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赤裸生命的三种形式

汪民安拓宽了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边界,探讨了政治、经济、文化三种不同形式的“赤裸生命”。

张之琪 2017/05/16 09:00 | 评论(3)A+
来源:界面新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计划之一。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在对大屠杀进行反思,汉娜·阿伦特用“平庸的恶”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恶只是无知的一种表现,是普通人不假思索地听命和从众的后果;齐格蒙特·鲍曼则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告诉我们,正是由于现代官僚制和现代技术、分工的合谋,大屠杀才可能如此大规模、高效率并且完全丧失道德同情。而乔治·阿甘本则在《神圣人》中回答了纳粹是如何将原本享有德国公民权的犹太人变成毫无反抗能力的俎上之鱼的,这里就涉及到阿甘本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赤裸生命”,纳粹正是通过《纽伦堡法案》和一系列的“血腥之夜”彻底剥夺了犹太人的基本人权,将他们打回不受任何政治和法律保护的“赤裸生命”,才得以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戮,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乔治·阿甘本(Gioigio Agamben)是当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1942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1965年毕业于罗马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文献学、诗学和中世纪文化。阿甘本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他最著名的“神圣人计划”(homo sacer project),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他回应了阿伦特和福柯对于极权主义和生命政治的研究,他提出的“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等概念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阿甘本1990年代的代表作《渎神》《论友爱》《裸体》中文版问世之际,中国学界的八位阿甘本研究者聚集在北京现代民生美术馆,以“哲学的现在”为主题对其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与会学者合影

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整理了汪民安教授在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他的发言围绕阿甘本在《神圣人》一书中提出的“赤裸生命”概念展开,并在阿甘本对“赤裸生命”的定义基础上拓宽了这一概念的边界,探讨了三种形式的“赤裸生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文化上的。

汪民安:赤裸生命的三种形式

阿甘本的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赤裸生命”(bare life),在《神圣人》开篇的第一章,他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有两个不同的词都可以用来表示“生命”(life)这一概念,一个是zoe,另一个bios,但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zoe在词根上词根与zoo相近,它指的是一个“活着的生命”,除了活着之外,它没有生命的形式和风格,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生命”,也称为“赤裸生命”;bios与zoe恰恰相反,它指的是人在活着之外发展出的一套特定的生命形式和风格,比如他会参与政治活动,要面对经济和伦理问题,阿甘本将这一部分的生命称作“政治生命”。

《神圣人》 阿甘本 著  吴冠军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7月

为什么称其为“政治生命”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即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之所以可以超越动物性而获得人性,是因为人要在共同体里参与公共事务,正是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人才从动物的生命状态获得了一种政治状态。从欧洲的哲学传统来看,只有加入到共同体之中,与其他人打交道,这样的生活才是一种良善的生活,并且可以在共同体中受到保护,获得安全感,良善并且安全,这是对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或者说“真正的生活”的定义。

《尼克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著   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3年11月

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一观点在宪法中得到了落实,《人权宣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出生在哪块土地、哪个国家,你就自然而然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这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这个国家主权的保护,也就是享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权。换言之,就是一个人自出生之时起,就自动加入一个共同体之中,自动变成一个政治动物,自动从zoe进入bios的状态。

阿甘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他思考的是,当我们在一个共同体中获得了政治保护之后这一保护又被剥夺的情况,也就是我们从政治生命被打回赤裸生命的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希特勒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包括《纽伦堡法案》、“水晶之夜”等事件,把犹太人的公民权剥夺了,使他们重新回到赤裸生命的状态。犹太人可以被投入集中营,在毒气室里被瞬间大规模地杀死,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从人被贬为动物,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而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就是阿甘本所讲一种政治上的赤裸生命。

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那么只要在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之下,一个人就可以免于沦为赤裸生命吗?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赤裸生命”这一概念的边界,我们还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路边的乞丐,他们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他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被视为一个“赤裸生命”?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是否参与政治;而在洛克看来,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人拥有财产权,也就是说,对于洛克而言,最基本的人权是财产权,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才能够得到法律和政治权力的保护。那么无产阶级是什么,无产阶级就是动物,有的只是“活着”。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资本家想让他们活着,充当资本家的生产工具,资本家给无产阶级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只够让他们活着并进行再生产。换言之,即便一个人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但是在经济上一无所有,那么他同样也是一个“赤裸生命”,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种“赤裸生命”。

约翰·洛克

当然,马克思的传统和阿甘本的传统不一样,马克思特别强调斗争,无产阶级虽然是赤裸生命,但他们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可以推翻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阿甘本这里,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现代赤裸生命的反抗策略,比如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有没有反抗的潜能,阿甘本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马克思却把无产阶级反抗的潜能分析出来了,并且这种潜能被列宁现实化了。

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赤裸生命,我认为还存在文化上的赤裸生命,典型代表就是福柯最后一本书《说真话的勇气》中谈到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创始人第欧根尼就是一个街头乞丐,每天在木桶里泡着,什么也不做。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没有祖国,没有家乡,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也就不受任何政治和法律的保护;另一个就是他极度贫困,或者说这种极度贫困是他主动追求的结果,因为他对任何私有财产都不屑一顾,认为任何外在的东西都应该抛弃。因此对于第欧根尼而言,生活应该还原到最简单、原始的状态,就是只维持最基本的“活着”。

第欧根尼

在我看来,第欧根尼构成了第三种“赤裸生命”的形式,那就是对文化彻底地拒绝和抛弃,他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并且这种赤裸状态不是由于被他人剥夺而形成的,他是由于主动追求这种赤裸状态而进行了自我剥夺。在他看来,生活的价值就是像动物一样,过纯粹自然的生活,而真理恰恰在这种纯粹自然的生活中才得以显现。换言之,对于第欧根尼而言,赤裸生命并不意味着悲剧、贫贱或者羞耻,反而代表了真理和美。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努力地想要抛弃动物的生活,要获得政治、经济的保护,而像第欧根尼这样的古代人,却恰恰想要成为一个纯粹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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