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逝世周年】夏衍之女追忆杨绛：你完成了在人间的一切任务后才走

杨先生，我们好像又开始在聊天了，在我的耳边仿佛又听到你那轻轻的、柔柔的带着南方口音的声音。现在的你一定很轻松，耳朵不背了，可以听见我说话了吧？

我和先生一定是有缘的。当时我们都在社科院外文所，她是大专家，我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的一个小编辑。“文革”中“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钱锺书的书桌上从来不肯放毛主席的书，杨先生知道了就连夜打着手电，在大字报旁贴了一张小字报，说这不是事实，这件事激怒了“革命群众”，然后批斗了她一次。另外在外文所一次小型的批斗会中，“革命群众”让学术权威们每人脖子上挂了一个黑帮牌子，手里拿一个盆或者锣，一边敲着游街一边说自己有罪。在这次批斗会中，杨先生真让我敬佩。她最瘦小，但把锣敲得最响、最愤怒，当时觉得这么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胆真大，内心居然这么强大！后来她被惩罚去打扫女厕所，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对此有所回忆：“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时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杨先生后来告诉我那个年轻人就是我，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当时还算是“革命群众”，比较自由，但仍是黑帮子女，对她做个同情的鬼脸完全发自内心。

20世纪70年代我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她在菜园子劳动，我随大队一起下地干农活，都在改造中。所以和杨先生接触得稍微多一点，钱锺书先生当通信员，每天上邮电局取报取信，有空就顺便过来看看杨先生，和她一起散散步、聊聊天，这也是他们最浪漫的一刻。有时见到我们打个招呼，有时还给我们（我和刘慧琴，她是我的好友，也是杨先生的忘年交）带一点当时吃不到的零食。一次，钱先生给我们一个罐头食品，他认为不太好吃，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幽默。

1971年干校由宿县整个搬到明港，几十个人同住一间大宿舍，我们接触更多了。再后来老弱病残陆续调回北京，钱先生和杨先生第二批一起走，大家都为他们高兴。那时是3月份，虽然已是春天，但屋子里还生着火，我和刘慧琴就琢磨怎么做点好吃的给杨先生饯行，于是决定到外面去挖野荠菜，包一顿荠菜肉馄饨给她吃，又剁肉又洗菜，忙活了半天，才发现馄饨馅调得味道太淡，不好吃。为此事我后来一直懊恼，没想到杨先生还记得，写到《干校六记》里去了。

干校回京，他们在干面胡同旧居没住多久，就因“掺沙子”进来同住的那位强势造反派实在难处，被迫“逃亡”，避居到钱瑗在北师大的一间狭小的宿舍，后来又搬到学部七号楼底层的一间办公室居住。那间屋里堆满了杂物，多年没有打扫，脏得很。好在有大家（那些被杨先生称为“披着狼皮的羊”的年轻人）帮忙收拾，很快就弄干净了。他们总算有个地方可以安顿了。房间里只搁了两张折叠床，两张床中间放一个木箱，充当床头柜，另加一张桌子和一个箱子。那屋子正如杨先生所说的，“吃喝拉撒全在此了！”房间靠窗的走廊很深，屋内光线暗淡，钱先生灰尘过敏，一不小心就要犯哮喘，窗缝被封得实实的，空气流通又不好，这可真难为他们了！好在这时钱瑗也在北京，常来看看他们，三个人总可以干自己的事情了：钱先生在写《管锥编》，杨先生在译《堂吉诃德》，钱瑗在学校工作。他们三人只要能聚在一起，再困难也感到幸福。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他们熬了四年，才搬到三里河比较宽敞的单元房。钱瑗在那儿也有了自己的房间，他们仨才真的团圆了。他们多次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三里河寓所真是他们晚年的安乐窝了！

我说我和杨先生有缘，其实他们和我父亲夏衍虽然来往不多，但相互钦佩，相互关怀。我曾多次听父亲对我说，钱锺书是个大学者、活字典，他“中外古今一脚踢”。有一次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李健吾老先生大捧钱先生，我父亲就说，“你们捧锺书，我捧杨绛”，因为父亲原来写过剧本，他品得出杨先生的剧本写得好。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抄录有杨先生文章里的一段话：

人物的对话，口气里可以听出身份，语言里可以揣想性格，但人物的状貌服饰，本人不便报道……若用对话，则需从别人口中道出，这也得按各人的身份，找适当的场合。（——杨绛《旧书新解》，《文学评论》81年4期）

1994年我父亲生病住北京医院，一天，我在三楼走廊里遇到了杨先生。她手上提着暖壶，扶着墙艰难地一步步走着，原来她要去打开水，我才知道钱先生也在住院。回来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他马上说，那不行，得照顾他们。父亲通过官方渠道，通知了有关部门，使钱先生的就医条件得到了改善，并找到了一个好的护工。那时我每天中午给父亲送家里做的菜，常常顺便先到三楼也给他们送一份，他们是南方人，吃得惯我们家的南方菜。

后来钱先生因牙床萎缩，不能装假牙，进食只能通过鼻饲。医院里鼻饲的食材都是冷冻的，不太新鲜，杨先生于是决定自己做。我替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粉碎机（当时不太好买）。可以把鸡鸭鱼肉等食材打碎，让先生吃下去，增加点营养。这就忙坏了杨先生，每天把有营养的菜换着花样做好、打碎，送到医院。这样虽然辛苦，但杨先生没有任何抱怨，我想她为钱先生做任何事都会觉得是幸福的。当时她对钱先生的病情也是充满乐观的。

1998年12月19日清晨钱先生去世，杨先生找到我，说按钱先生遗嘱，死后马上火化，不留骨灰，不搞仪式，她希望最好第二天就火化。我听了大吃一惊，觉得这么大个人物，怎么也得开个追悼会隆重悼念一下。我说不要骨灰，那就和那些不要骨灰的老百姓撮到一块去了？杨先生说，钱先生就是要这样。她希望马上火化，最好明天，让我给想办法。但第二天是星期日，那时北京只有八宝山一个火葬场，一般高级干部火化都得等个十天半个月。尽管知道很难，我还是答应去想想办法。因为1995年我父亲和我丈夫相继去世，八宝山火葬场，我倒是有几个熟人。第二天我去找了火葬场管事的同志。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作人员送走的大人物多了去了，但听说要马上火化，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都很诧异。我求他们说：这是一位大作家，也是一位大人物，他不要搞仪式，也不要租礼堂，一切从简，死者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们就帮帮忙吧。他们中也有知道钱先生的，就破例定于星期一上午举行火化！据旁人统计，说钱先生从去世到火化只等了50多个小时，这在当时算神速了。

火化那天，没来多少人，也没有满屋子的花圈。只有社科院党委书记王忍之来了，他们的无锡老乡李慎之大病后也扶着拐杖来了。机关的同事来得并不多，新闻记者更少，现场比较清静。那天天很冷，杨先生给钱先生穿了一套中山装，里面穿的是女儿给他织的厚毛衣毛裤，外面穿上大衣，戴一顶他常戴的贝雷帽，身上盖了一条白色的单子。我连夜用白色和紫色的花编了一个小小的花盘，经杨先生同意，放在他身上。同时也照我父亲火化时那样，在遗体上洒满红玫瑰花瓣和白菊花瓣，让先生在花丛中安详地走完最后一程！遗体往火化炉推时，同事薛鸿时从工人手中把车接过来，推着钱先生，说：“我也最后送先生一程。”杨先生一身黑衣，沉重地一步一步跟随遗体走到火化炉旁，直到把钱先生推进火化炉，杨先生要目送钱先生走。火化时间不长，因为关照过，火炉风门要开得很大，骨灰少，时间短，杨先生一直站着，虽然她当时身体不太好，但她坚持着没有流泪，没有倒下，内心的痛苦也只有她知道。

杨先生最伤心的事，莫过于钱瑗的走。那么优秀、那么阳光的女孩，那么好的老师，那么孝顺的女儿，怎么就先他俩而走了呢？按杨先生的说法，去世“应是男在前，女在后”，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和钱瑗接触不多，只知道她特别忙，天天背个大书包挤公共汽车去上班。一天杨先生说，阿瑗病了，住院了，可能是扭了腰。一开始杨先生大约真不知道阿瑗得的是什么病，她只知道她的腰有过伤。其实钱瑗是癌症扩散，但当时大家都瞒着她。我也觉得奇怪，怎么扭了腰会住到远郊的胸科医院去呢？她们母女天天通电话，相互安慰。渐渐地杨先生有些不安了，打听出了阿瑗病情的真相。她一面要瞒着阿瑗的病情照顾钱先生，一面还要去远郊的胸科医院看阿瑗。

1997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杨先生给我打电话，口气很急，叫我去她家。我不知什么事，去晚了一些，她接着又打了个电话，语气更显着急了。我一到，她就直接带我到钱瑗的屋里打开她的箱子，叫我帮忙挑选衣服，要钱瑗喜欢的又能搭配的衣服。杨先生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知道，一定是接到病危通知书了。真是欲哭无泪呀！后来杨先生告诉我，钱瑗去世那天她坐在床边，钱瑗没有痛苦，安详地握着妈妈的手说：“妈，我想睡觉了！”就这样安静地走了。钱瑗也是不要留骨灰，但舍不得她的学生们，还是偷偷地把她的骨灰埋在一棵她经常走过的大雪松树下，让她入土为安！

送走了女儿和丈夫，杨先生独自一人回到了三里河的家。她需要用多大的毅力才能把心头的痛压下去！过了不久，她慢慢克服了精神上的创伤，开始整理钱先生的书稿。她把钱瑗住的房间改成了一间书房，做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她告诉我，她天天在这儿工作。

三里河的房子，当时是所谓的高级单元房。入住时阳台是没有封的，后来公家出资为各家封阳台，每家都愿意封，独有杨先生家不封，她说要留一片天空，可以天天往外看看。这样她才看见了窗外老树上那对老喜鹊失去小喜鹊的痛苦，触景生情写下了《记比邻双鹊》那篇感人的散文。

杨先生一生勤奋写作，数量多且品种多。她外语基础好，但从47岁上开始学西班牙语，并翻译塞万提斯的巨作《堂吉诃德》，堪称奇迹，快九十岁时又翻译了柏拉图的《斐多》，更令人意外。

她也是一位奇女子！说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一点不为过。年轻时在国外有一次她把钥匙忘在房里进不了门，居然能翻窗进屋。钱先生吃不惯西餐，她会想着法就地取材，做出钱先生爱吃的饭菜。在上海沦陷期间，她辞去了用人，从斯文的千金小姐变成了家庭主妇，既挎篮子上街买菜又生煤球炉。她不但会做饭，会做衣服，还能爬上凳子修电灯，会用推子给钱先生理发。当然她也命大。虽然在干校几次迷路，差点掉到粪坑里淹死，回北京暂住办公室时，差点煤气中毒，但她都化险为夷了。她生活窍门也多，曾有一次她兴冲冲地告诉我，蜜饯放时间长了、干了，只要用少许红酒泡一泡，就能“还魂”。她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

其实杨先生身体并不太好，先是嗅觉坏了，闻不出味道，她说食物馊了她也吃不出来，得告诉她。后来耳朵逐渐失聪，年老体衰、失眠，还经常感冒……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她能坚持自我保健，做八段锦，天天吃黑木耳，饭后吃一些开心果……这是因为她心态好，一定要把该做的事做完，让那颗受过伤，但也十分坚强的心静下来、静下来，一百多岁还在写作，并且还打了一场官司！

有一事，至今让我不解。“文革”期间，一位“革命群众”抄家时，把他们家一尊鎏金的佛坐像，狠狠地按成了90度角，让这尊佛也低头认罪，永世不得翻身！这尊佛像身体是鎏金的、空心的，比较软，但头却是铸造的。杨先生曾多次说过这尊佛像的脸是最美的。佛像被压弯以后，杨先生只好把它藏起来，她觉得总不能放在外面让佛老对大家低头吧！后来我们提出说想办法找人去修修看。但因为是佛，又不能随便让不了解的人修。正好我弟弟手巧，就交给他修理。他努力修了，但佛的身体还不能完全伸直，他怕再用力佛头会掉下来。后来我找到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好容易才修复到身体差不多能直起来。这尊佛前前后后在我家起码放了三四年，杨先生从来没问起过，可等刚刚修好送回北京，她第二天就来了电话，问佛像修好了没有，她想看看。当时我真是惊呆了！心想我又没告诉她，她怎么会知道佛像回来了？是佛先告诉了她，还是她心有灵犀呢？第二天我和女儿拿去给她看，她见了大喜，立即搂在怀里，高兴极了！

最让人钦佩的是，“文革”期间，在干面胡同住的时候，被那“左派大娘”恶毒地给她剃了阴阳头，当时钱先生急得不得了，怎么办？第二天怎么出去？杨先生临危不惧，不慌不忙，找出了先生以前用过的压发帽，钱瑗剪辫子留下的头发，连夜做了一顶假发，猛一看，还真看不出来！

杨先生，我常常在想念你，但我能回忆起来的却只是一些零碎片段，这些碎片太多，而且我也写不完。

杨先生！我一直觉得你不是一个凡人，你身上有仙气，你完成了你在人间的一切任务后才走。你说，怕你老成这样，地下的亲人们会不认识你。其实你不用怕，他们都在等着你呢！你们仨相聚在天堂，一定会永远幸福！

2016年8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本文选摘自《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