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日是杨绛先生病逝一周年的日子。
在过去的一年里，追怀杨绛先生的文字不断见诸报端，人们谈着她的高风亮节、优雅平和、高深学识，或是与钱锺书的伉俪情深。人们有许多理由纪念杨绛，这些理由正如先生的身份一样丰富：无论是因其身为一位优秀的舞台剧本传作者，还是用二十余年时间译出文学巨著《唐·吉诃德》的翻译家；无论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位被尊称为“先生”的女性，还是在世上少有的百岁高龄时依然坚持创作的作家，杨绛的一生有太多值得人们回溯的篇章。
百岁生日前，杨绛先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杨先生曾在生前向人们提出三个要求：在她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至多七八至亲送送。她大概不曾想到，自己的逝世会引发这样一场“杨绛热”：追忆悼念的新书层出不穷，一些所谓金句在社交网络上被反复发布或转载，肖像画出现在北京地铁上，接受着千千万万人的注视。在丈夫钱锺书与女儿钱媛相继离世后，她孑然一身，羁留尘世17年，按她自己的说法，只为了给这个家“打扫现场”，而她自己身后的现场，只能交由他人打扫了。
旧相识，新文人，那些孜孜不倦讲述杨绛先生故事的人们，总要在这样的故事里提起钱锺书来。然而知妻莫若夫，杨绛先生真正的“好”，大概只有钱锺书最懂得。后者曾说，自己的夫人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更是在妻子怀孕之时，说出“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这般暖言；而杨先生的心愿始终是“做个平常的人，过平常的一生”，与钱先生六十余年如一日的相濡以沫，病了就医，饿了吃饭，缝缝补补，也简简单单。杨绛先生在近百岁高龄时整理出版了钱锺书数十部遗著，这对世纪老人的所成之事令世人仰慕，更值得敬重。
作为作家，他们是独立的创作者；作为相知之人，他们携手共度、交流意见。杨先生曾言钱锺书“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钱杨互评”也成为了一段充满意趣的历史佳话。
在杨绛先生去世一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一书中节选了部分章节，希望与读者一同分享杨绛与钱锺书新婚后留学牛津时发生的故事。
《听杨绛谈往事》（节选）
文 | 吴学昭
牛津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它没有都市的繁华喧嚣，风景幽绝，古朴淡雅，别具一种小城的静美。居民不到十万，淳朴和气，比都市人更富人情味。小城因大学而著称，牛津是英国国学，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声望最高的大学之一。此时有学院二十多所，女子学院四所。虽有总摄，实际各自为政，占地不及一平方英里。我父亲吴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到牛津访问，形容历经沧桑的大学校景“方里集群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浑”。
牛津大学每年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第三学期之后是暑假，长达三个多月。第一学期于十月中旬（第三周的星期一）开学，十二月中旬结束。
钱锺书到牛津，Silcock先生已为他安排好，入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攻读文学士（B.Litt.）学位。阿季本打算进不住宿的女子学院研修文学，如俞大絪那样做一名Home student，但接洽入学时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要入学只能改修历史。她不愿意，于是决定不入学院，而在牛津大学旁听几门文学课程，自修西方文学。
阿季和锺书在校外租得一间较大的房间，做卧室兼起居室，窗临花园倒也幽静。房主姓金Mr.King，提供三餐和下午茶，房间卫生由老金的妻女负责打扫。同寓寄宿的还有另外两个学医的中国留学生。一姓林，上海人，阿季和锺书戏称他“林Doctor”；一姓曾，昭字排行，是俞大絪的亲戚。二人都已学成，当时是访问或进修。
钱锺书是我国庚款留学的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commoner），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男生还有一只硬的方顶帽，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牛津女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在牛津小城街上到处可见穿黑布背心的学生，这道街景曾使阿季当时心里难受，有失学儿童之感。她因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压的父亲开口要钱交付牛津昂贵的学费和导师费，宁愿做一名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学期开始以后，锺书也领得一件黑布背心。在牛津两年，他常穿着这种有黑飘带的黑布背心去埃克塞特学院课堂上课，到学院食堂吃晚饭。牛津规定，学生每周必须在所属学院的食堂吃四五次晚饭。吃饭，就证明这个学生住在学校。吃饭比上课重要。饭费较贵，因锺书有家眷，照顾阿季，他只需每周吃两顿饭。
亏得杨先生手勤心细，对于钱先生任何有纪念意义的物件都收藏保存得那么好。钱先生穿过的这件黑布背心，虽然随着主人屡经战乱炮火，流徙迁移，六七十年后竟还完整如昔。 2003年初国家博物馆为筹备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派员向杨先生征集她父亲杨荫杭老先生以及她本人和钱先生留学英法时的文物。杨先生不仅提供了杨老先生与南洋公学留美同学在美国的合影，亲笔誊录了荫杭先生的题记；提供了他们夫妇留学时拍的许多照片；还拿出宝贝的牛津黑布背心，慷慨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2003年3月，题为“求学海外，建功中华”的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在钱锺书、杨绛提供的展品橱窗前，人头攒动，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当我看见那件熟悉的黑布背心，耷拉着两条飘带，想到当年杨先生曾对它那么羡慕和惆怅，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动。
阿季没有黑布背心，她一人穿着旗袍去上课，总和两三位修女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听讲。牛津大学的大课，在大学楼的课堂上。埃克塞特学院的课，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
阿季没有和锺书一起上过课，阿季上的课，他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但他们在不上课的时候，两人一起上图书馆。旁听生没有作业，不作论文，不考试，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阿季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读书。
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名Bodleian Library，钱先生译为饱蠹楼，藏书五百万册，手稿六万卷。两人在这里埋头用功，确有点像书虫那样饱蠹。杨先生说：“在东吴，学的是我并不感兴趣的政治学，课余常在图书馆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进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满室满架的文学经典，正好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向例不外借。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阿季就占据一张桌子，自己从架上取书来读。读不完的书留在桌上，下次来接着读。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不多，环境非常清静，阿季的心态也平和宁静，她给自己订了一个课程表，英国文学从乔叟（Geoffrey Chaucer）开始，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照文学史往下读。主要作品一部一部从头到尾细读。代表作外，也读有关的评论。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作品以十八世纪为界，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据说这样规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算不上经典。“但十九世纪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等大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经典”，杨先生说。“二十世纪的作者比十九世纪多，越近代，作品越多。这类书都是从牛津市图书馆借的，借到就读，不能按着文学史的先后读了。戏剧、诗、小说，各大家至少看代表作三四部，有的能借到就全看。 Bodleian经典作家的评传（馆中也没有后人写的），能借到或买到就读。回上海后以及 1949年再到清华，能到手就补读。”
杨先生说，“法国文学也是如此，我们都按文学史先后一个个读。莫里哀（Molière）的戏剧差不多全读过。我最不喜欢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书可读。也读两三本小作家如拉康特（Monon Lescout）、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等，轻松，但少分量。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自传《忏悔录》，至今未能读完，太脏。他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等都读过。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不甚喜欢，也读了不少。左拉（Emile Zola）也读了好几本。”
她说，“你不问，我都忘了。”
“英国剧作家我读得很多，巴里（James Barrie）（《潘·彼得》的作者）的剧作和小说，几乎都读过。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我不喜欢，读得不多。还有意大利名作、俄罗斯名著、德国名作，都读英译本。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也先读英译。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至于‘收获’，就只好老实说，‘生小孩儿忘了’。锺书留下笔记，我未留下。我教书时又补读、又重读，但如今想想也忘得差不多了。笔记只是备课用的，无甚价值。我自己觉得说‘读过’好像是吹牛了。
“锺书的法国文学是从十五世纪的维庸（Fran.ois Villon）读起，一路读下去。然后读德文书，他在清华学过德文。然后自学意大利文，拉丁文则有限。主要是在法国那一年肆意读书，做笔记。到集市买菜购物则实习法语。他敢说，说得流利；而我面皮薄，只对房东太太和对门太太说说。”
杨先生感到“文学史上小家的书往往甚可读。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有《沙德·哈克》、写得特好，《奥德塔》两部小说，至今难忘其中气氛。只有诗人能写得出。”英国小说种类最多，航海的、冒险的，她都看；她对船舶各部的专门名称、船员的等级职称等知识，大多由此而来。近代作品杨先生也读得很普遍，直到钱先生去后，她未再读新出作品。
我听说杨先生闲暇时爱读侦探小说，这一爱好也传给了女儿，钱瑗读的侦探小说之多不亚于妈妈。只听说杨先生和钱先生经常在生活中玩玩福尔摩斯和华生，“格物致知”；就请她说说侦探小说。杨先生说：“英国学者多数爱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有科学性见长的，有写世态人情见长的。科学性强就是犯罪计划周到深密，不易破案，能教人犯罪。牛津一位专门研究老庄的英国研究员K.J.Spalding有一架子侦探小说。他说，‘你们爱读什么，随便拿去看。’对侦探小说有同好的，交情也深一层。
“侦探小说，英国最好，也最多；法国不多，比起英国，单调多多，好像只两大家，我都读了。读侦探有二好处，一是好玩，二是为了学习语言。读侦探逼你能猜即猜，不能猜则查字典。我读完全部法文侦探，阅读法国小说可躺着看，不必查字典了。但我总记着老师的话：查一字，即收获一字，以后看见就认得；不查，就失去了，再遇到也不相识。”
我知道杨先生英国文学作品读得最多，也最熟，想问问她最爱哪位作家？杨先生说：“此问很难答。因为各作家各有所长，兴趣可以很广，越读得多，越难说爱哪一人。譬如问最爱哪位诗人，最爱杜甫哪首诗，等等，都带些孩子气。各类文学作品，也各有可爱处。”
经不住我死乞白赖地盘问，杨先生蜻蜓点水式的表示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作品笔调轻快，塑造的人物鲜活，个个别致不同，令人过目不忘。她更喜欢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心理刻画和社会解剖巧妙结合，更有思想价值，更有分量。她说：Dickens是大天才，才气洋溢，惜文字欠佳，Thackeray文笔比他好，但不如Dickens exuberant（活泼、精神充沛）。
杨先生说：“我对于约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没读过多少，我最喜欢他的谈话，佩服他的博学，可怜他的身世，也崇敬他的为人。他的谈话不管有理没理，总很有趣，多警句，有识见，有劲，回味无穷。（锺书也爱Johnson）。我没见过他的大字典，只读过部分序言。他注释莎士比亚非常博学，而且通情达理。小说却十分沉闷，传记看过不少，他的杂文我也爱读，但并不特别欣赏（因为我读书太浮，偶尔重读时，好似未读过）。
“据锺书讲，Johnson每天报道众议院当日的辩论，双方的言谈（某人说什么话）全是他编造的。他探得当日的议程，编造得有声有色。众议员读了他的报道，都以为他在旁听席上亲自听见的。妙不妙？”
我曾问杨先生：在牛津和巴黎，与钱先生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两人相互交流吗？
杨先生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又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杨先生告诉我，她“有些小小的‘歪学问’，常使锺书惊奇”。她说：“一次锺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一字不错，就在日记上说我想‘胜过’他呢。当然是胡说。我读了诗话，苏东坡‘众星烂如沸’句，被诗话作者打杠。我不服，锺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我读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诗，有一句也是‘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上。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但未提我名。”
杨先生白天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读书。白天读外文书，晚上在家读中文书。他们带了一箱子中国旧书，还有笔、墨、砚台、字帖到牛津。两人比赛谁读得书多，年终结算。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实际上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阿季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阿季全算。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钱先生读的中外文书其实要多得多，有的书看几遍。他的体会是：“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他不仅读，还做笔记。先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边读边记，因为那里的图书不外借，只准带铅笔和笔记本，书上也不许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笔记都是回家经过反刍后写成的。杨先生读书笔记做的不多，所读的书中虽包括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不过有的书像诗集、诗话等，也是翻来覆去读几遍的。
杨先生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锺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先生说：“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认真阅读和用心感悟，也大大启发了阿季的创作灵感。她在牛津写的第一篇散文《阴》，就是在读了弥尔顿（John Milton）的两篇轻松的小诗Perseroso和Láiesro后，有所感而写的。阿季原以为弥尔顿很沉闷，不好读，但一路读下去觉得非常新鲜，就仔仔细细读完他的全部著作。
牛津最大的好处是保留着书院式的导师制（Tutorial System），一对一，至多一对二，一个导师带一两个学生的教授法，逼得学生非用功不可。导师（tutor）是学生入学时由校方指定的。锺书的导师名Brett Smith布瑞特—斯密斯。
锺书在班上，第一年训练作文，师生一对一地教学，导师很厉害，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亲自为学生批改作文。Brett-Smith要求Clear，simple（清楚，简约），要Plain English，Good English，不要印度式的Babu English（指堆砌，浓得化解不开）。论文要有未经人道的新见，所以论文往往选僻题，选（没人研究过的）小作家。
我不知道身为“清华才子”的锺书接受这样的作文训练有何感想，不过如此严格的训练肯定使人获益匪浅，于他后来英文的用语典雅精致，挥洒自如，不无积极影响。1986年10月英国女王访问北京时，负责此事的英方官员请钱锺书夫妇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房间喝下午茶。不久来了个名Ullman的，来和钱先生谈学问，钱先生立即反驳，的确是“Johnsonian retort”。（这是Johnson与人论学时的惯态，驳斥对方枪头不得力，倒过来用枪把打。）那位官员哈哈大笑说：“你活该！我早警告你，当着Ch’ien，勿卖弄学问。”Ullman挨了“一棍”也苦着脸笑了。
杨先生说：“锺书在上海和英国人谈学问，颇有约翰生气概。英领馆的Macaleavey（爱尔兰人，剑桥出身，极聪明，老中国通）曾对我说：‘你丈夫的英文，比我们都好，我们都怕他。’Mac口说怕，就是不大怕，真怕他的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头儿Hedley。他往往在锺书一句俏皮话说完两分钟之后，才想明白，忙哈哈‘补’笑。”
阿季在牛津对“一对一”的严格训练很羡慕，她抱憾自己没有tutor给改文章。锺书就权充她的tutor，完全按照导师对他那样严格要求阿季clear and simple，并为她批改作文。不久前，杨先生清理旧物，居然发现了一份钱先生在牛津为她批改的作文，评为Excellent！
在老金家住，不需自己开伙，少了许多家务；阿季每天抽空练字。从国内带来笔墨却没有纸，就在房东送的代餐巾的纸上练。英国朋友、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来访，见阿季临帖，甚欣赏她有此雅兴。锺书起先学郑孝胥体，一撇撇得又粗又长，很难看；后见阿季临麓山寺碑帖，也改临麓碑。
锺书自称从小拙手笨脚，混沌不开，两人的小家由阿季主持。阿季虽然向来庇荫母亲膝下，从不曾管家理财，但宽打窄用，从未向锺书闹过饥荒。锺书佩服得不得了，把财政权全部重托。阿季记的账，他从不看。但见了好书，就忍不住要买。阿季怕书多了难以带回，只说等下次吧。有时，“下次”书就卖掉了。他气得在日记上发牢骚：“妇言不可听。”沦陷在上海时家里最穷，但阿季记账总有多余，就给锺书做猪八戒塞在耳朵里的“衬钱”，让他买书。他经常只讨几文“衬钱”。
牛津不像伦敦那样多雨多雾，晴和之日较多。阿季和锺书每逢好天早晚都外出散步。早饭后散步，方便老金家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散步，为调整身心，阿季称为“养心散步”。除了牛津大学公园、附近荒僻静处，他们专挑没去过的地方。闹市郊区，大街小巷，教堂住宅，店铺邮局，一所所学院门前全走个遍，观光加探险。路上碰见邮递员，就把国内来信当面交付给他们，这时往往有小孩一旁等着，很客气地向他们讨中国邮票。他们看到身材魁梧的警察，傍晚沿街踱步，戴着白手套推推一家家的大门，看看是否关好，没关好的就客气地提醒。
晚上，回到老金家，拉上窗帘，两人对坐读书。
文摘与图片经授权选摘自《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 著），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吴学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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