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红楼梦》真比得上《卡拉马助夫兄弟》（现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乔治艾略特的《密德马区》（现译《米德尔马契》）吗？”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汉学家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名为《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的文章中大胆反问道。
夏志清认为，《红楼梦》不如《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原因在于，曹雪芹让笔下的人物看破红尘，而不是与邪恶对抗，以至“缺乏对人性和人文世界的远大视野”。“曹雪芹当然对小说里大多少女的遭遇绝对同情，也看到些贵族大家庭生活之恐怖，但他还只能借用释道观点来看破尘世之空，也等于在理智上否定了他笔下多少青少年男女对生命、爱情的那种渴望……任何小说家借口看透人生而向恶势力低头也同样是不光荣的——包括我们敬爱的曹雪芹在内。”夏志清在文中这样写道。
而这个“《红楼梦》不如《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论，曾引起同辈历史学家唐德刚的盛怒，唐德刚在一家媒体上发表了题为《 <红楼梦>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的反驳文章，指责夏志清“以夷变夏”、“崇洋媚外”。
夏志清英美文学博士出身，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三十年，为何会认为《红楼梦》不如《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对于《红楼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刻意贬低吗？
在夏志清逝世三年后，《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首次引进，收录了这篇以《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为原型的长文，标题为《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或可为这段比较文学的讨论激辩，还原出更加完整的语境。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在进入《红楼梦》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比较之前，夏志清在文中首先回顾了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外的接受状况，他指出：无论中外，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都只限于学术圈子——“大多数中国人完成学校教育后便不会再接触古典诗词、散文和戏曲”，“西方公众对中国古典文学仍然知之甚少”，“希望中国古典文学能在美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其实不切实际”。
接着，他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为比较对象，指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种种问题。例如中国古典诗歌普遍缺乏人文主义精神，通常以社交为目的，特征是“情感夸大、疏于写实、怯于讽谏”；除了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古典诗歌大多数都是陈词滥调，“其利己主义的抒情模式最终令人觉得烦厌发腻”。夏志清最后得出结论称：“中国诗人对情感与行为的探索与发现都十分有限”，“即便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其相互之间相似的地方也远大于时期相近的蒲柏与华玆华斯或斯宾塞与多恩”。
事实上，我们不能将夏志清这篇文章简单视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之作，因为它不光指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问题”，也点明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点”。和中国古典诗歌“缺乏人性自由”“陈词滥调”相比，中国小说“对朝廷、官场、百姓的描写反而更加细致”，“有了更多不同的男女人物，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动感十足的纷繁世界”。正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所写，六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成功发现了中国人生存的现实中前所未有发现的部分”。
然而，他同时也沮丧地发现，这些小说中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宗教寓意”和怯懦心态，“所有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放弃了最初对幸福、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仿佛唯有放下才能获得内心的平和与觉省”。正是因此，他才发出了对于《红楼梦》感到失望的慨叹，“（曹雪芹）除了将备受折磨的主人公引向佛道开悟，竟然别无他法，实在叫人不能不恼怒”。
当年写作这篇文章之时，夏志清心里便很明白，作为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他这篇文章很可能会把原本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吓跑”，还会冒犯全世界的汉学家和拥护中国文化的人们，“他们的工作是向世界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而我的论点看来有点儿像是自取其辱”，但他认为，作为中国文学的评论家，他必须如此，“做研究必须思想开通，不念后果，不因政治立场有失偏颇。”
夏志清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期刊《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期刊编辑对内容不满意，认为他只是“争强好胜”，不仅没有给他读校稿，还以“印刷错误为借口多次篡改文章内容”。两年后，也就是1990年，他才收到这篇已经“被改动”过的文章，“自然愤怒至极”。
三个月后，夏志清收到了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梅维恒教授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道，“你最近在CLEAR（期刊简写）发表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命运一文着实令人喘不过气来。虽然思想狭隘封闭者必对你恶言相向，但此文对中国文学之评价实乃五四以来最中肯之陈述。你将自己至深至切的感受与想法公之于世，胆识过人，赤心可鉴。”梅维恒的反馈令夏志清非常高兴，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自己上一次因为一封信这么快乐，还是在三十年前、收到哥大教授王际真对他《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的嘉奖之时。
“中国传统文学到底有多好？” “中国传统文学又如何与丰富的西方文学传统相抗衡？”这是文学批评家夏志清脑中盘旋不去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始终贯穿于《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一书，此书收录了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发表的十六篇文章，主题无一例外全是中国文学研究，每一篇都是夏志清“希望流传下来的文章”，内容比《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的涉猎范围更为宽广。
在《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版首次出版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录了饱受争议的文章《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中的两节内容，以期与读者共享共思。
《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节选）
中国传统诗人因为缺乏人性自由的浪漫主义愿景，所以即便他们在许多作品中都表达了对下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官场黑暗的事实及其绝尘隐居的渴望，但他们始终未能设想取代君主专制的中央政府。相对之下，中国传统小说在刻画社会时更注重写实而不大计较文笔，因而在宣扬儒家政治秩序和传统道德方面似乎更具教化意义。诗人常有怨言，在发泄牢骚那一刻，他们对君主赏罚任意妄为的制度其实心里很不服气。小说家们虽更乐于证明天命之不可欺，但他们对朝廷、官场、百姓的描写却远比诗歌细致。小说中也因此有了更多不同的男女人物，相互交汇，构成一个错综复杂、动感十足的纷繁世界。不过，尽管人物众多、情节丰富，中国小说始终都还是与儒释道的道德公义气息相通，因而小说在人类世界的探索与发现上最终也只造就出寥寥可数的几部杰作。《中国古典小说》中所列出的六大名著在中国式的人生体验上各自都有非常重要的新探求、新发现，而它们的作者也与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一样，在创作形式与技巧上积极革新，成功发现了中国人生存的现实中前所未发现的部分，继续启发着今天的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豪言壮语之后，事实却很残酷。上文已经提过，这六部名著曾多次被译成英文及其他西方语言，但都未能在世界读书界中吸引到更多读者，甚至在中国，阅读古典名著的青年人也越来越少。前文我将这种冷淡归因于大众语言水准的普遍下滑以及其他读物、影音娱乐的强大影响，但无可置疑，基本原因仍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即便是最好的古典小说、戏剧，其中旧式的说教与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情感价值，如今再也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而古典文学所刻画的传统社会，在如今看来又是如此不公、惨无人道，更将流失一大批读者群。近年来，我阅读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资料，对中国传统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愈发觉到中国小说、戏剧中的宗教寓意实在教人沮丧不堪。所有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放弃了最初对幸福、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仿佛唯有放下才能获得内心的平和与觉省。这些著名的小说、戏剧以及最优秀的中国诗词作品都缺乏对人性和人文世界的远大视野，而不能立足于善与理想，以真正的勇气毫不动摇地与一切邪恶对抗。我曾极力称扬《红楼梦》以佛道思想诠释人间苦难的做法，但现在我却对这种所谓的宗教智慧有点保留，正如我在《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里所说：
十多年前，我也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把它推崇备至，但近年来，自以为对中国旧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对《红楼梦》也不能真心满意。在一篇近文里，我就问道：难道《红楼梦》真比得上《卡拉马助夫兄弟》（现译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和乔治艾略特的《密德马区》（现译为《米德尔马契》）吗？曹雪芹当然对小说里大多少女的遭遇绝对同情，也 看到些贵族大家庭生活之恐怖，但他还只能借用释道观点来看破尘世之空，也就等于在理智上否定了他笔下多少青少年男女对生命、爱情的那种渴望，且对迫害他们的大家庭、旧社会作了个妥协。任何人向恶势力低头，虽出于无奈，总是不光荣的；任何小说家借口看透人生而向恶势力低头也同样是不光荣的─包括我们敬爱的曹雪芹在内。
我对这种结局实有我的不满，虽然同时也十分清楚《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传统的重要地位，以及曹雪芹对不服礼教的浪漫主义生活的同情。然而，曹雪芹虽生在封建社会晚期，但他除了将备受折磨的主人公引向佛道开悟，竟然别无他法，实在叫人不能不恼怒。同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不但不探求改变社会，使书中各种传统、非传统的人物都能各得其所，反而还推崇儒家的归隐思想，虽然不如《红楼梦》悲情，但也显得同样怯懦。我想，在传统中国末期，唯一值得追求的理想，大概就是由孙中山发起的政治社会革命，而这种理想显然不是曹雪芹、吴敬梓敢于怀望的。与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以及众多伟大剧作家一样，曹雪芹、吴敬梓以中国文明为所属，对其消极的志气习以为常，因而不曾期望以新制度取代现有的政治、社会和家族传统，过得更自由、更幸福，也更有尊严。当社会不公太甚，他们只会以各种方式独自退隐，以维护最后的情操与尊严。
鲁迅在早期的小说和文章中，将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自欺欺人的习惯视为中国最大的“国病”。《论睁了眼看》（1925）在鲁迅的文章中算是极其尖刻的了，他在文中对惯于瞒骗的中国作家大加批判：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尽管鲁迅的话说得这么不留余地，但我想他对曹雪芹、吴敬梓是相当尊敬的。若说曹吴两人不仅自欺，还故意隐瞒真相将读者带入一种错误的理想，鲁迅大概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们尖刻的敍述手法让人不得不坚信，他们自己也秉持着这种自清的理想与宗教式的觉悟，所以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在字里行间描画庸碌与世俗的不堪。鲁迅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学时，恐怕对中国作家的聪明才智有点言过其实，因而看不到他们身处的文化困境是如此充满讽刺和悲伤。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作家之所以如此耽溺传统的理想，是因为再没有其他的出路，而又正因为他们完全贪恋于这种文化，因而从未想过要“睁了眼看”；鲁迅之所以能够“睁了眼看”，恰巧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之外，还学过西方医学、文学和思想。中国作家诚然怯懦，但妨碍他们睁眼直面人生的，不是他们胆色不够，而是他们在文化上的盲点。
尽管有可能汉朝的儒学理论家们曾为了一统江山而刻意压制思想自由，但我不相信汉朝以来的文人都是理论家的同谋者，故意将人们蒙蔽两千多年。即便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色情小说也可以看到文人们对不孝、淫荡的道德批判，但他们对朝廷、衙门以及豪门富户人家中种种不公平和有违人道的事却置若罔闻。因此我相信，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之徒，中国文人不会都是伪善欺诈无良之辈，他们其实也只是儒家教育下真正的受害者。是他们所受的教育致使他们逐渐麻木不仁，对人世间因法律或习俗的失误造成的悲剧无动于衷。因此，男孩若从小对亲姐妹在家中的劣势地位习以为常，长大后就会自然接受男尊女卑的现实，一言一行便也“萧规曹随”起来。曹雪芹天赋异禀，家庭背景特殊，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位亲近女性的主人公，但反过来说，中国文学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出现贾宝玉这样的一个人物，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学的面貌如何便不言而喻了。
只有那些放荡不羁、视功名如粪土的文人才会平等对待女性，以深刻的见解与善意书写她们。剧作家关汉卿就是其中一位。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尤其是窦娥、赵盼儿、谭记儿，都无可置疑地成为文学中的著名女性。但因为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已成为日常生活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即便是关汉卿、曹雪芹、吴敬梓也无法对她们的悲剧面面照顾周详。《窦娥冤》向来被认作元剧中极其出色的社会悲剧作品，其中充斥着封建社会的诸多恶行。剧中，张驴儿要蔡婆婆将窦娥许配给他不成，准备毒死蔡婆婆以霸占窦娥，结果不慎毒死张父，却诬告窦娥杀人，昏官桃杌最后昧着良心将窦娥处斩。相对头号恶人桃杌，张驴儿其实做了更多的坏事，但这个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像张驴儿、张父、赛卢医一样的恶人，都写得小丑化，叫人难以把他们当做大恶人来严肃看待。
……
虽然中国传统戏剧、小说中的妻女、姨妾、妓婢等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遭受虐待的悲剧人物，但与她们在现实中的凄惨境遇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说来学界早就应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学，但奇怪的是这一领域的女性学者却几乎还没有动笔。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不仅小说戏剧可以解构，在探讨诗歌对女性美的歌颂时，还可看到女性作为大男人主义嘲弄、侮辱对象的悲惨处境。汉朝以来的宫怨诗描绘的孤独失宠的女子，显然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绝佳对象。那些以诗言志的士大夫，甚至皇侯太子，为什么不肯做一些实质的努力去减轻这些女子的痛苦？如果一个皇帝真的对她们关心，至少可以将他后宫失宠的妃嫔全数放出宫去，这样也许还能赢得众史家和朝中公卿大夫的赞赏。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梁太子萧纲委任徐陵将宫体诗编成《玉台新咏》，发放给宫廷女子解寂寞。这些女子是逼于无奈才进宫的，难道还要靠着诗集里其他女子同样的孤独苦闷来化解自己的悲哀，难道不是对她们更大的侮辱？
（书摘部分节选自《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一书，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授权，较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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