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奴隶》让人难过,但真实面对奴隶制时,我们却会麻木

已故普利策奖得主阿列克斯·提臧的《我家的奴隶》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关于奴隶制的巨大争议。美国《大西洋月刊》撰稿人格雷姆·伍德根据自身相似经历,谈了自己的看法。

图片来源:David Bathgate/ Corbis

没有人会认为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和他父母对尤多西娅·普里多(Eudocia Pulido,她也被称为“洛拉”)的奴役在道德上有可以辩解之处。但是有些人在谴责提臧一家时,带着比他人更深的怜悯。比如说《纽约杂志》的杰西·西格纳(Jesse Signal)。他将提臧的故事解读为一个关于道德运气的故事,它只是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像提臧这样正派的人,如何牵涉进一串邪恶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在不那么持同情态度的人,比如作为记者兼活动家的乔希·沙阿里亚尔(Josh Shahryar)看来,提臧是一个怪物。

我也曾经是奴隶所有者,我更倾向于用西格纳的眼光看待这件事。1999年,大约有5天时间,我曾有过两个听凭我使唤的童奴。像提臧一样,我并不是主动奴役他们,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得到了他们,那时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奴隶。

故事是这样的。1999年,我飞往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那真不是个度假的好时机。在那里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预定任何酒店。孟加拉人民当时正投身于一场全国性的大示威,所有的机动交通都被禁行了,这次政治示威以一场瘫痪性的大罢工,让全国经济无法正常运行。这次罢工也叫联合休业罢工,它将在第二天早晨开始。如果任何人被人发现在开车,就有被拖到街头惨打的风险——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被砸碎。

和我同航班的一家人,在行李传送处注意到了我的无助境况,他们认为我很难在即将到来的混乱中存活下来,于是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在我决定是否接受这个邀请之前,我的背包已经落在了他们的汽车后备箱里,我也和他们一起坐上了车,前往位于古山(Gulshan)的高档社区。但即便是高档社区,沿途我们也目睹了孟加拉常见的的贫困景象:孩子们睡在薄黄麻垫上、人们用余烬加热破旧的水壶,四处都是敞开的下水道。

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差不多是凌晨1点钟,家长叫醒了两个孩子,命令他们为我准备好床铺。他们——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不超过7岁的样子,两个孩子拖着摇晃的身躯答应了。接下来的五天,在我等待这场罢工停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为我端茶倒水,打扫屋子,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对于他们的款待,我不能以工作或现金报答。当我出去散步带回来一束鲜花的时候,他们会收下花,但带着明显的抵抗。

当我问起这两名孩子的状况时,我被告知他们的父母是穷人,早就放弃了抚养他们,只让他们做家务,以此换取更好的生活。几个月后我才意识到这些孩子其实就是奴隶,而这个词是唯一适合用来描述他们的单词。他们在这个家庭的命令下生活和工作,他们没有选择。在我看来,这和他们有享受空调、被教育读书、没有挨打这些事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即便他们作为奴隶的生活可能要远优于那些我们沿途所看到的自由孩子们——那些孩子睡在马路边上,或者被逼迫着去卖淫。提臧写到,在被命令去休息时,洛拉也还是会打扫房子、做家务。我也有这样的体验,当我告诉孩子们不必整理我的东西时,他们还是会去整理。而我所能回报的唯一善意举动,只有利用我在遥控器上的权力,让他们看喜欢的动画类节目。

我是一个怪物吗?或许是。尽管从这次经历中,我能证实作为怪物的体验非常麻木。真的,接受他们的款待和他们的免费劳动,在当时根本不像是一个道德选择。它什么都不是。作为一个早就有能力使洛拉获得自由的成年人,提臧付诸行动的日子要晚一些。他有许多要应对的事情——这是一辈子的责任,而不是短短五天的自由。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能使道德谴责来得更容易或者更艰难。我怀疑,在提臧的故事之里,它或许更艰难。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奴隶制和那些即使大多数人都觉得反感,但依然长久存在的行为,就很相似了。纽约大学的一位哲学家(也是我此前的一位老师)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向我们展示了奴隶制、缠足和决斗是怎样产生的。如今可能会有人将吃肉、排放温室气体添加到惯例之中,或者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鼓励人们所相信的——将可以救助一个无辜儿童的钱花在无意义的奢侈品上,也归为这类行为。这些堕落行为,几乎是每一个在阅读这句话的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不太可能得到修正。

不知怎的,针对其它这些道德暴行,我们很难倾向于用思考奴隶制度的确定态度来思考它们。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对奴隶制的邪恶采取一种含糊的态度,而是说有些道德讨论被人们很快地理解为天使或恶魔(奴隶制就是其中之一),有些则归因为人类是会犯错误的,这种情境在本质上具有讽刺性和残酷性。很明显,作为这个国家的原罪之一,人们出于一种本能的宗教虔诚,会对南北战争前的种植园奴隶制心怀愧疚。但是这种态度,同样是值得抵抗的。在解释对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钦佩之情时,以撒多·费恩斯坦·史东(I.F.Stone)评论过:“历史是悲剧而非情节剧。”要想将洛拉的故事解读为情节剧,让提臧转动他那邪恶的胡须,无异于请求作者对他自己和他的故事不忠。

(翻译: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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