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呼吁在各种工作环境里提高女性的比重，特别是在中层管理层、还是CXO级别或者董事会里。女性正日益成为商业世界里的重要权力把控者，这是响应性别平等口号，也是大势所趋。根据2016年的麦肯锡《女性议题：颠覆工作环境，解锁性别多元潜力》报告，从宏观国家角度来说，缩小性别差异能有助于提高GDP。在女性在经济中的参与度能与男性发挥同等潜力的理想情境下，世界GDP将能在2025年增加28万亿美元。
而在微观角度看，当问到为什么公司应当优先改善性别多元平等状况时，第一位原因总是“能带来更好的商业表现”，“创造公平环境”及“为公司带来正面形象”。过往的论调一直热衷于强调女性在职场中带来的正面影响：领导力战略研究者声称，拥有性别多元的管理团队的公司在市场表现上跟只有男性管理层的公司相比有持续性的更好市场表现，因为女性领导者可以跟男性领导者一样有能力，并且由于更懂得倾听、分享建设性批评、保持开放思维的天然领导力而在今日的商业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这个政治正确却在学术界遭到质疑：根据众多的严谨且经过同行鉴定的学术研究显示，更多的女性董事会成员并不一定会改善或恶化公司的商业表现。事实上，董事会的性别多元程度与董事会的表现仅仅有着微弱的关联性，或者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
Post和Byron（2015年）对140个涉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90000余公司董事会性别多元性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而Pletzer、Nikolova、Kedzior和Voelpel（2015年）从更小的20个同行鉴定学术期刊发表报告范围里验证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度与公司财政表现的关系。两者南辕北辙，却殊途同归：没有证据能证明女性在董事会的存在确实对公司表现造成了影响，即董事会性别多元度与公司表现之间几乎没有或仅仅只有微弱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女性首先是因为性别平等要求而被指任为董事会成员，而却并不一定能为公司表现带来必然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咦，说好的“性别多元能促进正确选择”呢？为什么在实际定量研究中并无体现？以下是几种可能解释：
被任命为公司董事的女性本来在价值观、经验及知识上就不比已经在任的男性有显著差异。尽管通常来说，男女之间在价值观、经验及知识上客观存在一定差异，但这个结论对董事会成员并不一定适用，毕竟他们都需要以自身专业成就、经验能力而获得任命。以同样的选择标准选出来的恐怕也是彼此相差不大的人。
尽管女董事本身与已在任的男董事确有不同，她们不一定会在董事会中发声，或者缺乏足够的影响力。作为少数族群的个体，她们往往会在发言前自我审查，不像占主导的男性董事们那么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自己的观点与主流观点相悖时；再者，纵使她们真的勇敢发声了，主导群体也有可能并不把她们的观点当回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认知多元性的优势便无从发挥了。
纵使女性董事确实在董事会中发声并作出选择，她们的影响也未必总是积极的。比如说，Chen、Crossland和Huang的2016年研究就显示性别多元的董事会的收购行为会比全男性董事会少。那这对公司表现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收购兼并可以带来一本万利，也可能造成严重亏空。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董事会里提高女性的比例并降低冒险几率带来的平均效应就可能是中性的。
即使提高女性董事比例的确有助于改善认知多元性及作出正确决定，公司可能只看到财政表现的改善，而没有股市回报。研究显示性别多元的董事会在财政表现（销售量、盈利、资本回报等）上比单一性别董事会由微弱优势，但在股市回报上却没有。
那女性CEO呢？仍然是类似的结果：Jeong和Harrison的2017年研究报告显示CEO性别多元与长期公司表现的确有正相关性，但很小（只有0.007，近乎为0）。
说到最后，女性董事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显著改变吗？有的，董事会的性别多元度与公司社会责任度呈更为明显的正相关趋势，达0.15。这不算很强，但已经要比前面的明显多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的相关性并不能反映一个因果关系。再者，由于公司表现并不是实验室结果，调查人员无法人为控制变量进行精确研究进而使因果关系成立。
这次的研究结果对近期的职场女性赋权运动不啻是一个小小的打击，因为大量的数据最终只证明职场女性并没有发挥出先前期望的“正面影响”。但别灰心，我们可以从同样的结果中得出另一种解读：没有正面影响，但至少没有负面影响，女子未必不如男；微弱的正面影响可能与女性领导层仍属少数族群，无法全面发挥潜能有关。纵观全局，打破性别不平等的玻璃天花板仍然能给公司带来帮助。如果说这个帮助不够大，那么可不可以说是性别多元的真正实现之路，仍然漫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