性主义线上读书会“我们的共享书架”（Our Shared Shelf）的线下延伸，她在伦敦地铁上“藏”的一百本书，也是她为读书会甄选的当月书目。而新世相策划的“丢书大作战”则更像是一场出版社、明星和营销号的集体狂欢，将一场鼓励乘客利用通勤时间阅读的公益活动，变成了扫码追星、造势卖书的商业戏码。
新世相的“丢书”和沃特森的“藏书”的另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二维码的设计。贴在每本书上的二维码，就好像90年代图书馆藏书上的借书卡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丢下了哪本书，又被谁捡到了，这似乎赋予了“丢书”陌生人社交的属性，而明星的参与显然使这种陌生人社交更具吸引力。如果你在拥挤的晚高峰地铁上捡到了一本书，恐怕很难提起兴致阅读，但这不妨碍你打开手机扫一扫。书籍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了介质，通过书籍，新的人际关系得以建立。
而随着电子阅读，尤其是在线阅读的发展，共享图书的方式也从一本书在不同人手中依次传递的“分段阅读”转变为不同人同时阅读一本书的“共时阅读”。图书变成了一个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供读者随时随地自由访问，还体现在它可以不断吸纳过往读者的评论、反馈，并按照一定的算法（比如按照点赞数的多少）选择性地呈现给后来的读者。于是在线阅读几乎具备了类似视频弹幕的体验，读者的评论也显露出“段子化”的趋势，甚至可能直接由在线阅读平台产生，以便起到刺激阅读的作用。
2015年，腾讯进军在线阅读领域，与阅文集团共同开发了独立阅读应用“微信读书”。相较于“豆瓣阅读”、“多看阅读”等产品，“微信阅读”的最大特色在于引入了微信关系链，着重发展社交互动功能，试图打造一种全新的在线阅读体验。
传统的在线阅读软件的菜单栏通常是按照“书架、找书、书评、个人中心”这样的顺序排列的，这意味着用户需求的优先级是：“我在读什么书”、“我要找什么书”、“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怎么样”。而微信阅读的菜单栏则是“发现、书架、想法、我”，优先级变成了：“我的朋友在读什么书”、“我在读什么书”、“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因此有评论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在线阅读软件提供的是一个线上图书馆，微信读书营造的则是一个熟人读书会的场景。
在这样一个社交导向的在线阅读软件中，晒书的部分显然大过了读书的成分，它成为了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虚拟人格展演的一部分，“我读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是谁”。而与简单粗暴地在朋友圈发一张带书封的自拍不同，通过“微信读书”的APP来晒书似乎更加水到渠成。微信读书还推出了类似微信运动的好友排行功能，统计好友每周的在线阅读时长，竞争带来的社交压力在提高用户粘性的同时，也起到了监督阅读的积极作用。
然而，我们关心别人读了什么，读了多久，恐怕也是为了在不断的比较和区分中塑造和捍卫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以及这背后的阶级底色。
作为一种文化区隔的阅读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只是在这个愈发“社交化”、“圈子化”的阅读气候中，阅读的这一面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品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不仅同经济资本一样起着维系群体边界、标识个体在社会中不同位置的作用，并且还可以同后者轻松地相互转化。
不少以读书为卖点的视频、音频节目和网络课程，做的就是这一“相互转化”的生意。它们向用户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代读”服务，它们替用户选书、读书，并将书中的知识提取出来，加工为可以不断进行社会再生产的文化资本——所谓的“谈资”——以付费内容的形式出售给用户；而购买了这项服务的用户，则可以利用这些文化资本在社交场合标榜自我、拓展人脉、获得机会，从而将文化资本再转化回经济资本。
互联网无疑使阅读的社交属性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是否已经悄然遗落了阅读和社交的本质和初衷？如何让阅读从“掌握知识点”和“积累谈资”的功利驱动中松绑，回归求知与反思本身，又如何让社交从人格展演和阶级区隔的狭隘目的中解脱出来，回到对公共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中来，或许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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