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公寓坐落在伦敦中心街区的骑士桥街上，他招待我进屋。屋内写作处略显促狭无奇，堆满书和资料，窗外是一座大厦的背阴，视野并不好。如今他年逾六十，以斯达汉诺夫式（斯达汉诺夫是一位前苏联矿工及劳动英雄——译注）的工作方式而出名：成规模的书架上堆满了书，书的厚重程度难以为计数（他著于1990年的，卷轶浩繁的狄更斯传记就有1195页）。据我目测，书架上堆了18本科幻小说，以及超过30本传记和历史书。阿克罗伊德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从他戒酒的传奇故事便可见一斑。
阿克罗伊德的博闻强识让人羡慕得咬牙切齿，他从无“专攻领域”一说，作品主题涵盖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特纳（Turner）的水彩画技巧、“英伦范儿”的起源以及水城威尼斯的历史脉络。尽管作品主题多变，但他对伦敦永恒的爱没有变过——他生于斯、长于斯，伦敦生活浸润到了他的作品中。他对伦敦迷恋太深，以至于难以言表：“我要如何讲出来呢？伦敦永远是我的庇护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地理上还是心灵上的庇护，可能两者皆有吧。
这本新书《酷儿之城：从罗马时代到今天的同志伦敦传》（Queer City: Gay London from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Day）讲述了历史上伦敦的同志群体生活。同性恋话题为他所擅长，以至于人们一直奇怪他为何还未就这个话题出过作品。实际上，他在以往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写过同志生活，包括早年少为人知的作品《阿克罗伊德，P》（Ackroyd, P, 1979）中描绘的异装和变装者，以及1983年他以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虚拟日记形式创作的小说，小说中有一张照片：王尔德站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占星家约翰·迪（John Dee）之间。
阿克罗伊德的这本新书对同性恋领域挖掘得更为深入，内容涉及漫长历史：从凯尔特人统治时期和公元300年基督教传播到伦敦时几乎不可见的同性恋群体，到19世纪伦敦最大的性丑闻（王尔德也身陷其中），再到近期的同志权利运动。如他的其他作品，这本书一如既往，粗暴地包罗万象，实际上却有一种拉伯雷式的幽默。其中一句话引用了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对长发披肩、胡子茂密的凯尔特人的评价，凯撒称赞他们亚里士多德式的“男人间的激情友谊”。而这句话的下一句，便是阿克罗伊德的冷幽默：“你现在仍能在伦敦街头看见（有着激情友谊的）男人们来来往往。”
时代风尚潮涨潮落，但在阿克罗伊德的世界中，历史本身是一种怪异的重复。阿克罗伊德说，“同志（gay）”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同性恋俚语（Polari）中。如果说凯尔特人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震惊， 那英国作家乔叟（Chaucer）在《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提及的赦罪僧的故事，也会让你大吃一惊。阿克罗伊德表示这就是“伦敦同性恋”的原型。同样，在18世纪伦敦的妓院“莫莉的房子”（molly houses）中，男同能互相交往、梳妆打扮、行云雨之事。
和很多同性恋文化研究者不同，阿克罗伊德在研究中并没有忽略女同文化：他带我们愉快地造访了乔治王朝时代伦敦卖人造男性生殖器的商铺，据说在莱斯特广场，除了这个不卖别的。大门紧闭，门后烟雾缭绕，在“和谐洞穴”和“橘子树”之类的爱德华时代俱乐部中，人造男生殖器也屡见不鲜。
“同性恋群体是总人口的一部分，18世纪的伦敦和当今时代一样有很多同性恋酒吧”
2017年，在英国部分同志行为合法化后50年，同性恋文化理应经历了巨变。但在阿克罗伊德看来，变化并没有那么大。
“同性恋游行主题在变，但是本质依旧。伦敦依旧有很多同性恋酒吧、易装行为，公园里仍有专供搭讪的地儿，也有“仅供男士”的酒吧。同性恋群体是总人口的一部分，18世纪的伦敦和当今时代一样有很多同性恋酒吧。”
这些现实并未触及城市肌理，它们时而秘密，时而公开地主宰着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像“流动性别”，到2016年才被收录进牛津词典，但通过阿克罗伊德收集的一个叫约翰·雷克纳（John Rykener）的牛郎的故事，我们看到伦敦人民一直从事着让词典编纂者脸红的事情。
“雷克纳称自己为埃莉诺（Eleanor），身穿女性着装。他有时是服务男性的男性，有时是服务男性的女性，有时是服务女性的女性，”阿克罗伊德耸了耸肩：“他扮演所有性别角色时都十分自然，从未觉得危险。”
阿克罗伊德的书毫不掩饰，让人大开眼界，但他却拒绝将自己带入写作框架中。他坦率地表示不爱讨论自己（比如说，“我没有意见”），并且警惕将亲身经历融入写作中的想法。
阿克罗伊德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成长于英国阿克顿东的市建房中。他深知自己同性恋的身份。父亲在他婴儿时期离开后再也没回来（两人后来有简短联系），母亲奥黛丽（Audrey）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成长期间灌输了很多宗教内容。当时他只是个孩童，正如父亲的离去是个禁忌话题，性取向也不能被提及。他的母亲在多年前就已过世，而他从未向母亲提及过自己的性取向。后来也没提过吗？“没有，”他简短地摇摇头。你和母亲亲密吗？“并不怎么亲。”
阿克罗伊德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完成学业后去了耶鲁深造。很快，年仅24岁的他成为了《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的文学编辑。他出版的第一本手写诗集《喔唷》（Ouch!, 1971）的前言写得很美：“这首诗拍了马戏团男孩的马屁，他终于知道了/他真正的价值。”
在后一本诗集《珀利的消遣》（The Diversions of Purley, 1987）出版时，他打了退堂鼓，换了个笔名，将诗中的“他”变成了“她”。“这主要是为了我的家人考量，他们尚健在，了解到这些可能无法承受。由于他们对我的性取向和创作毫不知情，所以我选择隐瞒。如今我有点后悔当年的决定，但是事已至此。”
那也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缪斯女神带着灵感离我而去，这就是原因。”
那时他和布莱恩·酷恩（Brian Kuhn）在一起，酷恩是他在耶鲁认识的舞蹈家。这对情侣一直相守到1994年，直至酷恩由于艾滋病去世。（此后阿克罗伊德有过一任伴侣，但如今恢复单身）。酷恩之死引发了他在《酷儿之城》中对艾滋病降临时复杂变幻的医疗系统和死亡的震撼描述：“现实让人难以承受。发病的症状是发烧、颤栗和流汗，视力模糊和腹泻，精神紧张疲乏。唯一能缓和病症的是止痛药、自行的，无穷无尽且不明产地的药物注射。定期去医院接受治疗的确有损个人尊严，但当隔壁病床躺着一个蜷缩身体的将死之人，你可能就不那么想了。”
他从没想过写写自己的事儿？“我不会那么做的，除非我做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
我深陷书中一反常态的自白里显而易见的痛苦中。他有犹豫过写这段自白吗？“我尽量干净利落地写完自白，不牵涉我个人生活，”他大声说，“我不信任在叙述中掺杂作者生活的那些书，粗俗。”
他从没想过写写关于自己的事儿？“我不会那么做的，除非我做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
实际上，过去二十多年来，阿克罗伊德的写作过程一直没怎么变。一位研究助手（如今变成了两位）负责搜集期刊和资料来源，将其编纂进档案资料，阿克罗伊德则将它们分门别类地做成速记笔记，或是组织成主题资料。他对连续性和巧合的心理地理兴趣是性格使然，但更直白地讲，是他工作方式的产物。“当你将各种资料拼凑起来，就能挖掘到平常很难发现的联系和模式。”
他对于事实有近乎葛擂硬（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般的执着追求，但如今他似乎在缓慢放弃。他曾经同时操刀三部作品：一本历史类、一本传记、一本小说，并照此严格规划自己的写作时间。目前《酷儿之城》已经完工，剩下的还有英格兰历史六部曲中的后两部，这是一个大部分人都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但以阿克罗伊德的标准，则似乎是轻而易举。
我很震惊。我问他：你如今还有什么有待创作的作品？他闷闷不乐地告诉我，他原本还在写另外一本小说，但是后来放弃了。“让人很失望的是，我在搭建内容框架时候受挫了。希望有一天会有小天使指点我重新构思情节。 ”
阿克罗伊德经历过作家的瓶颈期吗？“之前从未发生过，在这之前我就停止写作了。”
就其他方面而言，他也开始更加顾及自己的精力。他卖掉了在布卢姆茨伯里的办公室，连同街道拐角处的另一处公寓（用他的话来讲，“它们的价值远不及带来的麻烦”）。由于之前的腿伤尚在慢慢愈合，他行动不便。虽然能外出，但出一趟门十分费力。阿克罗伊德如今依旧喜欢小酌一杯，但仅限于夜晚，且量少。（并不是遵医嘱，他闷闷地笑道，只是出于自我保护）。阿克罗伊德仍然习惯在外用晚餐，但也常在电视前兴奋不已。“我什么都看，真的什么都看，”他低声嘟囔。
当问到阿克罗伊德能否想象没有写作的生活时，我原本预料他会像之前一样坚定回答“不能”，宁愿砍掉胳膊也不能放弃写作。但阿克罗伊德却踌躇道：“目前而言，我的确无法放弃写作，但我不能下定论。有时候人们把想说的都说了，就停下来了。”他语气中带些不满：“很多人都停下来了。”
我告诉阿克罗伊德: 很难想象你会穿着拖鞋到处晃荡，为了找乐子而读书。他语气顿时强硬：“不一定，我真的会那么做。”
（翻译：黄文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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